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_杨德明_9787208175884

十九大报告强调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一系列政策的出台都标志着互联网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已成为热点问题。互联网已成为引导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股重要力量，大量优秀企业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实现了商业模式的转变、升级与变革；以大数据、智能技术、移动互联和云计算为代表的互联网新技术正迅猛地改变着企业各种业务的流程、技术和方法。基于此，《互联网、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案例调研、媒体新闻阅读、上市公司公告与年报、季报阅读、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上市公司实施互联网、大数据相关指数，深入分析互联网、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影响因素，以及投资者视角、管理层视角、债权人视角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经济后果。

序

*总书记曾指出，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2015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的行动计划。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系统部署大数据发展工作。该《纲要》明确指出，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在未来5至10年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建立运行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培育高端智能、新兴繁荣的产业发展新生态。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些都标志着互联网、大数据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已成为党和国家极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书通过文本分析的词袋法，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大数据的指数，利用资本市场相关财务、会计、公司治理数据，采用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

问题1：在我国资本市场，解释实体经济与互联网、大数据深度融合的主要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问题2：在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中的传统企业为什么要推进与互联网、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即：从企业层面来看，哪些因素影响了实体经济与互联网、大数据的深度融合？

问题3：在我国资本市场，实体经济与互联网、大数据的深度融合会产生哪些经济后果，会对投资者、债权人、管理层，以及审计师、职工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哪些影响？

针对问题1，研究有如下发现：现有的三大理论（即零边际成本理论、网络效应理论与信息效应理论）构成了互联网经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主要理论基础。其中，零边际成本是理论的基石，网络效应理论是催化剂，信息效应理论是瞄准器。互联网环境下所涉及的很多新现象与新问题都可以用三大理论加以解释与分析。这些现象与问题主要包括（但不限于）：（1）万物互联与连接一切；（2）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崛起；（3）风口现象；（4）强者恒强的现象；（5）基于互联网多种互联网商业模式；（6）多种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涌现；（7）互联网金融风险在P2P平台大量涌现；（8）跨界融合、跨界投资的大量涌现；（9）摩尔定律；（10）长尾理论与差异化、极致化、个性化产品的大量涌现；（11）共享经济的兴起。

在现有三大理论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构建了解释互联网、大数据相关问题的理论框架，即：互联网环境下的交易成本理论。这个理论框架既融合了互联网的若干时代特征，也借鉴了交易成本理论（Williamson， 1971、 1985、 1996、 2010）的相关研究。我们强调，互联网的若干时代特征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各种资产专用性更多地被显示、创造出来，企业自身资产专用性也大幅度提升，而交易成本和资产专用性的改变导致了互联网环境下一系列新现象与新问题的出现；交易成本和资产专用性这两个视角也能较好地解释、分析互联网、大数据环境下的各种新现象与新问题。例如，互联网时代涌现出了一批很有特色的商业模式，那么，应如何评价不同企业不同商业模式的优劣呢？其关注要点应为：交易成本与资产专用性水平。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应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形成受市场（或某一细分市场）认可的具有较高资产专用性的差异化产品。实体经济与互联网、大数据深度融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交易成本与资产专用性。总之，我们提出的理论框架既能解释实体经济与互联网、大数据深度融合的影响因素，也能解释实体经济与互联网、大数据深度融合的经济后果。

针对问题2，研究有如下发现：进入2013年以来，一大批传统企业纷纷开始实施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尤其是进入2015年以来，这种融合的速度进一步加快。毋庸置疑，导致一大批企业开始实施互联网、大数据的三个直接因素是：（1）一大批企业成功实施互联网，并带来了一系列看得到的积极效果。（2）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政府的大力推动，进一步导致了互联网、大数据的升温。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制定互联网的行动计划。（3）大智移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和云计算等）等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技术的成熟也为企业实施互联网、大数据，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

从企业内部的影响因素来看，本书的研究发现：（1）民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在实施互联网、大数据方面，要显著地优于国有企业。这应该与国有企业会受各种制度约束，其行为决策可能并不会完全遵循市场化的规律有关。（2）企业发展战略是影响实施互联网、大数据的重要因素；民营上市公司中，行业领先者会提前实施互联网、大数据。其原因在于：一些企业受制于发展战略，尤其是处于行业追赶者的企业，在实施互联网、大数据的过程中，不仅享受不到网络效应理论所带来的强者恒强的好处，反而可能会加速企业失败。（3）风险评估因素影响了企业实施互联网的重要因素，但风险评估因素并未影响企业实施大数据。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施互联网对企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的战略风险、运营风险、财务风险与危害风险。故风险评估做得如何应是影响企业实施互联网的一个重要因素。

