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对谭佩仪、黄少梅、杨达、黄俊英、陈志忠、陈锦荣、温池、苏惠良等老一辈艺术家的采访实录。本书的出版对于了解广东曲艺发展历史、追寻曲艺文化历史记忆、启发曲艺艺术传承思路、积累曲艺传承技艺宝等方面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

序言（一）
 


文化自信，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是当代人的历史担当。广东曲艺艺术，是广府文化的瑰宝，曲艺艺术家们，他们的人生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和波澜起伏的时代。他们从艺的始端、丰富多彩的人生轨迹、艺术的感悟与成就、交往的趣闻和轶事，都珍藏于他们脑海之中，我们视之为珍贵的文化艺术宝藏。


对老一辈艺术家的采访，对于了解广东曲艺发展的历史、追寻文化记忆、启发艺术传承思路、为再创造积累宝贵经验等方面，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何车艺术工作室自2015年开始，在广州粤艺发展中心的指导下，得到广州市荔湾区文联的支持，及粤剧艺术博物馆的协助，陆续与广东曲艺界的粤曲演唱专家、相声名家、撰曲家、音乐家及曲协领导等德高望重的前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对采访结果做了详尽而细致的整理。其后克服了种种困难，《岭表行歌》终于付梓。


《岭表行歌》忠实地叙录受访者的言谈及与采访者的对话，除对极少量有悖于出版原则的内容略作删减外，基本把受访者所叙说的内容反映到文章之中。在整理文本的过程中，对出现的曲艺圈中的行话、术语、背语等专业词汇，以及过去的政治术语和有关历史人物，均作出详细的注解，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受访者经历的时代背景，感受到他们筚路蓝缕之艰辛。


《岭表行歌》中的采访者及受访者的观点，仅代表其个人的立场，与编辑、出版社单位无关。


文本提到的个别历史人物及事件，由于年代久远，稽考困难，其可信度有待商榷。


囿于编务的水平，书中难免有疏漏不足之处，恳望海涵指正。


 


 


序言（二）


 


《岭表行歌》是广东音乐界前辈、名人的艺术访谈录，在那些史海钩沉转瞬即逝的不居岁月里，有沧桑饱蘸的冷暖记忆；有深入肌理的思辨与总结；有发人深思的批判与审视。恰如传统粤曲中的“叮板”拍和，板鼓拍击时而“一板一叮”，时而“一板三叮”，由表及里，细腻优悠，交相辉融。


横亘于岭表大地几百载的传统艺术，它从来不乏高度凝练的历史记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复兴，到十年“文革”的反复，从新时期以来的开拓创新，到“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粤曲”！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说，抽象的历史事件也许很难令他们能够清晰地了解这些历史究竟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而依赖多元的复数的叙述和呈现，以一些亲历者的口述，通过他们的成长经历、拜师学艺、职业变化和艺术感受等，透过具体的一个个人生故事、丝丝缕缕的小细节，以自己的经验照应集体的记忆，以个体的文化记忆照应社会的变迁，还原被剥离开去的血肉，让人们可以无穷地接近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的人和事，这片土地上孕育的传统和精神。明晰某些历史的其来有自，是我们所怀的努力和期待，也是本书尽力采访搜集及资料整理的初心。


“回首乡关路，行歌犹喟然”，任何事物的发展涅槃从来都要经历漫长的阵痛，当歌坛、茶座、堂会、灯笼局的艺术呈现形态已经远去时，不变的是弦歌相伴的戏梦人生；当蒙尘于“猪碌”的风刀霜剑步步相逼，不变的是对婉转清幽的南国声韵的痴心有待。当今天的人们吟唱着一首首诗意浪漫的经典曲目，一缕缕婉转激越的唱腔板式，那是无数先辈前人于悠长岁月积淀之下的拈毫苦吟或一蹴而就。他们赋予了这门艺术文词之精雅，音色之醇厚，音域之宽广，塑造了他们宽广的人生界限，他们为了艺术的本固枝荣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养。正是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姓，成就着广东曲艺的璀璨与辉煌，使之久经更代迭变而弥新。

何车, 编剧, 导演。电视栏目主持人, 长期致力于传统粤剧、曲艺及广府文化的研究。

 


