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广西文化无疑是其中较为璀璨的一朵。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中，广西文化作为一种植根于八桂大地，充分吸收中原文化、楚文化、滇文化、海洋文化等多元的地域文化，充分体现了多元共生、能量互补、融会贯通的特质，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南方坐标，彰显出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魅力。鲁西奇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区域性道路包括五条，即中原道路、南方道路、草原道路、高原道路、沙漠绿洲道路。地处岭南西部的广西，其发展路径无疑属于南方道路，而其在中国文化版图中的坐标亦定格在南方文化的板块上。贺云翱指出中华文明体系主要由四大文化板块构成，即北方（草原高原）文化板块、黄河文化板块、长江文化板块、东南海洋文化板块。其中草原高原文化板块与黄河文化板块相对接近，形成中国北方文化，以黄河文化为主导；长江文化板块与东南海洋文化板块相对接近，形成中国南方文化，以长江文化为主导。但是这里的中国南方文化似乎缺少位于珠江流域的岭南文化的位置。珠江发源于云贵高原，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区，地形上兼括云贵高原和两广丘陵，区位上通江达海、毗邻东南亚，文化上体现为楚文化、中原文化与西瓯文化南北交融，骆越文化与滇文化东西互渗，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陆海交汇，形成了独特的地缘文化空间，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多样性、交融性，呈现出多元共生、交融共进的文化面貌。
广西文化从来就具有开放的特质。先秦时期的广西文化是百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周边的楚文化、滇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促进了骆越文明的进步，产生了包括铜鼓在内的早期青铜文明。自秦代灵渠开通以来，广西便通江达海，内引外联，开启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盛世华章。所谓限隔内外的南岭山地，从来没有真正阻隔广西与中原的交往，早在商周青铜文明时期，广西就已经与中原产生了联系。战国时期，楚国的势力范围更是到了今广西东北部，这为秦灭东方六国后进军岭南创造了条件。灵渠的开凿则使广西与中原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中原文化传入广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启了广西文化内地化的进程。早在史前时期，广西文化就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距今80 万年前，广西右江河谷的先民就创造了以百色手斧为代表的灿烂的旧石器文化，标志着广西的先民曾经走在同时期人类的前列，广西也在此后成为中国早期古人类不间断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在广西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广西从此被稳定地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这既是广西长期保持对中央的高度认同和安宁稳定的历史基因；也是中原文化与广西文化持续交流，使广西始终走在与中央王朝相向运行轨道上的文化基础，并终凝聚成广西各族人民对国家向心的自觉意识。
广西人善于营造美好的家园，创造幸福的生活，在物质文明建设上取得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成就。从旧石器时代的百色手斧到新石器时代的大石铲，广西人的石器加工技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并在右江河谷留下了大量石器工场遗址。广西人很早就掌握了陶瓷烧制技术，从史前陶器到东汉以来的釉陶、青瓷、青白瓷，乃至今天的坭兴陶，广西人在土与火的淬炼中不断实现陶瓷制作技术的进步。2000 多年来，铜鼓作为广西历史文化的标志性产品，已经积淀为壮族文化的代表符号，广西也以铜鼓数量多、类型全、分布广，被誉为中国铜鼓之乡。各型铜鼓见证了广西古代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而羊角钮铜钟、扶桑树形灯、铜凤灯则代表了广西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广西是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广西人就驯化栽培了粳稻和籼稻，见证了5000 年前广西先民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秦汉时期广西的纺织技术已具有一定水平，到唐代有桂布白如雪之誉，唐代的桂布和明代的郁林葛布成为进献朝廷的贡品。明代广西的锡矿冶炼业独步全国，南丹、河池二州的锡矿产量占当时全国总产量的80%。历史上广西的水利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灵渠是世界运河开凿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比举世闻名的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要早2000 多年，在设计、施工、用料等方面，都创造了后人难以想象的奇迹。