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办案指引_周惠永, 纪丙学主编_9787510228056

全书以刑法总则分则体系为基本框架, 以刑法中的常见罪名和重要罪名为线索进行编排, 包括过失致人死亡罪, 故意伤害罪,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过失致人重伤罪, 强奸罪, 强制猥亵、侮辱罪, 猥亵儿童罪, 非法拘禁罪, 绑架罪, 拐卖妇女、儿童罪,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强迫劳动罪, 非法侵入住宅罪, 侮辱罪, 诽谤罪,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重婚罪, 虐待罪, 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遗弃罪, 拐骗儿童罪, 通过对这些罪名的概述 (包括立法沿革、发案态势、概念和构成特征以及追诉标准) , 证据审查方法 (证据要件、常见证据审查) 以及对罪名的认定, 包括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和其他问题的详细分析, 辅以实践中的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评析, 达到为相关犯罪的办案提供精准指引的效果。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印发，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就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作出明确部署，为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南，也为检察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最基本、最核心的业务，是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发挥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保障法律实施作用的最为重要的方式和途径。新时代刑事检察工作应当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司法规律的创新发展之路。

　　随着检察工作的发展、司法责任制的落实、内设机构的调整、“捕诉一体”办案机制的确立，刑事检察队伍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检察人员的能力素养与新形势下刑事检察工作的需要仍有差距。为加强刑事检察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打造“四个铁一般”的刑事检察铁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有关同志组织编写了《刑事犯罪办案指引丛书》（以下简称丛书）。

　　丛书突出“专业性、分层次、针对性”，集中解决各专业刑事办案领域中常见、多发、热点、新型犯罪的司法实务问题，立足检察机关批捕、起诉、监督工作一体化需要，兼顾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学界需求，对重要罪名或类罪名，结合典型案例、法律规定，依据法律、政策、学理，进行深入分析、研讨，提示重点，提炼规则，提供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

　　编写过程中，始终注意贯彻和体现本丛书的编写目的：

　　第一，立足检察，全面指引。丛书适应刑事检察专业化办案需要，融理论和实务、案例和法律、总则和分则、实体和程序、刑事法律和非刑事法律、定罪和量刑于一体，为办案工作提供全方位、多维度指引、帮助，实现“一卷在手、办案顺手”。

　　第二，立足办案，有的放矢。丛书紧贴办案工作，紧密结合不同领域、种类犯罪特点和司法实践，对办案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充分运用法律、原理、政策进行分析，提出解决方案；对相关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及相关法律作出梳理，提炼出切实管用的办案指引。

　　第三，立足实用，繁简得当。丛书摒弃大而全的刑法教科书模式，以问题为导向，打造精简、实用的刑事办案操作指南。对办案中的普遍困惑，结合学理通说给出权威观点，厘清问题，阐述本质；对办案中的争议问题，结合实践提出办案思路和倾向性观点，力求达致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法理情相统一。

　　第四，立足指导，规范权威。力求以精干的作者团队确保丛书的高质量和指引借鉴价值。丛书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二、三、四检察厅等刑事检察部门领导、相关办案组主办检察官或高级检察官任分册主编。写作团队以高检院各专业办案组为主要作者，适当邀请地方检察机关司法实践经验丰富、研究能力强的检察官参与写作，经相关部门领导审稿后，由本书编委会审定。

　　新时代新理念新要求。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对刑事检察官的专业培训和自我学习提供有益参考，对检察系统内刑事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的培养挖掘提供交流平台，为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抓实刑事检察工作“质量建设年”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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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果关系是指原因与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在刑法中，将某一结果归咎于某人时，需要查明其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判断因果关系中要注意区分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原因极为广泛，只要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或者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即可成立因果关系。在理论界有条件说和原因说之争。条件说立足于逻辑因果关系立场，认为一切行为只要在逻辑上是发生结果的条件，就是结果发生的原因，则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原因说将对于结果的发生有许多条件相对应，选出特别有利而重要的条件，作为对于发生结果的原因，其他条件则不认为其对结果的发生具有原因力而称为条件。①

　　笔者认为，要认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确认行为与结果的发生是否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也即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第二个层次则要站在一般理性的普通人角度，分析其是否能根据该行为预测到结果可能发生；第三个层次则要看在因果关系中是否有其他特殊情况介入，是否阻断先前的因果关系。在认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因果关系中，通常需要注意特殊体质和介入因素两个问题。

　　（一）特殊体质与因果关系

　　存在特殊体质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能否认定存在因果关系在实践中比较复杂，也存在争议。在办案实践中行为人虽然对被害人实施了一定的行为，例如殴打、拉扯等，正常人一般不会出现死亡结果，但因为被害人的特殊体质，例如心脏病、冠心病等原因在受到外力冲击的情况下诱发病发导致死亡，在认定因果关系时，应当审慎审查，合理认定。

　　首先，要判断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是否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即是否是行为人的先行行为诱发特殊体质的被害人病发死亡。其次，要站在正常理性人的角度去判断行为人是否能预料到会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这需要根据行为人打击的部位、力度、持续的时间或者行为人是否可能知道被害人有特殊体质，如果无证据证明行为人对被害人的特殊体质明知，而且实施的是轻微的拉扯行为，一般情况下不可能致人死亡的，则一般应当认定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例如在谢某元过失致人死亡案中，被告人谢某元与被害人陈某芳发生冲突，双方有肢体接触，被害人陈某芳突然晕倒在地，后发现被害人陈某芳已死亡。经鉴定，死者陈某芳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因情绪激动、外伤等因素诱发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突然发作致急性心力衰竭而死亡。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害人陈某芳的死亡与被告人谢某元的行为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和被告人谢某元主观上是否有过失。（1）根据检察机关提供的证人证言，无法认定被告人谢某元对被害人陈某芳实施了殴打行为；（2）根据司法鉴定，被害人陈某芳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因情绪激动及外伤等因素诱发被害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突然发作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亦即被害人陈某芳死亡原因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突然发作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3）被告人谢某元否认案发前知道被害人的疾病，检察机关亦无法证实被告人谢某元知道被害人患有该种疾病及其严重性，无法认定被告人谢某元主观上具有过失。因此，法院认定谢某元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二）介入因素与因果关系

　　存在介入因素的情况下，刑法因果关系如何认定，在实践中也很有争议。介入因素一般包括被害人的行为、第三人行为以及自然力。要判断介入因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看介入因素对因果进程的影响以及介入因素是否具有异常性。如果介入因素对结果行为的作用力小且介入因素不具有异常性，则一般不宜认定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如果介入因素异常而且是造成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则可以认定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德国学者李斯特指出：当意思活动所针对的结果被一个新的、独立的原因链所造成，则意思活动与结果的因果关系应当被排除。如果A伤害船主B致死，在B死亡前，B因船被意思之外的暴风掀翻而溺水死亡，在这种情况下，A的意思活动与已经发生的死亡结果之间缺少因果关系。相反，如果新的原因链是因先前的意思活动或者只有与先前的意思活动共同作用才导致结果发生的，意思活动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已出现。在上一案例中，如果受伤的船主B正是因为受伤而不能驾驶风帆以适应变化的方向，并因此使船颠覆的，则A具备造成B溺水死亡的原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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