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热点问题关注_刘艳梅, 彭淑贞著_9787521833065

本书分为十三章: 第一章总结了我党“三农”思想百年演变的历史逻辑,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指导思想、理论武器、工作方法、政策创新、实践经验。第二章聚焦乡村建设问题, 梳理了其历史发展脉络: 觉醒时代、改造时代、改革时代、复兴时代。第三章阐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战略意义、理论逻辑、主要内容以及实践案例。第四章聚焦数字乡村发展问题, 分析了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现状, 通过对国内外数字乡村发展的比较, 最后提出相关对策。

一、时启农动

通常情况下，我们提到的乡村建设兴起于世纪二三十年代身处内忧外患的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着兵祸匪乱、苛捐杂税、外国经济的侵略以及礼俗文化的崩坏等，农业经济也因此遭到严重的打击，农村社会一片衰败。面对如此之颓势，一批满怀爱国热情的有志之土开始，试图以己之力挽救日趋于崩溃和破产的农村，提出了解决农村问题的种种主张与理论。他们纷纷深入农村，在各地开展乡村建设实验，比如梁漱溟等人的山东邹平实验、晏阳初等人的河北定县实验、卢作孚等人的北碚实验等，他们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

晏阳初把农民问结为“贫、愚、弱、私”，并认为解决农民这四个生活上的基本问题，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为此，他提出改造生活的四大教育—“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并采取“学校、社会、家庭”三种教育方式。同时他也讲到，平教运动的目的在改造民族，挽救危亡，这是十多年来一贯的精神。识字运动、乡村建设、县政改革，都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梁漱溟则认为不应该把中国问题归结在“帝国主义与军阀”抑或在“贫、愚、弱、私”上。在梁漱溟先生看来，“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也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①。也就是说，当时糟糕的内外部环境导致的社会秩序崩溃（文化、礼俗崩坏）急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来调和，但千余年来我们的社会构造又从未真正改变过，因此梁漱溟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而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呢？梁漱溟也做出了回答，即通过乡村建设运动。对此，他明确提出乡村建设是“救济乡村的运动、乡村自救的运动和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但根本的还是“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因此，梁漱溟以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为依据，视一个乡为一个乡农学校，试图组织农民再造一个新的乡村社会。

在各地如火如荼行乡村建设运动的同时，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并不是无所作为。为救济日益恶化、濒临破产的农村，复兴农村迫在眉睫。1933年5月，“农村复兴委员会”成立，由当时的国民政府牵头，开始对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农村情行研究调查。比如设立专门委员会对重要农产品的市场情行分析、推动设立农本局（负责经营农产、抵押、运销和仓库等业务）、推广改良种子、水利农具改良等。虽然当时的国民政府轰轰烈烈地推行复兴农村计划，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和梁漱溟等人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样，实际收效甚微。个中原括时代的局限性、脱离农村实际等。因此，终不管是梁漱溟等人在各地推行的乡村建设实验，还是当时国民政府推行的相关政策，都被迫中止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

相较于以知识分子为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国民政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围绕“土地革命行的农动和革命，形成了中早期的乡村建设的内容。俄国“十月革命”给当时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为代表的中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从实际出发，并深刻认识到解决好农村农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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