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_欧阳峣，陈娟娟，盛小芳?译;[英]奥斯汀·罗宾逊?编;_9787543232976

本书是国际经济协会的会议论文和讨论记录，也是国际上研究国家规模及其经济影响的早、权威的文献。作者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他们从市场规模、资源禀赋、政治因素等角度论述了自己对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的观点，具体考察了国家规模的概念与经济分析的相关性，国家规模与效率、稳定性、管理成本的关系，大国的经济优势以及对外贸易如何使小国避免小规模劣势等问题。他们认为国家是政府行动和经济权威的单位，其规模作为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也是值得更多关注的主题。

我认为，将1957年国际经济协会会议的目的表述为对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调查是不恰当的。然而，从广义上讲，我们致力于回到亚当·斯密关注的重大问题上。矛盾的是，自他的书首次出版以来的180年间，在学术讨论中相对较少涉及国家规模、经济繁荣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无论是在撰写论文还是在随后的讨论中，我们时常感到怀疑，因为没有找到预想数量的先前文献。

然而，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更多关注的主题。建立共同市场和自由贸易区的实际论据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规模经济在我们今天所知的国家规模范围内没有耗尽，但可以在国家规模限制或贸易区域限制里实现，规模经济可能是可行的。事实上，我们确实试着问过自己：一个拥有1.5亿人口的国家与拥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或者只有1500万人口的国家相比，它的经济优势是什么？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必然需要有人试图判断，在多大的市场规模下主要规模经济可能会耗尽。这是对该领域大多数学术工作的批评，过去它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并且不适用于广义的统计分析。另一方面，在任何专业经济学家看来，有关一体化优点的实际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似乎都是建立在论点和证据的基础上的，这些论点和证据往好里说是肤浅的，往坏里说则纯粹是无稽之谈。你不可能说服任何一个对逻辑规则有基本理解的人相信这一论点的有效性美国很富有，美国有一个很大的自由贸易区；拥有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你就会富有。但你可以同样有效地说服一个人通过利用美国的任何其他特征来致富，从其宪法到新闻报纸的消费。

因此，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设定更多的学术基本要素。首先讨论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概念对经济分析具有相关性和重要性。斯文尼尔森（Svennilson）教授提供的答案很清楚。国家的边界代表一个不连续点，它代表了几乎所有生产要素流动程度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程度，但资本和信贷的流动程度几乎也是如此，因为货币和银行系统与国家是相联系的，它首先代表了商品流动的不连续。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不连续性是遵循国家边界真正差异的结果：语言、教育和技能的差异，以及社会观念和兴趣的差异。即使将今天的各个国家纳入更大的单位，这种真正的差异也无法完全消除。但在很大程度上，不连续是人为的，它们因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的存在而存在，对货币可兑换和信贷转移的限制，以及对工人或其他人员流动的限制由政府或工会强加。

无论是在所有国家之间还是在不同时期，这些不连续性在程度上并不一致。一些可能在法律上有权被称为国家的政治单位如此有效地融入更大的经济体中，以至于真正的不连续程度可以忽略不计：例如摩纳哥、安道尔、梵蒂冈城。实际上，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如果在所有可行之处尽可能减少不连续性并促进流动性，那么国家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也许是因为古典经济学家倾向于假定流动是自由的，以至于他们不强调国家的概念。

