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研究：基于国际社会视角_ 兰颖著_9787550442443

　　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国家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力量。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便踏上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之路。改革开放后，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不仅顺利融入了国际社会，还开始参与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构，并着力推动“和平、合作、共赢、共享”的国际政治文化转向。中国从站起来获取现代性身份，到富起来取得国际社会制度和机制建设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是中国一次又一次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物化”逻辑框架下的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的超过，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建构自身现代性质性的创新。
　　当前，中国与国际社会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从中国自身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物化”逻辑框架下，主体主义、理性主义仍然影响着国际社会结构、国际社会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具体表现如民粹主义复苏、“逆全球化”思潮出现以及当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贸易争端（贸易战）和多次在全球治理机制中产生“退群”行为等。当前，在国际社会，全球治理效能低下、经济全球化动力不足、地区争端频发、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由此可见，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了未有过的现代性建构动力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凝练集体智慧和磨砺集体定力，在国际社会中为中国批判和超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物化”逻辑下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提供了新理念与新路径。新理念是中国解决国际社会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以及治理赤字的指导思想，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开放、包容、联动、创新”为主题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理念，以及以“义利”协调、绿色发展、结伴对话为基石的新型国际交往理念。新路径是新理念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充分传播、形成反馈并在不断审视的过程中增强创新活力的有力保障。新路径包括塑造立体化国家身份、秉持“奋发有为”的国际事务参与态度、创设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体系参与模式、构建“中国气派”的国际话语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践“四维一体”外交策略等。

　　“现代性”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中，现代性都有自己的位置。中国是后发现代性国家。作为一个研究主题，现代性建构问题必然成为国内学者关注和研究的核心议题。对于国外学者而言，对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分析反映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东方现代性的解读和态度。
　　就国内研究成果而言，中国现代性建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入题。刘同舫认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关系是“‘应当’和‘是’的关系”。现代化是可衡量的物质性范畴，而现代性是关照制度和心性的价值范畴。量与质同在，但二者并不必然同步。因此，一个国家有可能虽从量的层面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从质的层面，现代性还在建构的路上。同时，量的积累的相同性并不必然生成价值范畴的相同。达到量的积累的国家由于文化、价值目标和运行机制的不同，它们的现代性一定各有特征。中国的现代化即使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同等水平，其现代性也会有不同的内涵和体现。金耀基教授认为，当今中国的问题不仅在于现代化更在于现代性。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现代化可以让一个国家从经济层面上实现富足，但真正使一个社会从前现代跃升为现代的是“现代文明秩序”。中国已经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一次次社会转型都是文明秩序在器物、制度以及价值系统上的转变和映射，而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量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其质性的超越。因此，当代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现代性建构的问题。
　　其二，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路径、方式或原则入题。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认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有‘三种思想原则’，同时也有两个明显的‘边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性的话语元语言，就“个体”的现实性来说，它对中国现代性话语形成有借鉴意义；就当下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颠覆以及对后现代的疾呼来说，它又对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有警示意义。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在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过程中找到了解除束缚与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性建构有指导意义。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部分就是新儒家思想。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上千年的时间，天人合一的思想由新儒家思想发展为“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现代性话语，新儒家思想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会成为一种代表传统却又不仅是传统的声音。以上三种思想都对中国现代性建构产生了作用。但需要明确的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和新儒家思想视域下的现代性都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性特征。前者不管是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所关乎的现代性既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也不对应当代中国的国情。后者对传统思想的过分关注又制约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因此，中国现代性建构受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和新儒家思想影响，但必须超越中国现代性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边界，以及中国现代性与新儒家思想的边界，从而使中国现代性能够在中国特色的现代思想道路上形成。陶磊等认为中国现代性建构需要注意的是对理性的批判问题。现代性最初以现代理性出场，从唯心主义的启蒙理性到工具理性单向度生长，理性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但中国的现代性不是建立在以“否定全部理性”为基础从而最终否定现代性的立场上的。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是以相互学习、超越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认知和创新传统为路径，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北京师范大学任东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哲学形态上的当代建构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一种分析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以构建一种“道德评价和社会进步”“发展生产力与追求社会和谐”“公共空间拓展与个人自由”相结合的新理性观为基础，从而推动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程。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认为，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特征出发，以商品、货币、资本以及异化为切入点对现代性进行了诊断。中国现代性建构需要“发掘马克思有关现代性论说的当代意义”。华中科技大学邹诗鹏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一文中提出，中国获得现代性的资格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中完成了两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同时，中国建构现代性的目标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一致，因此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方案应该源自马克思主义哲学。武汉大学刘国胜认为，现代性建构从其根本性上来说应该是解放人的主体性发展需求。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以尊重人的主体性发展需求为基础。不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追求，还是建设中国和谐社会的逻辑，都是“以人为本”的现实写照。中国现代性建构就是“主体性本质转化为现实价值”，促使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人格得以被尊重。因此，从释放主体的能力和实现主体的价值来看，“以人为本”当属一种应然的状态，而中国现代性建构也在这种应然之中。中央党校张琳认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径是一致的。不管是“发展是硬道理”的论述，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抑或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中总结的与时俱进的所有理论成果，都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理论资源。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路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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