无论是内部影响因素，还是外部影响因素，都可以从交易成本和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来加以阐述。在互联网环境下，在零边际成本（或很低的边际成本）的作用下，实施互联网、大数据意味着企业交易成本的大幅度降低，这会促使一大批企业积极投入互联网、大数据；而政府的大力推动，事实上又进一步帮助那些实施互联网、大数据企业降低了交易成本。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极致化、差异化、个性化产品大量涌现，资产专用性程度呈现大幅度提升的趋势（杨德明和毕建琴，2019）。一旦企业借助互联网交易成本很低的优势，在某个市场（或细分市场）形成了受客户欢迎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的差异化产品，就能够迅速发展壮大。这是因为专用性高的资产能帮助企业形成一定的可占用性租金（Klein et al.， 1978），帮助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资产专用性的提升，也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事后被敲竹杠的风险，资产错配的风险等（Shleifer and Vishny， 1992； Kim， 2018）。故而风险问题成为企业实施互联网、大数据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针对问题3，研究有如下发现：（1）实施互联网、大数据能为公司的投资者、管理层、债权人、审计师、职工等利益相关者带来一系列积极作用，包括：提高企业业绩、提高公司估值、提高盈余质量、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降低成本黏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2）实施互联网也会为公司的投资者、管理层、债权人、审计师、职工等利益相关者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这些负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风险方面，包括：提高股价崩盘风险、提高审计费用、提高债权人风险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给公司估值带来负面的影响等。

相对而言，实施大数据给企业带来的主要是一系列积极的作用；但实施互联网则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给企业带来一系列积极的影响，也会给企业带来成本的增加与风险的提高。其原因在于：大数据所造就的海量数据资源具有较大的挖掘和分析应用价值，逐渐成为企业一种重要的利润来源和核心竞争力；借助大数据的信息分析、处理能力，将有助于企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帮助企业预测未来，更好地作出适应未来的决策。

实施互联网、大数据给企业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后果都可以从交易成本和资产专用性的角度来加以阐述。互联网时代很低的交易成本与大幅度提升的资产专用性，自然可以帮助企业提升业绩，形成并扩大竞争优势。但资产专用性提升也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高风险，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这些高风险会进一步放大。因此，实施互联网也会为公司的投资者、管理层、债权人、审计师等利益相关者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风险主要与事后被敲竹杠的风险、资产错配等风险有关，实施大数据可以有效降低相关风险，故实施大数据可以为企业带来一系列积极的经济后果。

*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的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变量成为事业发展的增量。无疑，互联网既是这个时代的变量，更是这个时代的增量，它为这个时代提供了一大批新技术、新动能与新实践。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企业层面来看，由于我国具有人口众多、消费者群体庞大、相关数据量巨大等优势，在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下，我国在互联网方面的很多实践并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很多领域的应用场景甚至领先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也为形成理论自信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基础。关注和研究这个时代重要、有意义，具有水准的社会实践互联网，应是形成新时代理论自信的重要路径之一。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数据贡献与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来说，互联网、大数据，以及基于互联网等相关信息技术商业模式存在诸多与传统经济模式不同的特征，那么，这些特征会如何影响微观层面的企业个体呢？现有理论并未进行系统深入的阐述。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结合我国一大批企业互联网、大数据的相关实践，我们首次提出互联网环境下的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框架将结合一系列经验数据的分析，部分回答互联网时代的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本书的研究的数据贡献在于：在当今之中国，互联网已成为引导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股重要力量，大量优秀的企业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实现了商业模式的转变、升级与变革；以大数据、智能技术、移动互联和云计算为代表的互联网新技术正在迅猛改变企业各种业务的流程、技术和方法。显然，这些中国企业基于互联网的伟大实践需要更多的学者关注、总结、提炼与升华。唯有系统总结、提炼、升华相关实践的经验，才能帮助更多的中国企业成功升级转型；唯有正视中国互联网的特定环境对传统会计的冲击，才能适应新时代，推动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本书的研究将在案例调研、媒体新闻阅读、上市公司公告与年报、季报阅读、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上市公司实施互联网、大数据相关指数，并通过各种方式提供给其他学者；基于此，我们期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中国企业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伟大实践。

本书的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一系列政策的出台都标志着互联网行动计划、数字经济等，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互联网、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已成为党和国家极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传统企业来说，选择融入与实施互联网、大数据，应该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企业应放弃自身主要业务，不惜成本地融入、实施互联网、大数据。如何更充分有效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更好地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提升企业业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呢？在实施互联网、大数据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解决呢？本书的研究可以部分回答以上一些问题，从而有助于推动互联网国家战略在传统企业中更为有效地实施，亦有助于推进互联网、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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