而唐代的相思埭运河、潭蓬运河则承其余绪。在中国的边关古迹中，堪与长城媲美的边塞建筑，无疑是被誉为南疆小长城的清代大小连城，它迄今仍然屹立在祖国的南部边关，成为近代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不屈象征。广西濒海，早在汉代就形成了较为发达的采珠业，南珠也成为世界名珠，而合浦珠还的故事则寓示了广西人对良吏善治的期盼。不仅如此，广西人还具有开放的胸襟，充分吸取外来文明的养分。开通于西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使得域外的玻璃制品传入广西，广西先民通过学习借鉴，在汉晋时期烧制出了南海玻璃。广西先民的物质创造力，奠定了广西后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广西的民间信仰非常丰富，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对人与人、个人与国家、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认识。
广西的民间信仰充满了多元性和包容性，佛教、道教、儒家、本土民间信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出世和入世并没有的界限，体现了广西人的人生智慧。牟子是广西早研究佛学的人，六祖无须文字的佛根人人皆能成佛的传教思想，全真自性成佛的理念，契嵩融合儒、佛的贡献，生动地诠释了不同信仰之间的交融通路。而道教与广西壮、瑶等民族原有民间信仰、原始巫术相结合，逐渐趋于世俗化，成为壮、瑶等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广西人慎终追远、感恩报德，重视对母神（龙母）、生育神（花婆）、创世神（盘古）、英雄神（莫一大王）、三界神等的崇拜，体现了对孝道文化的遵循，弘扬感恩报德的美德。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从广西人对伏波将军马援、班氏夫人、岑大将军等的崇拜上，可以发现广西人浓烈的家国情怀。马援平定叛乱、稳定边疆，班氏夫人输财助军，岑大将军忠于朝廷，他们都是广西人崇敬的对象，这是植根于广西人潜意识中的一种精神基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广西人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对自然秩序和法则的遵守，形成了广西人朴素的生态意识，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注重人聚空间和谐的观念、生产生态人口平衡的发展观，这为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参照。
广西地处岭南边疆地区，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南岭山地曾是限隔内外的屏障。但是路途的遥远和自然的阻碍并不能阻挡广西人的向化之心，自秦朝统一岭南、设置三郡以来，广西就走上了与中原地区同频共振的道路。大一统观念深入广西人的内心，即使中原地区处于分裂时期，历史上广西人也没有因为无所归依而单独实行割据，而当中原王朝政权更迭之后，广西各族首领往往在王朝的感召之下率先归附，而王朝统治者也顺利实现传檄而定，这与王朝的教化密不可分。广西的文化教育从汉代的播火传薪到清代的异军突起，走过了不断追赶中原先进地区的历程，在推广学校教育、参加科举考试上成绩突出，共出了10 位状元，其中有2 位三元及第。从唐代广西士人的频破天荒到清代科举人才的井喷，广西人实现了后来者居上。汉代广西本土已经出现了二陈三士的人才群体，本土教育的兴起标志着内生动力的逐渐形成。历经唐宋外来名人的过化与文教丕兴，沿袭到明清时期，广西科举世家辈出，高官显宦继兴，出现了明代全州的蒋昇与蒋昪兄弟、临桂的吕调阳和柳州八贤等。清代，随着文教的普及，广西文化水平跟上了全国的步伐，不仅汉族士子人才辈出，而且壮族士子冯敏昌、郑献甫竞相闪耀，少数民族地区科举取士频破天荒。而外来文人士大夫的播火传薪，更使得广西文教的面貌焕然一新，唐宋时期的柳宗元、苏轼、黄庭坚、秦观，明代的解缙、王守仁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文教内地化的进程中，广西人的家国情怀也日益滋长，并内化为爱国、爱乡、爱民思想的有机统一。
广西的地理特征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众多的山和环绕的水，塑造了广西的山水文化。而广西文学艺术也得山水灵气，在山水文化、石刻文化上闪耀着地域文化的光芒。广西文化既具有先天的自然禀赋，又是2000 多年来广西先民不断创造的产物。山水是广西文化的天然名片，桂林山水无疑是广西山水文化的杰出代表，800 多年前南宋诗人王正功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呐喊，是对桂林山水的终极性评价。而附着于广西秀美山水的石刻文字，则是历代文人墨客对广西文化的无声宣传。广西文化作为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海外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在文学和艺术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广西文学从古歌、诗歌起步，汉代苍梧古歌《喻猛歌》《陈临歌》开其端，南朝齐张融《海赋》继其后，经过唐、宋、明三代的发展，在诗歌创作、词作及词学理论、散文创作等方面都成绩斐然，终在清代达到传统时代的顶点，某些方面甚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而广西的民族民间文学也迎来了它的繁荣期，《布洛陀》《莫一大王》《达稼达仑》《百鸟衣》《刘三姐歌谣》《壮族嘹歌》《密洛陀》《盘王歌》等见证了这一兴起的过程。广西的艺术多姿多彩、异彩纷呈，戏曲、音乐、舞蹈、美术竞相媲美，这是广西各族人民在广西大地上书写的生活篇章，并深刻地影响了各族人民的生活面貌和心理感受。