幽兰芳桂“子喉王”——粤曲子喉唱家谭佩仪


“星腔”羊城耀歌坛——粤曲平喉唱家黄少梅


达者为师扬正气——粤语相声名家杨达


皇者之冠“英俊王”——粤语相声名家黄俊英


至正志中致后来——粤曲音乐家陈志忠


嫁给粤曲的女人——撰曲家陈锦荣


奏响京华第一人——广东音乐演奏家温池


曲坛杂家苏传统——广东省曲协原副主席苏惠良

至正志中致后来


—粤曲音乐家陈志忠


 


时  间：2017年8月25日


地  点：黄沙大道竹溪酒家


采 访 人：谢宝玲


文稿整理：刘 婷


 


谢宝玲：今天很开心忠哥你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在2014年开始请了一些在粤剧和曲艺方面的老艺术家、老专家进行口述历史的访谈，经过整理编辑结集成书出版，在今年的南国书香节上举行签售仪式，受到热烈的欢迎。有感于粤剧领域的热烈反应，我们觉得广东音乐和曲艺方面也是我们岭南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分享的经历和故事，今天我们就请忠哥介绍你从艺的经历以及曲艺界的一些趣闻轶事。


陈志忠：好的。


谢宝玲：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艺的？


陈志忠：我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跟我父亲学小提琴了。我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广州市曲艺界粤剧界的乐师，他是小提琴“头架”，是音乐大师尹自重的正式徒弟，和冯华是师兄弟，他是冯华的师兄。


谢宝玲：那你真的是音乐世家了。


陈志忠：我自小就比较喜欢玩音乐，受我父亲拉小提琴的影响和熏陶，我自己也学，他就从旁指点。我爸爸那时候和何浪平、陈奇潮、骆臻、沈伟都是同事。


谢宝玲：这是名家荟萃了！


陈志忠：因为自小受到艺术熏陶，我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就正式拜沈伟为师傅。我父亲和沈伟是世家，沈伟就很认真地教我。他正式的徒弟，不包括各种学生的，有三个：陈士峰、冯志明和我。陈士峰比我早入门十来天，所以是大师兄，他原来是在越秀曲艺团，现在是在陈树荣的珠江曲艺团做“头架”。沈老师到粤剧团以后才收了冯志明，他正式的徒弟就是我们三个，沈老师是手把手教我们。我进曲艺团不久，就开始玩独奏，玩《云雀》《春到田间》，这些都是在沈老师家中一个音一个音学习的。


谢宝玲：那就是父亲陶冶了你，他算不算你第一个师父？


陈志忠：我父亲应该是我的第一个师父，接着后来就拜沈伟老师，专门学习高胡演奏技巧。


谢宝玲：你在音乐独奏这个领域跟了沈老师，由他亲自指点你，真的很幸运。你是在什么时候加入专业文艺团体呢？


陈志忠：那应该是1962年左右。当时我想进广东音乐曲艺团，但沈老师说：“你如果进省曲艺团，就可能没有这么多实践机会了。按你的艺术水平，还轮不到你出来独奏表演。你还是先进区的曲艺团，在那里实践的机会比较多。”于是他就介绍我进了海珠区音乐曲艺团，当时的团长是李飞和赖天涯，李飞是音乐名家，赖天涯是著名平喉唱家。进了海珠音乐曲艺团，我的确是实践机会比较多了。那时候沈老师更加抓紧对我进行艺术技巧的指导，我进曲艺团不到一年，就已经开始担任独奏员了，经常在广州市演出和下乡演出。在广州市演出就在音乐曲艺厅，下乡就是到四乡去演出。每场演出都有我的独奏节目，那时候我表演的独奏节目，其中一个是沈老师的得意之作《云雀》，另一个是《春到田间》。在曲艺团不到半年，我就开始担任乐队“头架”了。李飞和赖天涯着重培养我，而我自己也比较努力，在技巧和经验方面的提高也很快。我们当时学习是很专心和刻苦的，天冷的时候到台山演出，我早上起床特意拿着高胡到外面练习，手指差不多都冻僵了，但还是坚持练功。