在我们这一代，国家已经被赋予一种新的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政府行动和经济权威的单位。在其国界的范围内，现代政府将其预算制度作为经济政策的工具，在这些边界内，在中央银行的帮助下，国家保持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并控制其国际收支平衡。在这些国家范围内，个人有权享受福利国家的福利，包括社会服务方面的福利，以及经济政策和环境方面的一般福利。因此，不连续性趋于更加明显。作为一个经济因素，国家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如果学术会议要讨论某些概念的重要性，那么必然要求对概念进行适当的定义。我们的法国同事沉浸在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传统中，特别坚持地认为，如果不先确定规模的定义，就不能讨论国家的规模。然而，显然人们必须准备讨论不是单一的规模概念，而是讨论所有概念。为了某些目的，讨论构成人口的人数与人均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出于某些目的例如，对为某些行业的工厂提供市场的能力人们关注的不是数量而是支出，并且讨论该国整个国内市场的规模（该产品的数量和平均收入）。出于某些目的，不仅仅要考虑到一个国家本土市场的规模，同样需要考虑其正常出口市场的规模。不必强调的是，如果按人口对国家进行排名，则排名绝不等同于按国民收入排名。如果他们按照紧密整合的市场的规模排名例如，法国和欧共体，或者英国和英镑地区那么排名将会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正如在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完全避免某种循环性论点是困难的：由于人口规模影响市场的规模，从而影响生产率，市场规模已经体现了一些国家规模的经济后果。在实践中更重要的是，一个富裕的国家，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高的个人生产率，在人口方面可以比不那么富裕的国家更小，而不会遭受市场不足以维持的高效生产弊端的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继续研究一些较大和较小国家的实际优势和劣势。我们以美国作为富裕大国的代表。以瑞士、比利时为例，并审视了瑞典的经验，并举例说明了大国与人均高收入之间独特关系的典型例外。对这些例子进行讨论的结果是，人们相信在影响生产率的众多因素中，规模的重要性很容易被夸大。瑞士成功地增加了不利于原料供应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用地的限制，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卡特尔化工业和受保护农业形式的额外障碍。然而，由于非常高水平的个人效率和努力，在该国的专业化行业中实现了一个异常高的出口与国内销售比，由于难民资本的吸引力也实现了高人均资本，它设法使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比大多数规模要大得多的可比国家的水平。换句话说，瑞士通过高度依赖出口市场，成功地确保了其主要制造业的必要规模经济。

人们不太容易理解比利时如何成功地实现如此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其原材料资源虽然比瑞士要好，但并不优越。事实上，其与刚果贝尔吉的融合以及现在需求巨大的丰富特色资源使它受益匪浅。但主要的解释仍然必须是个人效率和努力工作这一过时的解释，再加上使其从对外贸易中尽可能获益的经济政策。其工业企业相对较少，但规模很大。不像瑞士依赖出口市场来获得规模优势。我们对迪凯纳·维内勒（Duquesne de la Vinelle）先生的论文讨论让我们倾向于认为缺乏规模经济并没有严重妨碍比利时经济。

在法布里坎特(Fabricant)教授对美国经济讨论之前，我特意把这两篇论文的顺序打乱，因为在他们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与解释美国高生产率这一重大问题非常相关的因素。对他论文的讨论使他得出了广泛结论。规模经济是解释美国经济卓越效率的一部分，但只是一部分。同时，还必须寻找许多有利条件，如个人效率高、工作节奏快，通用技术教育标准高、人均资本高，重要的是，美国在特殊的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但尽管法布里坎特教授和他的美国同事都认识到这些是对美国形势极为重要的因素，可他们都相信，美国经济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高生产率的原因之一。市场的规模不仅能实现的技术效率所要求的小规模，根据贝恩（Bain）教授的《新竞争壁垒》（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一书，许多行业所要求的市场规模实际上小于美国市场所提供的市场规模。这也意味着整个市场及其所有地区的市场竞争都非常激烈，企业和工厂都可以且确实更加专业化，并将精力集中在更有限的产品上。与此同时，在市场上增加一个有效的生产单位需要较少的市场增长来证明其合理性，在这个程度上风险降低，并且更容易产生对必要的限度扩张的信心。因此，规模的优势远比初可能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在这些早期讨论之后，我们准备在约翰·朱克斯（John Jewkes）教授和科温·爱德华兹（Corwin Edwards）教授的两篇论文的帮助下，对决定规模经济程度和可穷尽性的因素进行更为基础的分析。这些论文中出现的内容以及我们对它们的讨论似乎是这样的：除了少数特殊行业之外，大多数技术经济体都被相当适中规模的公司所耗尽。即使是相对较小和贫穷的国家也可以拥有一些规模小的公司，以提供全部或几乎全部的技术效率。我们发现自己不愿意谈论规模，如果这意味着任何较小的规模都没法实现完全的规模经济，而且任何进一步的扩张都会导致规模不经济。我们倾向于谈论小有效规模，这意味着超出这个规模会有一个不变成本的稳定范围。

正如朱克斯教授的论文所阐明的那样，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以员工人数衡量，生产单位正在显著扩大。但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平均单位产出的实际价值可能会增加。但是，工业活动模式与较大和较小国家的结构之间存在着各种显著差异。首先，某些产业或产业组织通常在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存在，而在较小的国家或地区则不存在。较大的国家通常拥有汽车工业、航空工业、机车制造、重型机械制造、机械和电气。较小的国家则很少拥有这些产业。大国和小国的分界线似乎人口通常在1000万1500万之间，尽管不难发现例外情况，例如澳大利亚。