广西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集中体现在节日民俗和地域风情上，其中许多节日民俗成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歌圩、壮族三月三、壮族蚂节、壮族铜鼓习俗、壮族霜降节、瑶族盘王节、京族哈节、仫佬族依饭节、毛南族肥套、宾阳炮龙节、钦州跳岭头等。除了节日民俗，广西文化的地域性特征还包括各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及织锦技术，异彩纷呈的地方传统美食，源远流长的酒、茶文化，以及富有民族性、地域性、交融性的建筑文化。广西本土的干栏式建筑、秦汉以后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族建筑、近代的西式建筑，充分反映了广西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与交融性特征。广西迥异于北方的气候条件，丰富多样的物产资源，给中原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而形成了异于内地的族群意象和地域意象。特别是广西丰富多样的物产资源，激发了文人士大夫们记录的兴趣，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具有生物学性质的著作，包括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三国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西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和张华的《博物志》、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等，促进了广西传统生物学的产生。而广西人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中原人士在适应广西气候条件的体验中，又产生了广西传统医学，成为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鸣元龙坡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大针，反映了骆越先民的医学知识水平，进而发展为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壮族先民通过对药用植物的辨识，产生了壮医药学，形成了今天端午采药和赶药市的习俗。而中原士大夫也努力寻求治疗地域性疾病的医方，产生了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宋代《太平圣惠方》《脉经》和吕渭《养气汤方》等，并促进了瘴医学的形成。唐宋之后有关广西的地方著述不断出现，反映出随着中央王朝对广西统治的加强以及广西开发进程的推进，人们对广西的地理山川、历史名胜、物产资源、族群生计、风土民情等方面的认知也不断深化，从以前猎奇式的描述发展为全方位的表达，较为系统地展现了广西的地方性知识，为我们全方位了解广西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广西的民族构成与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各民族相亲相爱、团结互助、彼此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当代中国民族团结的典范。桂东地区为汉族聚居之地，壮族多采取融入的态势。桂西地区的情况刚好相反，作为壮族聚居区，民族文化保持得较为完整，明清以来迁入的汉族多定居于城镇，他们经商负贩，向壮族地区输入必需的商品，并运出本地的土特产品。分布于乡村地区的汉族则与壮族杂居，在相互交往之中实现了文化互鉴和文化共存，一些地方甚至实现了民族交融。桂中地区则处于桂东汉族聚居区向桂西壮族聚居区的过渡带，这里民夷参错，混同其生，各民族之间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格局。独特的地理区位、复杂而艰苦的自然地理环境、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分布状态、文化的多样性和外来的挑战，使广西人在历史文化
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思想品质。总结起来，广西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就是爱国爱乡的家国情怀、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团结进取的昂扬风貌、刻苦担当的精神取向。新时代的广西人正不断吸收优秀传统思想的养分，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昂首阔步走在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的康庄大道上，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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