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没有了史料，史学也便不存在，这是常识。史料与史学的关系自然不止于此，对于二者的关系，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所作《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演讲中的一段话，向来为人所引用：“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者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最初发表在《清华周刊》上，此处引自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07—211页）王国维这段话的核心，就是新材料的发现推动学术的发展与转折。
关于学问与资料两者关系的阐述，同样为学人所乐道的是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的论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敦煌劫余录序》，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册，1930年6月，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268页）陈氏所言，强调新问题驱动新材料，虽然问题导向在先，但是仍然要有以新材料来推动此新问题。
王国维、陈寅恪都将新材料看作学问发展的原动力，而傅斯年则更是高举“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旗帜。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岳玉玺等编选《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4—183页）中指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以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并提出史学研究进步的三个标准：“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
然后宣称：“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而他说的“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后面半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成为经常为人引用的名言。
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虽然需要考虑到，傅斯年所谓整理史料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整理史料并不相同，他所谓的整理史料实际上就是通过材料研究历史。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此处所谓记载，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去对他做任何史学的工夫。”但是，他将史料作为史学的唯一准绳，是唯科学主义，而失于矫枉过正，却也是不容回避的地方。
然至于今日，地下地上新材料层出，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的论说，在不同层面不断地得到检验，并不断地发展。特别是新出简牍，使古史研究热闹非凡。由于出土简牍不在个人的专门范围内，故搁置不论，仅就一般可及的纸质材料略微陈述己意，特别是那些低到尘埃里的材料。
对于从学校到学校的人文研究者来说，占据一个好的图书馆（包括网络资源）无疑是为自己的研究打下了最好的基础。但是它也往往会形成一种反面的情况，就是一旦离开了那样坐拥书城的条件，便容易处于不知所措的境地。
另外一件绝大多数时候被人忽视的事情是：图书馆的藏书，特别是专业论著，都是经过反复挑选、筛选之后的结果，通俗一点说就是“都是好书”（套用别人的话说，就是图书馆的书是经过筛选的，“集粹”的书）。那些“不好的书”，或者说“不入流的书”，进入图书馆的机会要小得多。这一点对于史料性质的文献来说，尤为突出。绝大多数图书馆古籍部或特藏室，以收藏宋元本、明清善本为标榜，以珍贵文献为目标。若只是阅读这些精粹的文献，通过它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历史精彩的一面，或者说主要是阶级结构中上层的一面；也有可能是历史孤僻的一面，因为这些文献的流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它们所反映的历史，所表现的历史，也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需要谨慎对待。我理解到这一点，是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出于兴趣和生计的需要，到北京的地摊上买书贩书。虽然贩书的过程并不成功，但是在接触了大量处于最底层的书之后，对史料的认识却突然有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感触，也正是这样的情况下，对不同“位置”的书所表达的历史有了初步的理解。