谢宝玲：那时候大家对艺术都很执着，很单纯，没有什么杂念。


陈志忠：比如要演奏《春到田间》，我会专门在冷天去练，练习手指的灵活性，保证没有按错音。


谢宝玲：你在李飞和赖天涯两位名家的团里能够站得住脚，并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到“头架”，证明了你的艺术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只有经过艰辛的努力和加倍的勤奋才能做到的。


陈志忠：当时曲艺团有三个“头架”，一个是赵衍，他是老叔父了；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何昌华，他后来去了顺德粤剧团，他原来是李少芳的私伙“头架”。我们在广州演出的时候，李少芳就会走场过来，加唱一支曲，那行内叫作“加顶”，每张票就要加多几分钱。那时凡是李少芳来唱，就是何昌华担任“头架”给她伴奏了。


谢宝玲：何昌华的年纪比你大多少岁？


陈志忠：他年纪应该比我大十岁八岁，我那时候应该算是“靓仔”。因为我自小有父亲教的基础，再加上沈老师的悉心教导，所以进曲艺团很快就上手了。刚进专业团体没有经验，那肯定是在乐队后面玩其他乐器，比如玩中胡，一年后我就正式负责半场玩“头架”了。我在海珠音乐曲艺团可以说是“一锤锣鼓做到尾”，我从来没有离开跳到其他团体，当时李飞和赖天涯也是“一锤锣鼓”，从“靓仔”做到团长，从团长做到退休。


谢宝玲：那真的是专心致志，一心一意了。这说明你们的合作关系很好。后来你们曲艺团解散了？


陈志忠：我1962年参加海珠音乐曲艺团，到了1967年的时候，由于“文化大革命”，所有区属的文艺团体都解散了，人员都被安排到工厂上班。那时候我们也被安排到工厂，赖天涯被安排到自行车厂，李飞好像去了窗钩厂，我就被安排到海珠区机械厂，后来就到所在地的荔湾区第二机械厂。一共做了十几年，我已经做到五级维修班长了。到了1979年，为了恢复区属专业艺术团体海珠区文化科，因而恢复了海珠音乐曲艺团。我们原来的这帮老人，按照当时的政策，就调回了海珠区音乐曲艺团。我在团里除了担任“头架”以外，还负责了业务工作。当时我还没有担任团长职务，只是帮李飞负责曲艺团的业务。我还记得恢复曲艺团后，头台是在中山小榄演出，共演了九场。那时候专业曲艺团演出是需要排期的，由市文化局梁自强安排我们去佛山地区，到了佛山就找负责人赖妙，然后再具体安排到各个演出点，但我们还没出发，那九场票就已经卖光了。


到了1981年，那时候社会趋向听流行歌曲，我们就从团里抽了大部分人来组成凤凰音乐团（凤凰轻歌队），由广州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办公室排期演出。1982年李飞退休，就由我接任做了团长，我带领大家转为“轻歌队”，一方面是为了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市场的需要。到了1989年左右，“歌仔队”也不太兴旺了，我们又转回曲艺团。当时区属的曲艺团包括我们的海珠曲艺团，还有珠江曲艺团等，几个曲艺团都在茶座中演出。总之我们是跟着社会的需求不停地自我调整，粤剧、曲艺也要适应，对“轻歌”也要适应，这样才能生存。到了1999年左右，我已经快退休了，因为正规的演出场地比较少，不正规的场地我们又不想去，差不多停止了活动。2002年我就退休了，当时保存了海珠音乐曲艺团的牌子，但基本没有活动了。后来，我找了个活动场地组织了一个私伙局，成立了快乐乐苑，当时主要也是我们曲艺团那帮人，再加上一些其他业余曲艺爱好者一起玩。快乐乐苑到现在已经成立了二十周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还是原来曲艺团的那帮人。


谢宝玲：在音乐茶座那段时间，你是觉得在经营方面难做，所以才停止演出吗？


陈志忠：一方面是经营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我对音乐茶座的风气也不太能够接受，所以就干脆把它结束了。


