世界凭什么和平共生_(日)石原享一著;梁憬君译_9787501247905

本书作者结合自己以及亲朋等人对各国思想、文化、规则与习惯等方方面面差异的感受与调查，全方位阐释了如何增进互相理解，化解摩擦与冲突，以达到各国之间和平友好、互利互惠地交流与合作，最终达到抑止战争、构建世界和平与和谐的目的。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声称向恐怖主义开战而进攻阿富汗，并将战火扩大到了伊拉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分别投入兵力至今都已超过10年。然而，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当地人来说，战争不仅没有带来和平稳定的生活，还让他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使社会陷于更加混乱的境地。“派军队过去，情况就能改善”的这种说法根本无法成立。日本也赞同这一同恐怖主义的战争，为美国舰船供给石油，甚至还向伊拉克派遣了自卫队。以美国为首的各主要发达国家即使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生命和成本的代价，得到的结果依然惨痛不已。2009年成立的鸠山民主党政府停止了日本自卫队在印度洋上进行的燃油补给活动，并明确了将致力于向阿富汗提供民生援助的方针。虽然不付诸于行动就没有意义，但这一方针本身还是一个极其正确的选择。
　　为了达到不依靠武力实现和平的目的，什么方法是有效的呢？本书呈示出的方式之一就是构筑广义和平，克服文化摩擦。日本想像美国一样，用派遣军队的方式来进行国际贡献的做法，简直太缺乏水平和创意了。这并不意味着不加防备地盲从对方，而是要像鹤见和子写的和歌“以暴还暴外，人类无它智？”一样，要更加绞尽脑汁地去探索具有实效性的和平之路。如果从战后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哪些是日本独领风骚的领域就自然一目了然了。
　　即使是从日本与东亚地区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的关系来看，日本也有许多事情要去做。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对日本产生直接影响。对日本来说，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徒劳地煽动对中国的厌恶感，内向的封闭起来的做法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希望中国发生改变，必须为此积聚智慧，自己也必须发生改变。这就是为构筑和平共生关系的礼法。
　　本书是笔者前一拙作《世界往何处去》的姊妹篇。前一本书主要从国际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探索了构筑广义和平的可行性，并在该书的最后，笔者以“为了阻止战争和恐怖主义，实现和平，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无论是在工作岗位，还是在社区，或是在学校，如果每个人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智慧，就一定能开拓出道路来”作为结束语。以此为承接，本书将从社会文化的领域来论述相互理解和国际交流、国际合作的意义。本书不同于前一本书中主要涉及制度和结构问题，而是主要把焦点集中在作为这些制度和结构实施者的“人”和“文化”上，因为支撑着和平构筑最前线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仅靠轰轰烈烈地向海外派遣维和部队来恢复治安，或在国家高层的层次上进行外交谈判并非是实现和平之路。远不如通过日常的经济文化交流，加深互相理解更具实效性，而且长期来看也会成为迈向和平的坚实基础。日本国内的不少人士不是都对近年来偏向排外和加强军备的论调感到腻烦厌恶吗？如果本书所想表达的讯息能够传达给这些人，并能让他们稍稍振作起来，对笔者来说将喜出望外。
　　本书文中引用或提到的人名全部省略了敬称。参考文献一并附于卷末。

　一、围绕礼仪产生的文化摩擦
　　去国外或同外国人交往时所体验到的文化摩擦也许就是因为礼仪礼节的差异而引起的。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存在着礼仪礼节上不同年龄段之间的代沟。无论是在什么时代，老年人总会为年轻人不懂礼貌而唉声叹气，而年轻人又总想打破形式主义的旧习。书店里摆满关于婚丧嫁娶礼仪的书籍，甚至还有面向为高中、大学毕业生做好踏入社会的思想准备而开设的学习社交礼仪讲座。由此可见相当多的日本人对礼仪还是十分关注的。