第二，如上文所述，就美国而言，工业多样化的程度往往不同。在小市场中，企业往往不那么专业化，而是更加多样化。许多产品都是在每个工厂内生产的，并且企业往往更关心的是根据情况将生产从一种产品转移到另一种产品的问题，而不是如何使任何一种产品取得杰出的成功。美国经济的成功似乎很大程度上来自所有关注的问题集中在掌握设计和生产范围相当狭窄的产品上。即使在相当大的国家市场规模上，这种多样化程度的差异似乎也适用。另一方面，美国与法国或英国之间的差异，似乎与后者以及一些人口在10万100万的国家之间的差异一样重要，尽管美国与法国或英国之间的差异也很重要。

第三，竞争的性质似乎存在差异。在小市场中更容易形成垄断，由于市场可以继续维持小有效规模的公司数量较少，竞争更多的存在于竞争对手数量少、寡头垄断盛行的情况下，而非存在于众多的、不知名的竞争对手，且他们的反应可能具有侵略性而非合作性的情况下。

第四，在几乎所有较大的经济体中，公司的一般专业化扩展到服务业的专业化，在他们可能希望的范围内为生产者提供额外的机会，缩小他们自己负责和扩展的程序范围，并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依赖这些专业公司的服务。在这方面，不仅非常小的国家和大约人口在5000万的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且作为非常大国家的一个例子，后者和美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对于参与者持有的各种意见来说，试图从讨论的这一部分中得出任何量化结论并不容易，甚至是不公正的。或许，我们的普遍印象似乎是，一个人口在5000万的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可以实现大多数大规模工业经济，而人口在1000万1500万的国家实现的可能太小，其无法获得所有的技术经济，人口规模超过5000万的工业规模经济主要来自竞争和专业化特征的变化，如果依赖于美国和其他经验之间的对比来解释，可能部分地归因于规模，但也可能归因于国家观念的差异和对垄断问题的法律处理差异，以及人均收入和支出的差异，至少部分应归于更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

接下来，我们讨论了适应性问题。大国是否享有一种优势，因为某些活动的长期下降可以被其他活动的增长和资源更容易地流向增长点所抵消?小国享有优势是因为它们在政治和经济组织中更加同质、联系更加紧密、更加灵活吗?这被证明是一个非常难以定义和检验的问题。在实践中，正如勒迪克（Leduc）教授非常有趣的分析所指出的，一些小国的增长至少与一些大国一样快。这也许在意料之中。一个小国常被比作一个大国内部的一个地区，而大国内部的地区，例如加利福尼亚，在过去一二十年里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大国的整体发展速度。而且，正如威勒（Weiller）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不能只从不考虑对外贸易及其带来的益处和风险的大小统计比较中，期待得到明确的答案。在马尔桑（Marsan）先生和瓦基尔（Vakil）教授的帮助下，（我们）从意大利和印度的问题来看，会发现如果能够提供一个规模庞大且相当有保障的市场，那么国家发展在各个方面都会更容易。从意大利的角度来看，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成员资格带来了许多新的机会。在意大利的条件下，在意大利现有的本土市场中，合理的技术效率要求的小单位接近整个国内市场，因此不仅投资风险大，而且行业往往过于垄断。

这类问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更广泛的问题，即对外贸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而且确实能够有效地摆脱小规模的不利影响。很明显，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它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瑞士是只在制造业享受规模经济的两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一定程度上，在国内市场的范围内是不可能的。从广义上说，国民经济规模越小，进口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就越高，这仍然是事实。特别是较小的国家，制成品与制成品的交换率较高。

但是，尽管对外贸易为小国提供了一种避短办法，但正如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教授和马西（Marcy）教授的论文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有风险的。政治干预和关税变动的不确定性使出口贸易投资的风险大大增加，为一个不同货币地区的市场生产不仅涉及货币可兑换性的风险，而且还涉及不同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因此造成的维持竞争性价格的困难。在国内市场上相对同质的偏好，在出口市场上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两者都被共同认为是在不同的出口市场之间的差别。因此，货物越来越需要特别针对出口市场进行定制，而这对大规模生产和标准化的全面经济而言则较难实现。一些人因此认为，有必要把一个大的国内市场作为出口市场的跳板，并有信心计划扩大生产能力。英国早期的成功和瑞士近以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发展大型出口贸易方面取得的成功，再次使人们对这一论点的任何过于教条式的延伸产生了极大的质疑。

