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经典，作为文明互鉴的心弦
陈众议 2020年11月27日于北京
只有浪子才谈得上回头。此话出自诗人帕斯。它至少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人需要了解别人（后现代主义所谓的他者），而后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恰似《旧唐书》所云：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二是人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难免产生影响的焦虑（布鲁姆语），但行万里路恰可稀释这种焦虑，使人更好地归去来兮，回归原点、回到现实。
由此推演，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据称典出周氏兄弟）同样可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合乎逻辑，即民族本就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二是事实并不尽然，譬如白马非马。后者构成了一个悖论，即民族的并不一定是世界的。拿《红楼梦》为例，当百日维新之滥觞终于形成百余年滚滚之潮流，她却远未进入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除极少数汉学家外，《红楼梦》在西方可以说鲜为人知。反之，之前之后的法、英等西方国家文学，尤其是20世纪的美国文学早已在中国文坛开枝散叶，多少文人读者对其顶礼膜拜、如数家珍！究其原因，还不是它们背后的国家硬实力、话语权？福柯说话语即权力，我说权力即话语。如果没有冷战以及美苏双方为了争夺的推重，拉美文学难以爆炸；即或爆炸，也难以响彻世界。这非常历史，也非常现实。
同时，文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标志性成果。孔子固然务实，却为我们编纂了吃不得、穿不了的无用《诗经》，可谓功莫大焉。同样，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学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的抽象概括、冰冷的数据统计。文学更加具象、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审美与审丑功用非其他所能企及，这其中语言文字举足轻重。因之，文学不仅可以使我们自觉，而且还能让我们他觉。站在新世纪、新时代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进而为我们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同样，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需要全人类的伟大传统，需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否则我们将没有中气、丧失底气，成为文化侏儒。
众所周知，洞识人心不能停留在切身体验和抽象理念上，何况时运交移，更何况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文学作为人文精神和狭义文化的重要基础，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深刻，也体、有温度、色彩的呈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体现。因此，外国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经典为我们接近和了解世界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画面与现实情境；走进这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途径。这就是说，文学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亲近她，也即沾溉了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的人类心流。
此外，文学经典恰似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又毋庸置疑是各民族集体无意识和作家、读者个人无意识的重要来源。她悠悠地潜入人们的心灵和脑海，进而左右人们下意识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还是那个例子，我们五服之内的先人还不会喜欢金发碧眼，现如今却是不同。这是西学东渐以来我们的审美观，乃至价值观的一次重大改变。其中文学（当然还有广义的艺术）无疑是主要介质。这是因为文学艺术可以自立逻辑，营造相对独立的气韵，故而它们也是艺术化的生命哲学；其核心内容不仅有自觉，而且还有他觉。没有他觉，人就无法客观地了解自己。这也是我们有选择地拥抱外国文学艺术，尤其是外国文艺经典的理由。没有参照，人就没有自知之明，何谈情商智商？倘若还能潜入外国作家的内心，或者假借他们以感悟世界、反观自身，我们便有了第三只眼、第四只眼、第N只眼。何乐而不为？！