　　日本的用餐礼仪中，由于混杂着日本料理、中餐、西餐的礼仪，所以比较麻烦。手不端着碗碟是西餐和中餐的原则，而把碗碟端在手里则是日本料理的原则。
　　在日本料理中，将食物从大的碗碟分盛到自己的小碟子里时，不光是分盛时要用手拿着小碟子，在吃的时候也要用手端起小碟子才符合日式礼仪。日本人中，有些人吃饭时就直接将碟子放在桌子上，采用“手碟”（用手代替碟子，接在夹着菜的筷子下面）的方式。这也是礼仪上的一种错误。还有些人经常使用“逆筷”（为了不让沾了自己嘴巴的筷子前端触碰到碗碟里的食物，就特意倒着拿筷子利用筷子的另一端来分取食物），这也是违反礼仪的。因为这样不光自己的手捏过筷子的部分触碰到了食物，而且食物也沾染到筷子上的手握处。这时使用公用的筷子才是符合礼仪的。
　　公用的筷子要放在碗碟的旁边，而不是放在碗碟的上面。因为日本人不喜欢这种把筷子架在碗碟上的“架筷”方式。不知道吃哪个时，筷子在碗碟里挑来挑去的叫“迷筷”，这被认为是很没吃相的。
　　笔者虽没有这么麻烦地吃过，但据说吃生鱼片和寿司时，手端着盛酱油的味碟吃才符合餐桌礼仪。在日本吃米饭或喝酱汤时，如果把碗直接放在桌上而不端在手里的话，会被说成是“狗舔食”而招人反感。但在中国和韩国则常常认为把汤碗和饭碗托在手里的吃法是一种家里穷得连饭桌都没有的乞丐似的吃相。
　　在日本吃乌冬面和荞麦面时发出声响被认为极其正常，甚至还有畅快地“嘶嘶”吸食热气腾腾的拉面的广告。但无论是西餐还是中餐，喝汤吃面时发出“嘶嘶”声都是禁忌。咖啡和红茶也不能“嘶嘶”地吸饮。还有把餐巾贴在胸前的乌龙茶广告，但其实把餐巾平铺在膝盖上才是正确做法。把餐巾放在椅子上只是中途暂时离席时的做法，退席时则要放在桌上。
　　无论采取哪种吃法，都是把食物吃进肚子里，按不按礼仪来做并无太大区别。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太在意礼节甚至到了要去听讲座来学习的地步。但反过来，违反礼节有时会破坏心情，还会让人感到被侮辱。即使是在日本人和日本人之间也会因礼节产生此类纠纷，所以日本人和外国人之间存在的令人更为惊异的礼仪差异有时也会成为引发文化摩擦和冲突的原因之一。
　　越是讲究规格的宴会，座次的问题就越重要。外交和企业的招待宴会上，如果弄错了座位的次序和上下座，仅凭这点就有可能得罪对方，使谈判以失败告终。一般来说离入口远的席位是上座，离入口近的是下座。日式房间里，壁龛前是上座。而在中华料理店多是圆桌的情况下就有些麻烦。按日本的礼仪，如图2-1所示，离入口越远的越是上座。相反在中国，如图2-2所示，主人一方的二号人物在靠入口处就坐。于是最终不得不以在日本则按日本方式，在中国就按中国方式来入座。这个问题要不事先同对方商量好的话，中日间就有可能会因座次产生一些纠纷。特别是在政治家和高级官员当中，有些人把序列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要注意这一问题。
　　图2-1 圆桌的座次（日本）图2-2 圆桌的座次（中国）
　　欧式宴会的座次中还有英式和欧洲大陆式的区别。虽然两者都使用的是长方形饭桌，但英式是女主人为上座，坐在长方形饭桌短边一侧。而欧洲大陆式则是男主人为上座，在长方形饭桌长边的正中间就坐。
　　有驾驶员的车内也有座次之分。无论是右方向盘还是左方向盘，前进方向的后排右侧为首，左侧为次，副驾驶位最末。但在由朋友开车的车内，副驾驶位就成为首席。在讨厌阶级歧视的澳大利亚，不管是出租车还是高级轿车，客人都坐在驾驶员旁。
　　在中国如“左迁”这一汉语词汇所示，自战国时代起，右较之左为上位。与此相反，在日本，一直以来比起天皇右侧（相对而视即左侧）的右大臣，左边（相对而视即为右）的左大臣地位更高。传统的古装人偶以前也是男性人偶放在女性人偶的左侧。然而从大正天皇即位典礼时起，左右的地位发生了逆转，变成男性人偶站在女性人偶右侧的欧式。现在无论是在哪种结婚典礼仪式上，即使是神前结婚，新郎都站在新娘右侧。在日本的结婚典礼上，这位置也适用于陪同，新娘的父亲陪同入场时，父亲走在新娘的右侧。但这并不是国际标准。在2008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结束后的宴会上，就像益川敏英博士陪同小林诚夫人一样，按照欧式，男性走在女性左侧才是陪同的原则。仅这左右的地位就有如此麻烦的差异，所以还是别对自己的座次太吹毛求疵为好。
　　在今后愈发国际化的社会里，经常会听到“让我们成为国际人吧！”这一说法。国际人只会英语是不行的，必须能做到国际理解，还要自身兼具国际感觉。寺谷弘壬认为“国际人”所具备的条件之一就在于懂得国际礼仪。
　　在寺谷的著作中介绍了下面一些轶事。按照欧美的标准，上下电梯和汽车时要让女士优先。进入宴会会场时也是让女士先行。就餐入座时，女宾客一进来，男性必须一一从座位上站起来迎接。长期在海外工作的某位日本外交官平常就很烦这些繁文缛节，所以回国时在日本国内举办的一个宴会上进行了小回击。这个外交官对理所当然地想要先入会场的妻子说了声“喂，这是日本！”后，径自先进去了。
