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对作家茅盾很多年来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八十年代新文学以降，在反思本土和经典作家的作品时，也形成了不少偏颇。文学精神和价值的梳理，贵在要有真才实学的洞察者。本书主要从“旧小说”因素、时间意识、诗学结构及虚构上海四个方面论证茅盾长篇小说的经典意义和文学史位置，强调茅盾在融合新旧、建构长篇小说的总体性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并认为茅盾的长篇小说提供了具有典范性意义的文学图景，在文学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值得持续深入的挖掘。不仅如此，茅盾充沛的人文主义精神，将会重新给予我们丰厚的润泽。

本书的文笔严谨又生动，把文学史建构和思想史的背景融为一体，给我们呈现了一位崭新的茅盾形象和文学史的新视域。

而在建立联系、发现故事的同时，茅盾毫不客气地将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政客、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的各类清客和帮佣……简言之，半殖民地半封建上海的几乎一切阶级，都封闭在“子夜”里。略有些费解的是，大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似乎一直安然无恙，周仲伟、吴荪甫也次第在买办化之后从困境解脱出来。然而，叙事者以不断驱动人物讨论中国命运、国家权利、帝国主义、爱国等话题的方式避免了不必要的认同暧昧，同时暗示着要获得未来，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在如此全景式地呈现上海各阶级末路的中途，叙事者开始以越来越多的篇幅叙述裕华丝厂女工的罢工运动。《子夜》第一至九章中，只有两章以工潮问题为核心情节，第十至十九章却有六章以工潮问题为核心情节，而且还直接叙述了罢工的组织过程、领导者的努力和女工的觉悟。这意味着《子夜》意图暗示，只有在全景式地呈现了各个阶级的状况，标识各个阶级的末路之后，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解放出来；而解放的路径，就是集团主义运动，只有集团主义能构建远景。大都市上海因此被压缩成阶层分明的客体，小说形式的完整性在碎片中拼合出来。 相比之下，穆时英的虚构上海显得“不结实，不牢靠”，彻底碎片化，黄震遐在《大上海的毁灭》中虚构上海的方式也过于简单。黄震遐以书信来往的方式构建十九路军抗日与上海都市生活的联系，并且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分出两种人：“租界，好像一道万里长城似的，划分开这两种的人类—— 一面是演说，争辩，谩骂，而另一面则为牺牲，流血，奋斗。”这种划分虽然并非毫无意义，但确实过于简单地将上海劈成了两半。而且，与穆时英的虚构上海有类同之处的是，黄震遐也耽于描写上海都市的声色繁华，如详细描写露露的肢体，这些描写很难说是小说形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比照中，茅盾《子夜》宣示下层阶级兴起的诗情愈发显得弥足珍贵。卢卡契曾说：“作品中盛行的描写不仅是结果，而且同时还是原因，是文学进一步脱离叙事旨趣的原因。资本主义的散文压倒了人的实践的内部的诗，社会生活日益变得残酷无情，人性的水平日益下降——这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事实。从这些事实必然产生描写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一旦存在，一旦为重要的、有坚定风格的作家所掌握，它就会对现实的诗意反映产生影响。生活的诗意的水平低落了，——而文学更加速了这种低落。”穆时英尽管有坚定风格，但并未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而茅盾则恰恰是中国现代小说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并引领了重要的小说传统，因此不能不说虚构上海的研究，并未完全成为资本主义散文的研究，有其重要的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