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录学史_柯平著_9787522710815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书从中国文化遗产传承、中国学术史、文献传播、知识管理等新的视角对中国近现代以前目录学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重要人物、重要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考证。全书围绕从公元前8世纪到1949年目录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进行阐述。

中国目录学是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学科，一度成为显学。中国目录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瑰宝，其历史作用虽然早已得到了广泛肯定，但在今天，这座未被完全认识和充分重视的“矿藏”有着进一步挖掘和开发的巨大价值。
　　中国目录学是怎样的一门学问？它是如何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目录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目录学思想对当代目录学有哪些价值？由此产生了目录学史的研究，这是目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一中国目录学是关于图书整理的学问
　　中国目录学是关于图书整理的专门学问。目录学对于图书的整理，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标题工作
　　标题工作是目录学整理图书的一项重要工作，包括图书定名和标题选定两项具体工作。
　　早期的图书一般没有名称，只有一个一个独立的文本。这些文本由于没有显著的标题，给人们辨识图书带来了困难。特别是随着图书的传抄和流传，就有了给图书定名的需要，这就是早期的目录学工作。早期的许多典籍如《尚书》《春秋》《论语》《诗经》等都是在传播中逐步才有了书名的。以《史记》为例，司马迁完成这部历史著作时并没有一个书名，只有一些篇目。据《史记·孝武本纪·索隐》记载，桓谭在《新论》中说：“太史公造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东方朔所加也。”由此可知，东方朔最先看到司马迁这部没有书名的著作，便题“太史公”作为书名。因此，《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
　　在图书整理过程中，对一部图书不同时期出现的各种标题要进行研究，经过比较分析，最后决定选择某一名称或对某一名称进行加工处理作为正式的标题，这就是标题选定工作。例如，刘向在整理《战国策》时发现这部著作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战国策书》七个书名，通过对全书内容的研究，确定了以《战国策》作为书名。又如，《史记》这部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后来选定省略的名称，将“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简称为《史记》。
　　经过目录学家的图书定名或标题选定，最终完成一部独立图书的标题工作。
　　中国古代图书的标题有篇名、书名等多种类型。篇名也称细名、小名或小题；书名也称总名、大名、大题。史学家白寿彝分析了中国古书名有有书无名、有名无书、同书异名、同名异书、书名代以人名、书名代以较大之名、书名代以较小之名、书名冠于较小之名、书名冠以较小之名、书名分化、书名混合、书名简称、书名增字、书名改题、书名补题、书名误题、书名依托共17种情况①。古代图书标题按定名者划分大体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作者拟定的标题；第二种是作者以外的其他人拟定的标题；第三种是目录学家拟定或选定的标题。若按标题方法，则可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直接以作者的名字作为标题，如《别录》中的《子思》《贾谊》《屈原赋》等；第二种是取图书的前二三字作为标题，如《论语》中的《学而》《为政》等；第三种是根据图书内容概括形成的标题，如《诗经》；第四种因某种特别的原因而改名，如《世本》，又称《作世》《世系》《世纪》《世牒》《牒记》《谱牒》等，西汉末年经刘向校雠后定名，唐时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一度改名为《系本》。

（五）古籍索引
　　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索引运动，提倡用西方科学的治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在胡适、林语堂、刘半农等的大力提倡下，以索引方式复兴国学研究。
　　在古籍索引编纂方面，哈佛燕京学社大规模的古籍引得编纂活动最为突出，其中《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是对史志目录的一项综合研究工作。从1931年春至1950年冬，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辑的64种古籍引得，包括引得正刊41种和引得特刊23种（附原文者为特刊），遍及经、史、子、集。编纂处还将古籍索引编纂工作经验总结成索引理论，洪业的《引得说》是其代表。中汉法学研究所（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编有专书通检《山海经通检》《淮南子通检》等14种。开明书店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辑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和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十通索引》。特别具有学术价值的是学者索引，如叶圣陶《十三经索引》、王重民等《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顾颉刚《尚书通检》、杨殿殉《石刻题跋索引》等。
　　（六）古籍藏书知见录
　　民国时期许多目录学家依古典目录书体制新编目录，丰富了古典目录学这一领域的库藏，如近代四大藏书家——海源阁、铁琴铜剑楼、皕宋楼、八千卷楼私藏善本书目录，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孙殿起《贩书偶记》，罗振玉《敦煌鸣沙山石室书目》等。
　　（七）敦煌资料目录
　　敦煌学发展初期，就有学者出国搜寻敦煌文献，著录成目。如向达编《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罗福苌《巴黎图书馆敦煌目录》、刘复《敦煌摄琐》、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和《敦煌古籍叙录》等。比较重要的还有：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1909）、陈垣《敦煌劫余录》（1931）、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1936）、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向达《敦煌所出俗讲文学作品目录》（1943）。
　　七译书目录学
　　民国时期伴随着译书事业的发达，产生了关于译书编目与研究的译书目录学。
　　（一）译书事业
　　中国译书之处，初有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而后海内通人志士，知自强兴学，大量翻译出版西学书籍，主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根据清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统计，仅1902年至1904年间，中国翻译出版新学书籍就有533种。当时上海有44家新式译书机构，1909年增至92家。
　　（二）广学会译书目录
　　清光绪十三年（1887）英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将光绪十年设立的“同文书会”改组，1892年称“广学会”。其号称“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实际是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在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传播基督教、宣扬殖民主义的机构。创办以来，翻印出版各类书籍千余种。广学会在北京、奉天、南京、烟台等地设立专门机构，翻译出版大量宗教、政治书籍。广学会编《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1卷，分天文、地理、史类、传记、医学、体学、通考、政学、理财、法律、格致、算学、植物学、蒙学、小说、杂著、道学、质学、性理、化学等类。
　　（三）江南制造局和上海制造局翻印馆的译书目录
　　清同治年间，曾国藩上书奏设制造局。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制造局，需要翻译出版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于1868年成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中国近代最大的译书中心。1886年制造局扩建，上海广方言馆迁入居内，与翻译馆合并，由此成为集教学、翻译、出版三位一体的机构。自1867年至民国初，翻译活动长达40余年，翻译各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著作数百种。
　　江南制造局总办陈洙撰《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2卷，将历年翻译出版书籍分为史志、政治、交涉、兵制、兵学、船政、学务、工程、农学、矿学、工艺、商学、格致、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图学共22类，141种，附刻20种。书名之后，记其卷数、作者、口译者、笔述者、校勘者，附内容介绍与简要评论。据制造局刊《英国定准军药书》后附的《译书目录》，共23类，170种。《译书提要》收入141种。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又名上海制造局翻译馆。民国间铅印本《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分史志、政治、交涉、兵制、兵学、船政、学务、工程、农学、矿学、工艺、商学、格致、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图学、地理23类，比《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仅多“地理”一类。后有“附刻各书”一项，收录所刻之书，凡30种。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