且说中华民族及其认同感曾牢固地建立在乡土乡情之上。这显然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式有关。从基本的经济基础看，中华文明首先是农业文明，故而历来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由此，相对稳定、自足的桃花源式的小农经济和自足自给被绝大多数人当作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其他民族像中华民族这么依恋故乡和土地（柏杨语）。同时，因为依恋乡土，我们的祖先也就相对追求安定、不尚冒险。由此形成的安稳、和平性格使中华民族大抵有别于西方民族。反观我们的文学，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如是，从《诗经》开始，乡思乡愁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我们的传统不尽于此，重要的经史子集和儒释道，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等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这里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既有入乎其内，也有出乎其外，三言两语断不能涵括。诚然，四十多年，改革开放、西风浩荡，这是出于了解的诉求、追赶的需要。其代价则是价值观和审美感悦令人绝望的全球趋同。与此同时，文化取向也从重道轻器转向了重器轻道。四海为家、全球一村正在逼近；城市一体化、乡村空心化不可逆转。传统定义上的民族意识正在淡出。作为文学表象，那便是山寨产品充斥、三俗作品泛滥。与此同时，或轻浮或狂躁，致使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曰图文化）、杂交化（却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
正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如何在全球化这把双刃剑中取利去弊，业已成为当务之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无疑是全球化过程中守正、开放、创新的不二法门。因此，如何平衡三者的关系，使其浑然一致，在于怎样让读者走出去，并且回得来、思得远。这有赖于同仁努力；有赖于既兼收并包，又有魂有灵，从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复兴中华，并不遗余力地建构同心圆式经典谱系。毫无疑问，唯有经典才能在熏、浸、刺、提陶、熔、诱、掖中将民族意识与博爱精神和谐统一。让《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文学经典的真善美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吧！让世界文学的所有美好与丰饶滋润心灵吧！这正是作家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精心遴选，联袂推出这套世界文学经典丛书的初衷所在。我等翘首盼之，跂予望之。
作为结语，我不妨援引老朋友奥兹，即经典作家是好奇心十足的孩子，他用手指去触碰请勿触碰之处；同时，经典作家也可能带你善意地走进别人的卧室……作家卡尔维诺也曾列数经典的诸多好处；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只有读了你才知道其中的奥妙。当然，前提是要读真正的经典。朋友，你懂的！
译者序
石琴娥
2020年9月12日于潘家园寓所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现代文学奠基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他才气横溢，一生共著有戏剧和小说各六十余部，是一位全面而又多产的作家。他以构思奇特，笔锋辛辣、犀利著称。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曾经说过：瑞典文学是国际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西欧文学中的流派都会出现在斯德哥尔摩，只不过稍迟一些罢了。这就是说，瑞典的文学是跟着欧洲大陆走的。可是，斯特林堡却是个例外。他创作的现代主义戏剧受到欧洲乃至世界作家们的追随和学习，像斯特林堡这样影响世界文学的作家在北欧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的。
斯特林堡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曾开过杂货铺，又当过船舶经纪人，但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家道陡然中落，从富裕陷入贫困。斯特林堡的生母是他父亲的女仆，由于这宗婚姻的门第不当，而遭到家族的反对和指责，他的母亲受尽欺凌，在斯特林堡十三岁时便病逝。斯特林堡虽然曾有过一段资产阶级家庭的富裕生活，但时间不长，更多的是在家境窘迫拮据、遭受白眼和屈辱的凄惨日子中度过。斯特林堡曾上大学学医，但一再因财源难继而辍学，又一再复学，终因学费无着落而被迫中断学业。为了谋生，他当过家庭教师和新闻记者。直到1874年当上了瑞典皇家图书馆助理员，生活才安定下来，并且得到改善。
1879年，他出版了社会讽刺小说《红房间》，使他一举成名，但是这部小说击中了上层社会的痛处，给他招来了猛烈的围攻。此后他出版了《瑞典人民》（1881）、《新国家》（1882）和《瑞典的经历和冒险》（18821883）等讽刺性小说又招致嘲骂和围攻，以致他无法再在国内存身，只得离开瑞典漂泊到瑞士定居。1884年他的著名短篇小说集《结婚集》因言词亵渎、触犯宗教而遭到控告。斯特林堡返回斯德哥尔摩接受审讯，虽然结果被判无罪，但是他的身心却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摧残。他在这场官司结束之后，迁居丹麦，后来又侨居德国、奥地利、法国等地，过着穷困潦倒而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活，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接触欧洲大陆上各种哲学和文艺的思潮、流派和新鲜事物要比瑞典国内的文人更广泛也更直接及时，并且得以结交更多的各国文学家。
