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研究——以经济发展视域_何关银_9787568930406

书稿由4编20章构成，实际上是研究有中国西南地区特色，也反映乡村振兴共同规律的4个问题。从经济学观点看，发展与落后关键在制度、机制。具体讲，乡村振兴核心是市场经济取代中国西南地区农村还广泛存在的自然经济及其生产方式。在中国西南地区农村建立市场经济制、机制，还涉及其它各方面的问题。书稿从经济学视角，第一编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建立制度与机制的理论基础；第二编在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中如何构建需要的制度与机制；第三编制度与机制如何运行；第四编通过有典型性的乡村振兴案例及其理论评论解决制度、机制如何操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我国“三农”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里程碑的意义。农业农村部负责人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2003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任务摆在了全党面前。文件提出，2020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取得重要进展，2035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
　　环顾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不仅城市的高科技、服务业、制造业发达，农村也发展起来，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很强。要么占据较大市场份额，要么成为世界农产品交易中心和有农产品定价权。比较起来，农业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短板”。中央及时部署了2035年实现农业现代化，体现了中央对现代化全局的指导与掌控能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实现“2020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取得重要进展”的举措。
　　中国农业现代化，如果以2035年为界，还要奋斗十几年的时间。怎么奋斗？我以为，在乡村振兴中，要把扎实抓与认真研究相结合，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在乡村振兴中如果不扎实抓，将空谈误国，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只顾扎实抓，不认真研究也不行。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提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是缺一不可，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乡村振兴是全党、全国的战略行动，乡村振兴也存在很多差异，值得研究的问题、对象很多。我校由何关银科研创新团队带领几位青年教师运用经济学理论，从经济发展角度展开了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研究。这个切入点有特色：既有实际研究对象，也有明确的学术内容。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决定资助这个课题的研究。从2017年夏天开始，历时几年，终于有了这个研究成果，我想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何关银教授是重庆市学术界有一定影响且取得成就的学者，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获重庆市政府一等奖4项。
　　我国学术界围绕“乡村振兴”专题开展的研究、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也不少。但这项研究将“乡村振兴”的研究锁定在西南地区，目前全国还很少见。
　　本书有以下五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从经济发展学术角度，对中国乡村振兴的适用性展开研究。课题是从经济发展的视野看待乡村振兴，这里首先要解决经济发展哪些内容对乡村振兴有理论支持、思想启示作用？课题采用了公认的权威经济学的观点，开展对乡村振兴重大问题的研究。比如，林毅夫、厉以宁、张维迎、凯恩斯、诺思、科斯、韦伯等，都是经济学界公认的权威专家。
　　第二，概括了西南地区农村的特殊性特点。课题研究对象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乡村振兴，如果对西南地区农村的特殊性特点没有研究、没有概括，要达到研究目标就困难了。概括出西南地区农村高山峡谷地貌、山地特色经济、以省会为中心的城市至村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条件等，这些都反映了西南地区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特殊性。这些特点，有些是西南地区乡村振兴有望走在西部前列的条件，有些是西南地区乡村振兴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立足点，也有些是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制约因素。
　　第三，中国乡村振兴的研究应有明确的“问题域”或学术“边界”。课题对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研究，明确主要问题是研究中国西南农村如何与市场经济接轨，根据经济发展的特点提供学术上的支持。
　　第四，对中国乡村振兴的研究具有世界格局的视域，课题是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乡村振兴，但是，就西南说西南，可能很多事情说不清楚。课题在分析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各种有利条件、问题，都贯穿着从全局看问题、从全局找办法的基本研究思想。当然，这个“全局”，包括中国、世界这两个方面。
　　第五，把中国乡村振兴研究落脚点放在“怎么干”上。比如，中国西南地区与市场经济接轨主要是“两个取代”；理性成本观、结构性成本观，是中国西南地区最需要的；中国西南地区农村创造的“联合指挥”制度与机制，不仅有实际操作性，也有学术价值；中国包括西南地区的乡村振兴中运用的管理理论，既不是宏观管理，也不是企业管理，是以“关联事件”为中心的系统管理；等等。我认为，一项研究成果有这些“管用”建议提出，也是难能可贵的。
　　愿这项《西南地区乡村振兴研究——以经济发展视域》成果，对我们党和国家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伟业有所裨益！

中国农村又掀起了以股份合作为模式的新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我们在乡村振兴中发展的是“新集体经济”，是以股份合作为模式的集体经济，不是人民公社那种“一大二公”、“大锅饭”式的集体经济。这就是经济学语境下的创新了的“新集体经济”，这是必须明确的。当然，也沿用了过去对集体经济产权的法律界定。
　　中国西南地区农村面临的问题是：能否把经济学语境下创新了的“新集体经济”搞成功？即能否用集体所有制的法律界定优势，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我们在调研中发现，50%左右的村庄在做这种尝试。能否成功？目前只是初见成效，有的地方效果还不明显，也有的地方目前累积风险（债务高与收益不确定）很大。
