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日出篇》是马伯庸2022年全新长篇历史小说《大医·破晓篇》续篇。
自强不屈，力从地起，这是医者寻觅救国之法的渐悟心路。
大医若史，以救人之仁术，见证大时代的百年波澜。
进入民国之后，大时代的浪潮非但未曾平伏，反而日渐波涛汹涌。二次革命、五省大旱、关东大地震、淞沪会战，一次又一次把方三响、孙希和姚英子等红会医生抛至风口浪尖，磨砺其技术，锤炼其心志。随着抗战爆发，中国陷入至暗时刻，三个人原本迷茫的前路，在痛苦与抗争中陡然变得清晰起来。如何真正拯救四万万同胞的生命？这无数医者为之寻觅多年的答案，即将喷薄而出。
扫却当途荆棘刺，三人约议再和同。 三人坎坷而光荣的一生，终将迎来一轮红日，照耀在中华大地每一个人的身上。
一个在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少年、一个在伦敦公使馆里跑腿的广东少年、一个不肯安享富贵的上海少女这三个出身、性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在一九一〇年这一个关键节点，同时踏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始了他们纠葛一生的医海生涯。学医有什么用？能不能救中国？他们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下了最生动具体的回答。
本书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所医院的成立和发展，以小见大，侧面展现了中国现代医学艰难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以及筚路蓝缕、救民为国的艰难与曲折。
作者马伯庸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吸收、借鉴了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学术成果，走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大医》不仅立体呈现红十字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且通过红会代表性人物沈敦和、张竹君、颜福庆等的人道活动，再现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绰约风采，人物思想饱满，个性鲜明，有血有肉，亲切真实，栩栩如生。他们的开拓精神与人格魅力，值得后人景仰和传承。与红会总医院息息相关的方三响、张希、姚英子、农跃鳞等，命运多舛，经历曲折复杂，沉沉浮浮，起起落落，正折射出近代社会多事之秋、多灾多难的时代特征。从这些人物身上，可以感知时代跳动的脉搏以及国家的前途与个人的命运捆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人道主义共振共鸣，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全两册大护封包装，附插图10张。
《大医》是我写过长的一部小说。
起初我没打算写这么长，四十万字差不多。但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即兴艺术，没法规划，也不能设计，不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地按照蓝图施工，它一定充满了各种意外。即使是创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下一行会发生什么，只能由着自己的兴致一个猛子扎下水，闭着眼睛拼命游，浑然未觉字数的增长：五十万， 六十万， 七十万……等到我重新浮出水面，看了一眼电脑屏幕上的字数统计：八十万字。
八十万字听起来很多，落到纸面上我却只嫌太少太局促，简直施展不开。原因无他，中国近现代史实在漫长，中国近现代的医疗故事也实在精彩。在调研和创作过程中，我查到了太多值得起立致敬的真实人物，也看到了太多值得浓墨重书的事迹。我就像是一头闯进玉米地的熊瞎子，面对这么多玉米棒子欣喜若狂，手足无措，简直不知如何取舍是好。
历史的真实，自带着一种凝重的质感，它无须雕琢，不用矫饰，仅仅凭着真实二字，就已超越了一切艺术创作。所以《大医》也是我写得最惊心动魄的小说。
这个惊心动魄不是形容读者的阅读体验，而是描绘我创作时的心路历程。我经常读着读着资料，激动到浑身战栗不能自已，甚至有几次热泪盈眶。
姚英子护送孤儿前往重庆的故事，脱胎于艾伟德和蒋鉴两位伟大女性。艾伟德是一个英国女传教士，外号叫小妇人。在抗战期间，她带着一百多名孤儿躲避战火，从山西阳城一路长途跋涉，翻山涉水，历尽艰辛，最终抵达西安。后来好莱坞根据她的事迹，拍了一部电影叫《六福客栈》，由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主演，影响巨大；蒋鉴女士是顾维钧的外甥女，丈夫周明栋是德国医学博士，夫妻俩本来是在杭州行医。抗战爆发之后，他们来到汉口加入第五陆军医院，义务提供战地治疗服务。一九三八年，蒋鉴受李德全、邓颖超之托，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一百名难童从武汉转移。这一百名难童体弱多病，许多人罹患肺结核、支气管炎、疥疮、贫血症等，而蒋鉴女士以极大的毅力，奇迹般地把他们一个不少地送到了重庆。而她自己因此积劳成疾，去世于一九四〇年。