后来在袁为鹏先生的帮助下，为马德斌教授的课题组做物价与工价史料的整理，接触了清代以来的商业账簿。对史料的认知也日渐扩展，开始注意日常生活文献。大量接触契约文书、账簿、信函、档案、票据、图片、照片等，各种五花八门的材料与物料，进一步打开了对史料及其所呈现的历史的认识。逐渐触摸到了消逝在时间中的过去，它的日常性、丰富性、复杂性，以及这种日常、丰富、复杂在个体重叠之后的信息冗余与单调，乃至纷繁个体在时间和空间过程中的生命的悲凉与悲怆、无力与无奈。通过收藏品市场的实践与观察，来反观学术市场，发现两者之间很有些相似的地方。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有名”始终是“核心”，受追捧；“无名”始终是“边缘”，少有人问津。人、事、物，都以此为准绳，犹如经济学中的“价值”。初开始的时候，对此愤愤不平，总想做点什么，来展现“无名”，展现“边缘”本身，而不是作为“有名”，作为“核心”的比较物出现。这既有自身感悟的缘故，也与从小学以来接受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种观念有关。内心里总是在想，既然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那么为什么不见有人民群众的历史呢？难道是要由我来写吗？在这样的心态作祟下，开始收集各种人民群众的“历史”记录，满怀雄心地准备写一部有血有肉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书来。但是当接触到纷繁个体背后的冗余与单调之后，开始不断地摇摆、否定、反思，这条路是否值得去走，以及如何走。
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中古史的学者提出的个人生命史及相关实践（翻检学术史，发现目前国内中古史学者陆续发布的个人生命史属于将史学研究中对伟大人物或英雄人物传记的研究下移，依其研究时段的资料将人物生平或传记研究的对象扩展到一般人物，或者普通人。而个人生命史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已经有较长的理论探索，在人类学中也有较为全面的总结与探索，值得借鉴），这多少与我所思考的问题相似，也从侧面说明有类似想法的人并不少。而我也逐渐深化自己的思考，开始不再排斥“有名”与“核心”，因为他们也是历史真实的一个部分，而且确实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关键。人民群众在这个过程中主要起到的是累积作用，这种累积在发挥其构成社会的基础价值之外，在它被动成为潮流的时候，才汇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不可遏制的动力。
另一方面，对于个体而言，人民群众的历史对于他/她、他们/她们自己及其以之为中心的人群，都是有血有肉的历史，都是鲜活的历史。在这个层面上，每个人都是如此。从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到低至尘埃里的小人物，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是这个历史的“中心”，差别在于各自的“中心”所荡漾出去的圆或涟漪的范围的大小，以及这种荡漾扩散的耗散过程的强弱与持续时间的长短。它们的交叉、重叠、吞噬、汇合、融合等，既消融在历史之中，也由此而构成历史。这就是繁复到冗余而单调的普通人的历史在宏大的社会进程中的价值。这种价值对于具体的普通人来说，大多数时候是相对缥缈的，没有实在的意义。普通人的历史的意义，在于或主要在于他/她自身（宽泛一点说每个人的历史，无论有名与否，重要与否，其意义首先就在于自身）。如果说，在看到普通人历史的繁复冗余与单调性之后，还有书写普通人历史的欲望的话，那么就在于我想尝试通过一个个不同的普通人，他/她的历史，来表达我自身的存在与意义。
书写这种繁复到冗余而单调的普通人的历史的方法，暂且不论。对于准备书写这种历史的我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是否有能力写出来。最初我对此是非常自信的，但是随着日子的消逝，而进展仅停留在思想上，自信也就慢慢地动摇，乃至冒出放弃的念头。
在这个过程中，时常想起袁为鹏先生所说，做不了大学问，就编一点资料，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工作。于是便有了退而求其次，编一点史料的想法。可是，在着手工作的时候，发现即使是编一点史料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特别是希望通过编史料来展现人的历史时，发现自己的能力依然不足。为此，不得不继续退而求其次，将编材料分为几步走。于是有了“史料与史学”公众号，也有了出版“史料与史学”系列出版物的想法。最好的打算是，介绍史料的随笔为一个系列，影印与整理为一个系列，用相对完整的一套材料展开的研究为一个系列。这样的打算显然有点过于宏大，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需要有适当的合作者一起努力，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实现。因此，这里只能算是发一个宏愿。
回到本书，为什么将“尘埃里的历史”作为书名，这是因为这些史料大多是从地摊或网络上买来的，且多半入不了藏家的法眼，特别是传统藏书家的法眼，其来源是从尘埃里来的；同时这些资料所呈现的人或事，多为日常碎屑，也低到尘埃里了；而对这些资料及其背后的历史的介绍，也多半是蜻蜓点水，没有深入全面地呈现，文字尘埃。如此种种，遂将书名定为“尘埃里的历史”，也希望藉此让每一个低到尘埃里的人，在内心埋下拥有历史的希望之心。我虽尘埃，我亦有史。拥有历史，即拥有自由。
新书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