　　为什么同样是发展“新集体经济”，事实上存在差异还是比较大。搞得好的新集体经济共同特点是把争取国家投入、社会资助、企业投资、产业到产品选择结合得较好。其中的关键还是产业到产品选择。如果选择正确，效益很快显现（至少有确定的前景），如此一来，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助、企业投资，如此良性循环，集体经济实力哪有不壮大的？相反，恶性循环折腾一下，反而败坏了集体经济的声誉。
　　与乡村振兴第一线同志交流中，他们反映在壮大集体经济中有一个困惑。壮大集体经济，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有一批高收益的企业，这些企业无论是姓“农”还是姓“工”。当年从吴仁宝到鲁冠球，把村子搞富都是通过艰苦奋斗，让一批姓“工”的企业发展起来了。但是，在产能过剩背景下，吴仁宝和鲁冠球的路已经走不通了。搞姓“农”产业到产品能不能富起来、可持续？目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与资料。荷兰、以色列、美国农民收入都高，他们是依靠搞姓“农”产业到产品富起来的吗？面对这样一个困惑，需要大量资料、并要作实地考察，课题组同志只能说：这是一个看来简单、并不简单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才行啊！
　　以上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西南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生产力基础不强的问题；二是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生产力基础，如华西村那样“走农村工业化道路”，还是农业产业化道路。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集体所有制应该有其相适应的生产力基础。众所周知，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建立的集体所有制，当时主要是依靠“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建立的。当然，列宁讲过，我们也可以先赶往资本家、地主，然后运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它所需要的生产力基础，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们在一个长时期内，搞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集体经济的生产力基础。所以，中国农村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生产力基地不强的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当下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生产力基础，农村工业化道路在大多数产品供大于求背景下已经可行性不大，唯有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国外发达国家农业发展事实证明，走农业产业化道路也可以创造有市场竞争力的生产力基础，但是，我们没有经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新难题，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即产业发展全部问题焦点所在。
　　6.2.2 以户为基础产权的现实与欲望的矛盾
　　2019年3月1日，农业农村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日前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介绍，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情是人多地少，“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中国现在的农户有2.3亿户，户均经营规模7.8亩，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有2.1亿户。而在一些西南地区的丘陵山区，不但户均经营规模小，地块也特别零散。比如四川省，每户地块在10块以上，平均每块地只有0.4、0.5亩。
　　小农户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这是中国农村国情。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的农村工作还是要承认这个实际，从这个实际出发。
　　面对这样的中国农村国情，怎么对待它似乎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为小农户唱赞歌的，以日本为例，认为应该依靠小农实现农业现代化；也有人认为，小农与市场结合存在先天、基因不足，主张以农场取代小农户。
　　小农户是中国农村国情，更是中国西南地区乡村实际。承认这个实际，不是不能研究它。只有研究小农户，才能科学承认这个实际，把承认和按规律改变统一起来。
　　对小农户怎么看很重要，要讲辩证法，反对简单否定与简单肯定；要在承认现实基础上，帮助完善发展。关键是解决如何帮助先发展、后在发展中完善。
　　首先，依靠小农户实现农业现代化可以作为一个长期方针确定下来。2008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杨建华所著的一本书，名字叫作《社会化小生产——浙江现代化的内生逻辑》。书中说，家庭、家族的“社会化小生产”是浙江现代化的基本样式。正是凭借这种浙江版的现代化样式，仅占中国国土面积1.06%，人口3.57%的浙江省，创造了6.6%的国民财富①。浙江实践证明，不仅大规模的大生产可以与现代生产力规律社会化结合，小生产也可以与现代生产力规律社会化结合。这个理论是站得住的。根据这个观点，我们肯定、承认小农户不是权宜之计，而且依靠小农户实现农业现代化可以作为一个长期方针确定下来。
　　其次，要用“小农户+”办法，使小农户实现社会化。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用“小农户+”帮助小农户发展。所谓“先发展”，杨建华将浙江现代化经验归纳为“三大”：小规模大分工；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集群。这些观点，完全可以应用到中国西南地区农村的小农户发展实际工作中去。怎么进行“小农户+”办法的实际操作？各种新闻媒体报道了各地的许多具体做法。比如，小农户加电商平台、加自媒体、加电子自动控制技术、加机械种收等社会化服务，加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加经纪人，等等。有一篇题为《同样都是小农经济，为啥日本的农业就要比我们做得好？》的文章介绍说，日本虽然也是小农经济，但是人家的小相比我们来说就不小了，一般一户农民有两三个劳动力，但规模都是在50~70亩，大点的能有200多亩。但是在我国，50亩以上的农户就不算是小户了，50亩以下的农户大约有2.7亿，能占到农户总数的97%左右。由于政府把促进小农户生产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作为重要的施政方针，主要措施有：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农业政策长期稳定；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提升政策施行效率；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业竞争力；完善农村金融体系，降低农民融资成本；等等。所以，日本的小农呈现农业经营超小规模化、兼业化、副业化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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