谢宝玲：那么你现在对音乐曲艺茶座的现状有什么看法呢？


陈志忠：对音乐曲艺茶座，我比较少接触，很难提出什么看法，现在我主要是对私伙局有兴趣。


谢宝玲：你自己提供活动场所办私伙局，每周活动两次，就等于是大家老朋友固定的艺术聚会吧。


陈志忠：我们大家在一起都玩了二十年了，大多是我们曲艺团的乐队和演员，就是用艺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谢宝玲：你一直保持着对曲艺艺术的兴趣，在私伙局领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知道香港、澳门的朋友也有回来进行艺术交流，那么港澳方面的粤曲和广州的粤曲在风格和样式上有什么不同？


陈志忠：香港也有很多私伙局。我们团原来的掌板师傅陈作贤，他去了香港，在香港做艺术教师，也搞私伙局。他有时候也带些香港的业余粤曲发烧友到我们那里玩，我们私伙局本来是不对外开放的，但老朋友到来，我当然要招呼他们啦。我觉得香港的私伙局和广州的私伙局相比，各自有各自的特点。香港的私伙局规模一般较小，连上“掌板”，五个人组成的乐队就可以开局了，击乐是一打三，一般是三架头，一个高胡，一个阮，一个扬琴。他们一般是唱完就走，在艺术上互相交流就比较少。我们只能坐在旁边听，是不能拿乐器参加伴奏，如果你一拿起乐器就是跨过界了，在香港这已成为不成文的行规了。相比之下，广州的私伙局相对规范，起码乐队方面配搭齐全，一般加上锣鼓手起码有八个人，乐器讲究高低音搭配。广州的私伙局最好的地方是，大家可以互相学习，比如一时三十分开场，参与私伙局所有人都到齐，别人唱曲大家都在欣赏，大家可以互相促进，互相提高。


谢宝玲：对演唱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观众。如果没有观众，自己唱自己的是很没意思的。如果有观众在，无论是褒是贬，都起码有人在听我唱，有一种被认同和共同分享的感觉。


陈志忠：我除了在自己的私伙局里面玩，每周也会去霞姐、康哥那里玩。我在那里玩“头架”，都快有二十年了，我应该也算是宜和乐苑的一分子了。我觉得现在广州的私伙局最有名的就是宜和乐苑了。


谢宝玲：在那里是很热闹，有些澳门的朋友，还有黎市长、邱姨、彭哥也有去玩。张德明好像也有到宜和乐苑。


陈志忠：是的，我昨天才跟他一起玩。广州的私伙局，无论你的地方大小、水平高低，人们都比较重视。有些私伙局一周开两局、三局，大多数人都会到齐一起玩的。


谢宝玲：他们中的一些业余唱家的演唱有时候比专业演员唱得更好。


陈志忠：是的，很多业余唱家唱得都很好，水平很高的。


谢宝玲：广州这边的私伙局比较规范，香港就倾向于商业化运作，因此要求不能这么高。广州的业余唱家现在不愁生活，所以玩得比较专业，水平也较高了。


陈志忠：香港的粤曲发烧友也很喜欢回来开局唱，相对近一点就会去深圳的局唱，那些都是商业运作的。


谢宝玲：很难得你几十年对艺术不懈追求和坚持，对自己的爱好十分执着。


陈志忠：对艺术我是很执着的，我在局里面，基本是按照演出的水平来要求他们的，起码要认真，态度要端正。在我私伙局的大厅，里面是开唱局，中间用一扇玻璃门间隔，有时候他们在外面聊天，声音太大影响到里面唱局，我就拿小提琴的弓来敲玻璃门，提醒他们要安静，不要妨碍别人。


谢宝玲：这就很难得了。现在很多私伙局，人们“倾计”都很随便的，你这样的要求就显得很专业了。


陈志忠：我从专业转过来，还做过团长，要求自然就会更严格。


谢宝玲：那么如果临时有演出，就可以立即找你们的团队去参演了吗？


陈志忠：是的，很多团队演出都会找我们的乐队去伴奏，像吴伟峰第一次在文化公园演出，就是找我们乐队去参加伴奏的。吴伟峰主办他的作品演出，他喜欢玩他的“边槽”，在排练的时候我觉得音色不合适、不和谐，我就叫他不要再玩“边槽”了，在旁边听就好了。如果是其他人可能就不会去说他，但我对艺术的要求比较执着，所以就当面提醒他了。


