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因缘_李克沈燕_9787569905205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书以时间为脉络，以事件做铺展，讲述了一代教育大家蔡元培的传奇人生。蔡元培出生于中国东南人文荟萃的绍兴，从小受传统的中式儒家教育，耳濡目染中打下了经世济民的深厚底蕴。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中国政坛变幻莫测，身为革命元老的蔡元培没有迷失在政治洪流中，而是袒露出学人本色，主领中国的教育界，践行教育救国的理念，力图从精神上改造中国人，从根本上促成民族的强大。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他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使得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可谓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序言

一

及至今日，蔡元培这三个字在更多时候徒具符号的意义，虽然声名赫赫，却几乎成为旧诗篇中的一声绝响。在今人的墨端，他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家一样，成了脸谱式的人物。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越是熟悉的，就好像越是陌生。当我渐渐走进蔡先生的世界，我想到，每当我们了解一个影响时代的人物，必须放在大时代格局下，才能穿越时代的隔阂，体知其人的所思所行。乃至于反过来借由其人其事，体知时代的变迁，这才更有意义。

二

已故的校长蔡元培先生，生活在一个大动荡、大变乱时代的中国。这个时期，王朝倾覆、外强入侵、武人争伐、人民盲乱。

无数豪杰往往埋没在蝇营狗苟的俗世当中，但在那样一个变乱的时代，依然英雄辈出、俊杰四起。

蔡先生应该惋惜，没有看到民族的后胜利，蔡先生同样应该庆幸，他生在那样一个可以慷慨洒血、书写理想的时代。

从中国的历史上看，每逢政治纷乱、国势起转、社会不安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反而都是思潮喷发、文化激荡、学术活跃的时期，例如春秋战国、两晋南北朝，以及就近的清末民初时期。影响中国人文化基因的思想，几乎都是在这些时期形成的。

原因在于，这个时候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的分庭抗衡，此消彼长，来自上层建筑对于意识形态的干涉力量小，从而给思想的活跃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使每一种思想都有发声的机会。

另一方面，社会的动荡，使人们要找一个出路：济世救民者，要找到思想的力量；命运起伏者，要找一个精神的归宿，他们都呼唤新思维的出场。旧的秩序被历史的车轮碾碎，新的秩序尚未形成，时世徘徊在治、乱之间，需要在新的时势中重新在精神上定位自己中找到自己的荣耀，维系文化的认同，萌发民族的新生。这些都呼唤着思想火花的碰撞以至于燎原。

这是人生无常的时代，命运的跌宕也往往促使人们对生命进行更为深层的反思；这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古风犹存，物质和资本还没有占据人们的心灵世界，人们很趋向于精神方面的高层次解脱。

但是，新思想的形成，若无深厚的历史思想文化积淀，必流于肤浅。清末民初之所以在中国的思想界能群星璀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绝非无源之水。

三

记得离我的家乡陕西周至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横渠镇，及至长大才知道这里是赫赫有名的儒学大师关学创始人张载（10201077）的家乡，后人号之张横渠。

张载在他的故里写下了有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成了每一代有抱负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这种理想融入了他们精气神魂之中。

小时候，我记得我父亲有一句糙话：圣贤就不会胡说！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横眉竖目，一脸凛然。

想必蔡先生成长的那个时代，圣贤不仅不会胡说，圣贤的语录，要仰视，要知行合一，不惜生命去践行，要用一生的人格去背书。那一种情怀是今天的年轻人所难以领略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老一辈家长经常问小朋友的话是：在学校里听先生的话了没有？那个时候，在学校被老师体罚也是经常的事，但从学生到家长几乎从不记仇，反认为天经地义。在乡间，粗质无文的农民如果笑骂起顽劣淘气的小朋友，那就是真个是不懂王化！而乡间骂别人重的话，例如，羞先人，再骂重一点，就说某人丧德。骂人也骂得很有文化。

想必蔡先生更是生活在那样一个顺习圣人教化为荣、重德守节为尊的环境中。

想必是中国传统文化耳濡目染地熏陶，在蔡先生如白纸一般的青少年时代涂写了初的基调，为他后日的济世情怀打下了好的底色，以翰林荣宠之身干起了革命党，以革命元老之身办起了教育。如果不是将传统文化的格局真正融入了灵魂和血脉之中，蔡先生是不可能拥有那样一种人格、成就他那样一生的事业的。

四

人所熟知的是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却往往忽略了作为革命家、政治家的蔡元培。

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他青年时期在科考中荣登翰林，却在体制内的万般荣宠中干起了反体制的革命事业，发起成立著名的革命组织光复会并任会长，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是国民党的革命元勋。他和各地反清义士互结声气、秘造炸弹、图谋造反，以文士之身操起武士之业。

民国成立后，他以隆重的政治声望和资历，斡旋在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之间。眼见国民党走向专权，遂日渐保持了超然的姿态，专注到中国的教育事业，这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大幸事。

可贵的是，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先生并不仅仅是致力于建校授业，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学养的学者，他更专注于现代教育思想的变革、新型教育制度的确立。

蔡元培先生说，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蔡先生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其欲救民族于危急存亡之际，而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里做学问谋求天人合一的冥想家，这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调，他所做的事业都离不救亡图存这个主题。当然，这是那一个时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所共有的志趣。

他的精神，与儒者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抱负是分不开的，但他绝非腐儒，而以清王朝的翰林之身造反，以食禄之身、文士之躯，热忱地投身于推翻庸腐清朝政权的暴力革命。

他不要当学问家，而要培养学问家。为天地立心他是顾不上了，为生民立命对他来说显得更为迫切。他要教育救国，教化和唤醒人民，他要维护那些为天地立心的人。在他的羽翼下，活跃着冯友兰、鲁迅、刘师培、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辜鸿铭、黄侃、陈汉章、马叙伦、梁漱溟、李四光、马寅初……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功利和浮躁，他很注重人文学科，而不像那些主张实业救国的人一样，专事理工。他很重视思想界的动态，要为民族的存续寻找精神上的支撑点，这种深远的目光是世所稀有的。

他并不一味崇尚民主、科学救国，他更关注人内在的终极精神，这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大文化格局中又是十分难得的。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