方三响在郭梁沟镇的传染病调查，素材是取自《解放日报》一九四四年的一篇报道。当年在延安附近的川口地区暴发了一次严重的传染病，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生徐根竹奉命前往调查。徐根竹是福建龙岩人，老红军，因为在作战中腿部受伤，转入后方的医疗队伍。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却满怀革命热情和学习劲头，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积极奋战在抗疫一线。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之下，徐根竹顺利解决了川口地区的疫情，解除了延安的公共卫生危机整个过程之曲折，其实足可以单拍一部电影。后来徐根竹出任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院长，不幸于第二次榆林战役期间牺牲。他的墓碑，至今还矗立在榆林烈士陵园里。书中的老徐，即是以徐根竹烈士为原型。
农跃鳞是多名民国记者的合体：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还有不畏当局威胁，毅然撰写《豫灾实录》记录一九四二年河南饥荒的张高峰，胆敢当面讽刺孔祥熙的新闻女侠彭子冈，痛骂孙科的龚德柏，等等。我把那些传奇记者的形象糅合在一个人身上，并给他赋予了一个江南问题研究会的分析师身份这个身份的真正拥有者，是华东局社会部调研科的钟望阳。他本来是个文学家，因为时局缘故，投身到情报分析工作中来。新中国成立后，钟望阳回归了自己热爱的老本行，成为一名儿童作家，颇有余年还做陇亩民的潇洒。
其他如为了拯救同胞慷慨就义的项松茂，为华籍劳工奔走惨遭杀害的王希天，他们都以真身进入本书，书中事迹亦皆真实不虚。即使是一些小人物，也都各有根由际遇。比如书中一直四处奔走寻找王希天的王兆澄，也是史实人物，他归国之后，先后任职于多所高校，潜心从事农林教育与研究，帮助民族资本办过味精厂和酱油厂，研发过消治龙药膏和多种维生素口服剂，还在湖南为抗战军队研发过压缩饼干，为前方战线的后勤解了一大困。一九四九年，他在衡阳为了掩护国立师范学院的师生，反抗国民党当局的南迁政策，惨遭枪杀而死。
再比如方三响的同志陈叔信，原型乃是陈仲信。他是湖州人，在上海建承中学读书时积极追求进步，并在一九四六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上海学界运动的骨干。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陈仲信前往接应，结果在苏州河边被一颗子弹击中，当场牺牲，时年二十岁。他是解放上海战役期间，最后一名牺牲的地下党成员，倒在了日出即将到来的前一瞬间。书中庇护方三响的谢寿天，也是一位真实人物，是上海滩的保险巨子。他无论是在商界的表现，还是作为地下党的作为，都堪称传奇。
我本来还想多写写林可胜，他所组建的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想多写写陈志潜，他作为中国基层医疗体系的先行者，有许多曲折经历可以挖掘；想写写汤飞凡，他在抗战期间极艰苦的环境下，奇迹般地研发出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想写写沈克非，他率领中央医院辗转长沙、贵阳、重庆，又跟随远征军赶往缅甸、印度从事战地医务工作；想写写王布君，日本投降之后，他一人单骑入大连，在敌人眼皮底下建起一座大连医学院，为解放战争输送了大量急缺的军医人才……太多了，太多了，这些人物有的只在本书中惊鸿一现，有的在书中未曾提及，但每一个人的经历展开来，都是一本大书。区区八十万字，又怎么能把这么多大医写尽呢？
所以《大医》也是我写得最有责任感的一部小说。
这个责任感，不是被人强行赋予，而是我在创作过程中油然而生的。
写作既是一个表达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起初只觉得这是一个戏剧性很强的好题材，但随着调研和创作的深入，我越发感受到震撼。借用爱因斯坦评价甘地的一句话就是：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历史上竟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但同时，我也深觉遗憾：相信大部分读者在看完这本小说之前，对刚才所罗列的那些人物是不知道的。说实话，我在动笔之前，对这些也茫然无知。他们做了那么多重要的事，拯救了那么多生命，可以说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命运的走向，但除了学术界有专门研究，并不为广大世人所知晓。
那么，既然我读到了这些人，看见了这些事，我就有责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他们重归公众视野，让今日之人感知到中国一代代大医的传承脉络、精神赓续，如此才不辜负他们倾注一世心血的付出。
这本书写完之后，我想了很多书名，可总觉得差了一口气儿，迟迟无法确定。一直到付梓的前一刻，我才下了决心，就叫作《大医》。简单了点儿，直白了点儿，可除了这两个字，实在无法抒发我在这本书里投入的全部感动。
如果读者看完此书，有兴趣去搜索一下诸多大医的事迹，略做了解，我便足以欣慰，功不唐捐。
咱们下本书见。
马伯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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