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嘉学派之学术思想_董金裕著_9787547320976

本书概述了永嘉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包括其学之兴起、转变乃至衰歇的情形与缘由；重点则在于绍述、阐发各阶段代表人物之传略及其学术思想，计有北宋永嘉九先生（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沈躬行、赵霄、张辉、蒋元中）、南宋郑氏兄弟（郑伯熊、郑伯英）和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继而类分为南宋末年、明末清初、清道咸同光及民国以降四期，各举其信而有征之实例，论述永嘉学派诸子学术思想之影响。最后，本书以结论指出：永嘉之学所讲，重在“经世致用”之实事实功之建立，与宋学各派所讲“内圣外王”立场虽未必尽同，然其欲拯斯民于水火而同登于衽席之上者，目标其实一致。书末有附录三种，除参考书目举要外，另有宋永嘉学派诸子生平著述年表与著述考略，以为有志于考索永嘉学术者之助。

宋代学术，要以理学最称大宗，其学倡自北宋周、张、二程，以迄南宋之朱、陆，而达其展演之高峰，“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宋史》四百二十七《道学传》序）。惟自有清乾、嘉以来，汉学递兴，学者渐以非毁宋儒为能，于性理之学未免贬之太甚，善乎阮元之言曰：“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清史稿·儒林传》序）汉儒宋师，盖本《周礼·太宰》九两，师以贤得民，儒以道艺得民而为言，立言可谓平允。顾天下学术，传衍既久，要不能无弊，夫理学家既以为道在人心，理备天地万物，但能穷天地万物，以合于我心之灵觉，即谓之道，于是遂不免“以孝悌忠信为浅近，而驰心于空虚窈远之地”（《十驾斋养新录》十八《清谈》），于汉、唐诸儒之说，视之若弁髦，弃之若土苴，从此心性事功分为二道，儒林道学判若两途。虽云道学家于国计民生非不措意，然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相对而愈淡，故程朱诸子诚为宋学极轨，而徒众既广，流派益多，浸假而至于举一切福国利民之事而弗道，以为诚正当讲，治平可略，甚者侈言心性，猎取语录中一二语，以相标尚，抑又何异于江左之清谈耶？而值国家多难，民生凋敝之秋，似此行径，自为有识之士所不满。章学诚谓：“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明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文史通义》外篇《家书五》）于是永嘉诸子遂起而绳弊矫偏，致力于古今成败、典章制度之考索，以期见之实事实功，有补于国计民生，故黄宗羲云：“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蒙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务之变，不知为何等也。”（《宋元学案》五十二《艮斋学案》）是则其于道学家之说，凡有所攻诘者，要非无所见而然也。考永嘉学派，自北宋庆历年间，王开祖、林石、丁昌期三先生导其源，迨南宋宁宗嘉定末年，计时约二百年，盖胚胎于北宋元丰九先生，暨南宋郑伯熊、伯英兄弟，而大昌于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凡此诸家，实为中心人物。较其学术思想，以之颉顽濂、洛、关、闽诸贤，实无逊色。故《宋元学案》云：“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龈龈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五十四《水心学案上》）盖朱之与陆，相峙相争，犹是同室之戈，至永嘉学派则骎骎晋、楚争霸矣！其学之盛如此。此永嘉之学不可论述者一也。

夫宋世学者，濂、洛、关、闽，偏于正诚一路，而薄视事功，自不可无他山之石，以为攻错之助。孔门四科，政事与德行并列，知有颜、闵，岂可不知更有冉有、季路乎？按永嘉之学与理学家之大分野，乃在于理学家所据以立说者，为《易传》《学》《庸》与《孟子》，而专究于无极太极、理气心性等问题之探讨。而永嘉诸子则假借《尚书》《周礼》，而又兼重史学，以为“订之理义，亦必于史，而后不为空言”（《习学记言》十四《孟子》），故致力于探讨古今事物之变，务期考古通今，以明当世之务，而归宿于实际事功之建立。故理学重内，永嘉学则转向外。重内则致力于人生最高指导原理之探究，此其长也；其短则不免局限于自心自身，以为治平之基础在此，而治平转不免于悬想矣！转而向外则自然通达人情事理，唯其短则在于专就事论事，而乏于切己反身之实。考理学家对于史事或不甚加理会，所谓“伊洛之传，不以史事为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九十二）。司马光亦尝曰：“洛中士大夫渊薮，谈空说性多矣！唯史事无所启口。”（《止斋文集》四十一《题张之望文卷跋引》）史载谢良佐自负该博，对程颢举史书，不遗一字，颢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谢闻之，汗流浃背，面发赤。”（《宋元学案》二十四《上蔡学案》附录）今观《二程语录》中，尚见其论史，周敦颐、张载书中则颇少见，而其言如此，则一般理学家对于史学之态度为何如，盖从可知矣！理学家中，朱熹之史学造诣，最称湛深，其于历代人物贤奸，制度得失，事为利病，治乱关键，论之甚悉。所著乙部之作有《资治通鉴纲目》及《八朝名臣言行录》，二书得失，后世虽有争论，然其借史事以扶持世教之意至深，要亦自有其立场在。虽然，其平日言论，则颇有重经轻史之意，如云：“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耶？”（《朱子语类》十一）若此类言论，语录之中屡屡可见。其又有甚者，谓：“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朱子语类》一百二十三）虽其立场乃在于先治经通义理，然后治史通世务，然似此言论，诚不免贻误后学。夫惟理学家之轻史也，故不免唯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终不免沦入空虚，而为世所诟病。永嘉之学本其注重史学之立场，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意欲尽废后儒之浮论”（《宋元学案》五十四《水心学案上》黄宗羲评叶适语），实能矫救理学末流之病，而有补于当时学术之缺失。此永嘉之学不可论述者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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