　　接下来的例子也是前面提到的寺谷的著作中介绍的。某位日本政府高官访问美国时，在宴席上意外被要求致辞，当时他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说什么为好，尴尬地沉默了30秒后，仅仅吐出“谢谢”两字就从台上走了下来。大家听后都不禁觉得这句话里包含了强烈的无以言表的感谢之情，于是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就是“致辞越短越好”这一格言的实践。
　　据国际能源署（IEA）署长田中伸夫的随笔记载，在某次晚宴上安排让沙特的石油部长来提议干杯。这位石油部长大喊了一声“干杯”后，就立刻走下了主席台，结果与会人士笑了起来。这并不是因为这位部长省略了冗长的致辞，而是据说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干杯后还要做个简短的致辞这一惯例。由于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国是禁止饮酒的，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干杯这一习惯。而在日本，人们往往会认为不会喝酒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商社职员，但如果是派往伊斯兰教各国的话，还是不会喝酒的人为好。
　　在让女士优先的实践中，其实笔者也曾有过失败的经历。这是笔者在下榻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家外资酒店时发生的事。笔者为去吃早餐而乘坐电梯时，一对中年夫妇已站在电梯里面。抵达餐厅所在楼层时，想到自己靠入口较近，先下电梯的话就不会妨碍他们，于是笔者没有礼让他们先下，而是自己先走出了电梯。笔者原本是为这对夫妇考虑的。这时才听到这位女士在笔者身后不满地嘟囔着，而那个男人故意大声地安慰她道：“因为他是个日本绅士嘛！”
　　志绪野真里曾作为导游，长期工作在旅游行业的第一线。据志绪野本人的体会，外国游客在入住日式旅馆时，常常发生的文化冲击有以下四点：
　　（1）不踩在踏板上脱鞋，而在外玄关处脱鞋。
　　（2）直接穿着拖鞋就踩进铺着榻榻米的房间，坐在坐垫上。
　　（3）在大浴场里，穿着日式浴衣或把浴巾围在身上就进入浴池。
　　（4）不穿内衣，直接穿着日式浴衣盘腿而坐。还有把浴衣的右衣襟在上（对视的位置）错穿成左衣襟在上（在日本是死者的装束穿法）。后者弄错的以女性居多，因为女士西装的穿法是左衣襟在上。
　　外国游客会对日本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礼仪和习惯感到吃惊，相反日本人也会对外国人不经意的行为感到目瞪口呆。外国人在日本体验到的文化冲击对日本人来说也是一种文化冲击。
　　荷兰人西蒙·劳瑞（Simon Laurie）作为Equant公司的社长，曾经长驻日本。据他所说，即使荷兰人说要请客吃饭“treat”（招待），也并不意味着就是由他来出钱，他顶多只是替自己挑选餐厅而已。顺带说一下，“AA制”英语叫做“Dutch treat”(荷兰式招待）。这词在普通的英语字典里也有收录。
　　印度青年沙尔玛（Sarma）作为留学生来到日本留学，毕业后在日本有商贸从业的经验。他对日本文化感到别扭的一点就是日式咖喱饭的吃法。咖喱饭还是充分搅拌后再吃味道会更好，而日本人却认为不能搅拌。还有他对日本人喜爱的卡拉OK好像也无法适应。沙尔玛认为卡拉OK就是把身份低下的艺人所从事的工作用免费方式来提供的一种服务。
　　伊藤雅雄长期从事中日间的旅游行业。伊藤所经历的中日间的观光文化摩擦也很有趣。比如来自中国的游客普遍感觉日本的酒店房间非常狭小，所以他们会把房门打开，并和旅行团的友人相互串门并大声说话。有时其他客人会向酒店对此事进行投诉。还有些中国游客会在日本的餐馆里吃自己从便利店里买来的关东煮和饭团，甚至还有人找餐馆要泡方便面的开水。在中国吃烤章鱼丸是不拌沙司酱的，认为沾蛋黄酱和芥末才是日式的吃法。在中国游客的观光巴士里推销的日本小礼物中，像 “可吸附农药的活性炭”、“贴在电视或手机上防电磁辐射的防辐贴”之类的新奇商品很受欢迎。
　　众所周知，中国人不爱吃冷食，喜欢热气腾腾的饭菜。一架北京飞往成田的日航班机因大雪紧急着陆在关西机场。在着陆后过了5个多小时的凌晨3点左右，日航方面才迟迟给滞留在机场中转的中国乘客分发了三明治。正在大家又冷又饿时给的却是冰冷的食物，这更加激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就算是送上价格便宜，但热气腾腾的泡面恐怕也要比这好得多。
　　通过上面列举出的文化摩擦的事例，可以知道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并非轻而易举。这其中还有虽然身为日本人却想支持外国人想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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