如果在今天存在着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对外贸易提供了一种只能部分令人满意的出路，那么如何才能找到一种更令人满意而减少不确定性的解决办法呢?显然有两种可能性。个解决方案，从根本上说是更理想的解决方案，是由关贸总协定所载的概念提供的试图逐步建立一个相对自由的贸易世界，允许所有国家之间更平稳地交换产品，并且不限制贸易流动的方向。第二个解决方案，对任何一位学术经济学家来说，都是建立关税同盟或其他地区性制度，以鼓励在全球范围内的相互贸易。

如果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它仅仅作为一个贸易体系的优越性。但有些人会辩称，贸易越自由，任何自由贸易国家集团就必须越紧密地保持步调一致，一个有限的自由贸易国家集团更有理由希望充分协调其货币、财政和其他经济政策。其宁愿建立关税同盟而不愿作出以更艰苦的努力来建立一个世界体系的决定，这是关于实际可实现目标的经验和政治决定，而不是关于更令人满意目标的经济决定。对于任何潜在集团中的不同国家来说，这一决定很可能是不同的。这样一个国家集团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关税同盟贸易创造效应将压倒贸易转移效应。对于那些来自倾向于担心关税同盟可能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的国家的人来说，他们不可能不被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联盟的同僚的信念所打动，即欧洲的共同市场将极大地创造贸易。

作为学术经济学家的群体，我们不能得出政治结论，也没有试图这样做，我们的职责仅限于澄清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这里发表的论文和对它们的讨论好留给它们自己来说明。如果可以，我强调一下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象之一，那就是大规模并不是的。它可能有助于经济改善，但不太可能改变各国过去用于其自然资源的努力获得的实际收入的数量级。更好和更科学地利用这些资源是终的问题，而市场规模只是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一个因素。

如果一组相互合作的经济体不能有效地协调其政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能限制其投资，从而导致个别和集体增长速度较慢，那么市场规模扩大可能带来的优势就很容易丧失。如果一群国家要从中获益，它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准备好承认并接受对其经济事务独特主权的重大损失。这就是收益的代价。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担心将自己局限于经济问题。但我们无法隐瞒自己，经济一体化的一些有力论据是政治性的，关注的是国防，而不是经济。为了记住这一点，有一篇论文试图对适用于行政和国防的规模经济进行一些分析。作为它的作者，我可能会强调它的局限性。任何形式的公共服务费用的统计比较，都涉及所提供服务标准的问题。这里有两项有价值的研究，一项是艾莉森·马丁（Alison Martin）女士和亚瑟·路易斯（Arthur Lewis）教授，另一项是米尔顿·吉尔伯特（Milton Gilbert）和欧文·克拉维斯（Irving Kravis），他们研究了不同国家的实际支出。但很难从中得出关于可能的规模经济的任何安全或有价值的推论。在社会服务的大范围内，人口密度可能比人口更重要。在国防领域，显然，美国的人均实际开支比其他国家所考虑的要大，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防开支占GNP的比例也较大。但同样明显的是，这笔开支几乎肯定提供了更高水平的有效防御，并包括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因此，没有关于规模经济的推论是可能的。然而，纯粹的分析论证表明，规模经济是可以合理预期的。虽然我们的论点不可避免地没有结论，但如果没有它，我们就应该省略一个显然是主要应考虑因素的内容。

0国家规模的经济影响引言0但我认为，这次讨论有助于强化一个总体印象，为创造一个更广泛的市场促进各国进一步一体化的经济论据并非具有决定性，如果人们相信在建立一个更自由的世界系统方面可以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从而使在任何更有限和区域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方面相对于其贸易转移方面的重要性降低，那么一体化的观点将日渐成为政治和国防方面的论点。有时候，一个经济学家在意识到经济观点的局限性后，很难不觉得，如果政治观点像他认为的那样强有力，那么一体化的倡导者应该更坦率地依靠这些观点。

但在结论中不强调这一重点是错误的。通过使一些人口已达5000万左右的国家一体化而实现的规模经济是否巨大，也许值得商榷。可能有规模为1000万1500万人口的国家的一体化具有重要的经济性。但是，如果新出现的大国以同样的效率处理其事务，这两种情况一体化都不会有丧失效率的危险。市场规模过大不可能导致规模不经济，如果存在这样小规模的情况就不会受到任何不利影响，如果存在不利影响，只要一个集中的经济政策不会对外部世界采取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在调整经济政策使大型一体化组织的各部分继续在高生产水平上运作方面放慢速度，规模经济将不存在。此外，除了允许规模经济之外，相对自由贸易的广泛领域还可以通过允许对一个区域具有特殊比较优势的资源的产品进行更大的区域专业化而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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