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和1910年的世界：他的第八交响曲_[英]斯蒂芬·约翰逊（StephenJohnson）著，张纯译_9787505754133

　　我的时代终将到来！——古斯塔夫·马勒
　　将马勒置于那个“群星闪耀”的时代，
　　尼采、弗洛伊德、荣格、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茨威格、克里姆特、埃贡·席勒、科科施卡、勋伯格、韦伯恩、斯特拉文斯基等……
　　他的名字是音乐界无比耀眼的！
　　古斯塔夫·马勒，欧洲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在中国，因其以唐诗为文本的《大地之歌》广为爱乐者熟知、热爱。但实际上，在第八交响曲首演之前，马勒一直以当世伟大的指挥家闻名，他的音乐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但马勒对自己充满信心，他说：“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我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第八交响曲1910年9月12日的酋演，标志马勒时代的大幕的开启。《马勒和1910年的世界：他的第八交响曲》作者正是以这个历史时刻为节点，向读者讲述了马勒在1910年到1911年去世那段时间的生活与创作，详细分析、解读马勒第八交响曲的音乐与文本，更以作曲家的眼光和角度，逐乐章分析马勒最后一部作品第十交响曲——这部被作者视为与第八交响曲“是同一整体的两个部分”的、“未完成”的伟大交响篇章。
　　1910年，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与之相映照的是整个欧洲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的风起云涌。作者以其开阔的视野，将马勒的音乐置于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尼采、施特劳斯的哲学；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的文学；克里姆特、埃贡·席勒、科科施卡的分离主义艺术；勋伯格、韦伯恩、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等等，为读者勾画了一幅背景深远而丰富的文化图景，从而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作者更是通过分析马勒的音乐，分析了困扰马勒一生的身份问题：波西米亚人、奥地利人、犹太人、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并将马勒的音乐，尤其是第八交响曲，追根溯源，置于柏拉图《会饮篇》、古拉丁赞美诗《降临吧，造物主之圣灵》、歌德《浮士德》，以及巴赫、贝多芬、舒伯特的伟大音乐传统中，揭示了马勒音乐所具有的以歌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为代表，更现代、更多样化、更包容的“德国性”。
　　《马勒和1910年的世界：他的第八交响曲》当属研究、论述马勒音乐的新成果。

　　马勒的《第八交响曲》与他此前所有的作品都不同。他对他的一位朋友兼文学代言人说，他已经摆脱了悲剧的主题。他的那些带有强烈个人悲剧色彩的交响曲已经成为过去，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作品已经被他视为这部新的、达到顶峰的交响宣言的序曲。马勒十分确信，这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前面七部交响曲，都以完全不同的手法，表现了作曲家内心的忏悔，吐露了作曲家超敏感的灵魂，展示了作曲家为理解作为存在的自我和自身所处的那个惊险、恐怖的世界所做的努力。而《第八交响曲》，则要用不同的音乐语言，表达一种不同的体验。它要带给人们的是欢乐。贝多芬在他的《第九“合唱”交响曲》终乐章里表达了欢乐的希望，当民主降临、“所有人成为兄弟”时，这个希望便会实现。但对马勒而言，这个希望在当下就可以实现：他的音乐能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希望。也许这种“实现”只能维持到音乐演出的结束，但音乐能留给人们持久的印象，并成为“终将实现”的象征。这部作品成了他的宗教仪式，他的大弥撒，但是是以神秘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方式来构思、表达的。就像宗教仪式一样，这部作品涉及集体体验，一种高于个体自我的归属感；一种让个体既沉迷其中又超越其上的东西。这些东西远不只是抽象的——上帝，或是《第八交响曲》终曲部分以排山倒海般的合唱来赞美的神秘的——“永恒的女性”。这部交响曲所表达的更高层次的东西是什么？马勒说《第八交响曲》更是一份礼物，是献给祖国——这里显然是指德国——的礼物。这句话可以视为马勒的一个暗示。但马勒没有明说，这个德国指的是自1871年起被普鲁士强行统治的地理意义上的德国，还是指更大意义上的“大德国”：一种在精神上统一的、使所有讲德语的民族（包括像马勒本人在内的犹太人）凝聚在一起，并真正体现在最伟大的艺术和哲学作品中的德国。
　　事实上，《第八交响曲》的首演本身，与马勒所经历过的，甚至与慕尼黑这座城市所经历过的任何事件都截然不同。作为指挥家，马勒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是在歌剧院。但是作为作曲家，马勒获得的成功并不大，而且也都是在远离家乡的那些地方。在很多音乐阅历丰富的人的眼里，尤其是在马勒的第二故乡维也纳，马勒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被视为一位伟大的指挥家。他的音乐则普遍地被嘲讽，甚至遭冷遇，只被少数狂热的马勒爱好者视为珍宝。《第八交响曲》的首演，准确说是两场演出，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三千多个座位的音乐大厅，票被卖光了两次。部分原因是经纪人埃米尔·古特曼出色的组织和宣传活动，使预料中的轰动迅速达到了极度兴奋的程度，以至于音乐会刚开始，马勒一出现在舞台上，观众们就报以疯狂的欢呼。演出本身——马勒本人的指挥，具有魔术大师般炫亮和戏剧性的才华，以及极富魅力的摇滚明星式的指挥动作——引发了近乎狂热的反应。媒体，甚至是出于音乐上的理由持不同意见的媒体，都承认这是在慕尼黑从未见过的情景。而论及艺术体验，不少音乐界和知识界著名人士都宣称说，这对人生带来了改变。小说家托马斯·曼（出席首演）受到震撼和挑战，以马勒的形象作为其小说《死于威尼斯》中主人公的相貌。至于主人公的精神品格如何，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有一点对托马斯·曼来说是确定的：他开始构思那部小说的时间节点，肯定是在1910年9月那个暴风雨般的首演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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