斯特林堡有过三次婚姻挫折。三次婚姻的失败和其他一些复杂而不幸的私生活造成了他对妇女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状态。他在其他社会问题上是激进改革派，而在妇女问题上却抱有仇视和敌意。由于心灵频受创伤，生活颠沛流离，加上郁郁不得志，使他身心深受刺激，精神曾一度失常。在经历了一度精神失常之后，斯特林堡深信不疑，认为自己屡遭不幸和失败都是由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也就是天意在摆布。在宗教神秘主义、进化学说和五花八门的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影响之下，1894年他在从德国到巴黎的途中又一次陷入精神危机，甚至觉得周围的人都要加害他。他把这场精神危机称为地狱危机。在度过了这场地狱危机之后，他在宗教观念和文学创作上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写了两部描写自己心理的忏悔录《地狱集》（1897）和《传奇集》（1898）。在此之后，他的精神逐渐恢复平衡，写作的欲望和灵感亦再度旺盛起来。他埋头写作，进入了多产期，如发表了三卷本剧本《去大马士革之路》（18981904）等一大批戏剧和小说作品。不过风格与以前迥然不同，不再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而是转变成充满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情调，表现出想摆脱痛苦却又找不到出路的绝望挣扎和变态心理，描写出梦幻般的扭曲畸形的资本主义病态的社会关系。
斯特林堡一直以他犀利辛辣的笔锋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揭露丑恶，批判社会，他的立场始终鲜明地站在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一边。1909年瑞典《社会民主报》为祝贺斯特林堡六十寿辰，出版专刊，斯特林堡撰文致谢并宣称：我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他们（即下层社会）的代言人中的一员，因为我是一个女仆的儿子。
1912年4月初斯特林堡因患癌症去世，成千上万的瑞典各界人士赶来参加葬礼，工人群众则高举着红旗守卫在灵车经过的街道，并为他送丧守灵。
在世界文坛上，斯特林堡主要以戏剧而享有盛誉，一生创作六十二部戏剧，他的剧本充满着对社会、宗教和家庭虚伪的反抗精神，运用了不同于前人和同代人的新颖的戏剧语言，赋予戏剧一种独特的苦涩和力量，因而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宗教家虚伪的揭露更为尖刻锐利，斯特林堡的戏剧创作在早期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其代表作是《奥洛夫老师》（1872）。斯特林堡作为一个戏剧家对欧洲的戏剧改革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因为他首次将表现主义和自然主义运用到戏剧中来，并且成功地创作了悲剧《朱丽小姐》（1888）、《父亲》（1887）和《债主》（1888）。这几部独幕剧，尤其是《朱丽小姐》已被奉为世界戏剧史上自然主义风格的经典之作。在地狱危机之后，斯特林堡戏剧的风格从自然主义转向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他开创的表现主义戏剧具有这样的特征：内容荒诞离奇、结构散乱、情节变化突兀，往往鬼魂和活人同时出现在舞台上，以致生与死、梦幻与现实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剧中人物往往类型化，常常无名无姓，也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只是抽象的观念，共性的象征，戏剧中也没有明确和特定的时间地点，也没有戏剧性事件，甚至没有剧情转折和起伏，也没有结局。《一出梦的戏》（1902），整个戏剧都笼罩着超自然的气氛，舞台场面光怪陆离如同梦境一般。《鬼魂奏鸣曲》更是让死尸、亡魂和活人同时登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倾轧的人际关系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这部剧后来成为表现主义作品的典范。
斯特林堡创作了六十多部小说。瑞典现代文学史是以斯特林堡为开端的，而长篇小说《红房间》（1879）又是瑞典文学中部开创性的作品。在此以前，瑞典文学仍以诗歌为主，虽然已有小说体裁的文学作品，但是大多以短篇为主，往往是书信体并且夹杂着大量的宗教和道德说教。这些作品词藻华丽，情节曲折离奇，却与中下层民众无缘，也吸引不了他们，只能在上流社会中流通。直到斯特林堡的《红房间》出版，才使这种局面有了改观。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版被一抢而光，在半年之内连续出了四版。次年又以廉价书形式大量出版，而购买的主要是青年和工人。从刚一出版，这部小说便遭到了猛烈的围攻，绝大多数的批评家都以卫道士的口吻指责小说沉闷而悲观恶毒而令人厌恶只有黑暗与挖苦、辛酸与痛苦，等等。但是随着小说受到广大中下层民众的热烈欢迎，每次印刷都高达一万册以上，而且还要一版再版，这在当时全国只有四百万人口的瑞典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因为一般的文学作品印数大多是几百册，能上千册已是十分了不起的大事了。