谢宝玲：你玩了这么久的音乐，以你现在的艺术水平，有没有人提出要跟你学？


陈志忠：也有。我住的那一栋大楼，有很多音乐爱好者。有些人对我说：“我儿子想跟你学音乐。”但我婉拒了。我以前搞专业的时候也指导过学生，但现在退休以后反而没时间了，因要帮儿子处理他公司的业务，而且自己也是半桶水而已，就婉言谢绝了。我会对对方说周三、周六都开局，可以过来玩一下，但正式的拜师收徒是没有的。


谢宝玲：你儿子有没有跟你学琴？


陈志忠：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经商做生意，我有教过我孙女。她拉琴的姿势、音色和音准是不错的，但慢慢她感到和日常接触的氛围不合拍，就逐渐趋向流行歌曲，和我们粤曲是格格不入的，我就跟她说不要学了。她的兴趣是流行歌曲，没有这个传统意识接受广东音乐。她现在广州大学念书，今年是大四，孙仔在中山大学，正在读大二，是读光电技术专业的。


谢宝玲：哦，那么说在艺术方面是没有人接你的班了。


陈志忠：我太太也是沈伟老师的学生，她自小对粤曲就有兴趣，跟沈老师学唱子喉。沈老师教了她很久，一开始是学唱传统粤曲《思凡》。那时候沈老师在家里教学，有陈士峰、我，还有她。沈老师教她唱，而我是学乐器的。后来她也进了曲艺团，“文化大革命”后她就改行去做生意了，但她始终对曲艺情有独钟。我组织私伙局时，她就马上加入进来。因为没有坚持专业的指导，她就由唱子喉改成了平喉，到现在也有十几二十年了。


谢宝玲：“妇唱夫随”啊！


陈志忠：她现在在霞姐那里唱，也是宜和乐苑的会员。


谢宝玲：你们开局，霞姐去你们那里唱，霞姐开局，你们也去她那里唱？


陈志忠：是的，大家是快三十年的老朋友了。霞姐很早就开始搞私伙局了，最初是在长寿路自己家里面进行的。那时候曲艺团的李友忠和我都去她那里玩，她后来在荔湾北买了房子，然后又搬了过去。而梁启康也是很热心，出资在龙津路买了间房子给大家开展活动，叫作宜和乐苑。康哥原是粤剧老倌，以前唱戏是为了生活，现在是为了开心。他们对外活动比我们多，康哥和霞姐每年都搞演出活动，而我们只是五年才搞一次大的活动，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


谢宝玲：在乐社演唱的业余发烧友有多少？


陈志忠：正常的情况下，可分两批，每一场都有四个平喉、四个子喉，每人唱两支曲，比如我太太就两局都参加，其他的人都是只来一天。每场八支曲，四个小时就这样很快过去了。坚持了这么多年，百分之八十都是原班人马，在我们私伙局没有那些是是非非，你们也是跟我们学习过的。


谢宝玲：我们那时候很正规的，穿上演出服来唱。


陈志忠：我这是受到李飞和赖天涯的影响，海珠音乐曲艺团一向很重视艺术的严肃性，很规范。无论是演出，或是平时生活的团队作风都是如此。李飞的女儿李小冬也传承了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谢宝玲：李小冬现在好像也还在唱粤曲。


陈志忠：有的，去年她还在香港演出。她哥的正式老师是陈涛。她哥在香港也搞了一个私伙局，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去年他叫我去香港参加演出，我就说自己懒得办手续了，而且我对香港粤曲的风格不是很熟悉，我和太太去观摩学习就好了。当时李小冬唱了一支《送别》。香港现在还是在用传统的工尺谱，现在广州都是用简谱记谱，简谱肯定比工尺谱先进很多。


谢宝玲：香港是以看工尺谱为荣的。


陈志忠：现在各大专业团体的乐队都是用简谱了，工尺谱很难确定时值，很难规范的，只是凭经验而已。在视谱和视唱方面还是广州这边稍微先进一点。


谢宝玲：忠哥你现在一直在玩私伙局，你退休后好像也有做过其他行业？


陈志忠：我曾经协助我儿子在自己的服装公司工作，实际上是我太太、儿子和儿媳在经营，有二十多年了。


谢宝玲：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忠哥。


陈志忠：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