《红房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年轻的富商子弟阿尔维德·法尔克出于理想主义的热情，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和官场生涯，一心要为社会和贫苦民众做事，用文艺来揭露社会的不公正和病态，以唤醒民众的觉悟，帮助他们觉醒起来进行斗争，并且实现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小说围绕着当时斯德哥尔摩文人雅士群集的伯恩斯饭店的红房间餐室为中心地点。法尔克时常与一群年轻的诗人、演员、画家等文艺青年聚首在这里欢饮开怀，因而《红房间》的副标题是《记艺术家和作家们的生活》，但是这仅仅占小说内容的一小部分，甚至主人公法尔克也不占有主导地位，而仅仅作为一根把整部小说串连起来的主线。法尔克放弃官场生活之后为生活糊口而奔走，历尽艰辛，曾当过保险推售员，也当过作家，为了支援工人运动，也当过《工人旗帜报》的记者。通过法尔克的经历和观察来揭露社会不公和人际尔虞我诈。他接触社会愈广愈深，就愈放弃理想主义，被迫朝向激进和革命方向发展，并且信誓旦旦地立下诺言说要永远忠于被压迫者的事业。但是在冷酷而严峻的现实的巨大压力下，他后终于屈服，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他的好友，激进分子奥勒·蒙坦纽斯在山穷水尽之时投河自尽以死明志，而法尔克却回到自己原来出身的阶级，重返官场，在议会开幕时，头戴饰有羽毛礼帽、身着礼服站在御座旁边的仪仗队里。他的狂热的双眼虽然仍在冒火，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他已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作为瑞典部现实主义小说，其成功之处在于，作品并不拘泥于叙述主人公的个人遭遇和命运，而是着重于揭露和批判社会，因而往往通过法尔克的经历而引出许多别的人物，如被点头哈腰的势利小人所包围的财大气粗的批发商，装腔作势从事慈善事业的贵夫人，貌似正经却又在伯恩斯饭店接客的妓女，自命清高而又为饱餐一顿玩弄手腕、费尽心机的文艺人，用上帝的名义和圣餐仪式来进行坑蒙拐骗的牧师，为得到演主角的机会而不惜出卖色相的女伶……斯特林堡在小说的29个章节里勾画出三教九流的众生相，而且个个都是入木三分，合在一起便成了一幅淋漓尽致的浮世绘。
《红房间》是瑞典部现实主义作品，这也正是小说能吸引人和发人共鸣之处，因为它不再是置身在象牙塔中或者是田园牧歌式的作品，而是触及了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揭露了它的阴暗与丑恶面。这部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也十分具有特点，它有明显的狄更斯的文风，因为斯特林堡是参照了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为范本的，描写伯恩斯饭店红房间里的文人聚餐痛饮就和匹克威克俱乐部的聚会的高谈阔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部小说在写作风格上是瑞典部自然主义的作品，尤其是运用了印象主义的技巧来描写斯德哥尔摩的风光景物。小说的章从句话起就描写了主人公法尔克从南城的小公园俯视斯德哥尔摩全城，他脚底下的那座城市既有远大辽阔而朦胧迷茫的景色，又有四周的引人注目的细节，如正在枯萎的雪莲花，用含苞欲放的菩提树的蓓蕾的茸毛来筑巢的雀鸟，还有去年在这里打架的狗儿留下的狗毛，等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幅田园诗般的风景画。
斯特林堡的小说和他的戏剧一样都是在受到丹麦的文学评论家勃朗兑斯的激进民主主义文学思想的感召而写作的，因而勃朗兑斯的文学必须不脱离社会现实，文学必须干预社会现实的主张清晰地体现在斯特林堡的小说和戏剧之中，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因而他的小说大多数有鲜明的批判社会的特性，并且带有强烈的愤世嫉俗的讽刺笔调。不少作品中不仅流露出疾恶如仇的语气，甚至过分偏激和尖刻，但是却给他的写作风格增加一种奇特的力量，人们通常把这种风格称为斯特林堡文风，后来一些瑞典作家还孜孜模仿，但是迄今尚没有一个瑞典作家在反映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方面的技巧能够超过斯特林堡的，说斯特林堡开创了瑞典小说并非言过其实，他亦是当之无愧的。
斯特林堡的小说题材是多方面的，但大多与他本人生活经历多少有一定关系，他的六十余部作品大致可分为这几类：批判社会和揭露现实的、自然体的、以超人为题材的、历史题材的等等。批判社会的作品以长篇小说《红房间》为代表作，其他还有小说《新国家》（1882），自传体小说主要的作品是四卷本长篇小说《女佣之子》（18861887），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通过自己的遭遇和经历来抨击社会的欺诈和压迫。《结婚集》（两卷本，18831886）和《一个狂人的辩白》（1888），从性质上来说也是属于自传体的。
斯特林堡已于一百多年前离开了我们，《红房间》这部小说问世至今也已有一百四十多年了。这部小说讲的是19世纪70年代的人和事，那时虽然已经有了蒸汽轮船，但是还没有汽车，更不消说飞机了，人们出门或是安步当车或是乘坐马车，行走在碎石铺就凹凸坑洼的窄街上。车辚辚、马萧萧，当时的城市是多么宁静，没有震耳喧嚣的市声，却到处都有教堂钟声在耳际萦行缠绕。俱往矣，逝如斯，一切都是那么岁月悠远，那么陈年宿旧，恐怕寻遍回忆的角落也不大能想得起来。然而当我们捧起这部《红房间》来阅读时，不但没有陌生过时之感，反倒觉得有一股新鲜气息扑鼻而来，令人觉得亲切，觉得似曾相识，甚至觉得书里所讽刺的人和事，有些仿佛仍在我们的身边，有些似乎活跃在现实生活之中，甚至我们说不定还亲身经历过。读罢掩卷，遐想联翩，感叹不已。这大概也就是这位瑞典文学巨匠遗留给我们的深邃幽远的意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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