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韦伯的学术演讲集，由著名学者甘阳教授编选。主要反映其学术*阶段的基本旨趣和主要关怀。
全书由四篇讲演组成， 其中第二篇与第三篇概括了此一阶段韦伯思考的中心问题，即德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困境。尤其后者《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韦伯1895 年就任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说，被普遍认为是了解韦伯思想的*重要入手点。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由著名学者甘阳教授编选的韦伯学术演讲集，辑录了其早期的四篇主要论作，是为以往韦伯研究所忽视，现今则受到学界特别重视的文本，主要目的在于以较小的篇幅反映韦伯学术*阶段的基本旨趣和主要关怀，展现其在这一阶段转向经济学研究的时代背景、问题意识和独特方法。韦伯在此阶段思考的中心问题，乃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引发，即德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困境。
本书曾收入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策划的社会与思想丛书，于1997年同时在香港和北京出版，受到广泛好评。新版特请毕业于德国哥廷根大学社会学的迟帅博士（现为南开大学教师）对照德文原文对翻译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订，并增加一些德文本中的注释，准确性与可读性大大提高。
韦伯研究再出发
甘阳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18641920）的思想和学术生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从 1890年代初韦伯在德国思想界崭露头角开始到1897年韦伯精神崩溃止。随后是整整六年韦伯完全丧失学术工作能力的痛苦时期（18971903）。从
1903年韦伯发表其篇社会科学方法论文章为标志而重新恢复学术与政治活动开始，是为韦伯学术活动的第二阶段，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即为此阶段的成果果；这一阶段大体以 1910年韦伯发表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后反批评一文告一段落。第三阶段则从1910年到1920年韦伯因肺炎病卒而终，此期间韦伯日益转向对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比较宗教研究，同时以极大精力主持《社会经济学》（Sozialokonomik）研究系列，后遗留下《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这部未完成的巨著（遗稿以《经济与社会》这一误置的书名刊行），以及同样只完成部分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系列研究（参本卷韦伯生平著述年表）。
我们编选本书的目的是试图以较小的篇幅反映出韦伯学术阶段的基本旨趣和主要关怀。韦伯在这一阶段的论著是以往韦伯研究忽视，但晚近以来则为学界特别重视的文本。其中韦伯在 1895年就任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著名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本书第三篇）现在尤其被普遍认为是了解韦伯思想的重要入手点，我们因此也以这篇著名讲演的标题作为韦伯文选卷的书名。
按理来说，韦伯学术阶段著作对于韦伯研究的重要性本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韦伯的学术生涯并非迟至他四十岁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时才开始，相反，《新教伦理》本身乃是韦伯将近二十年思想挣扎（其中一度精神崩溃）的结果。事实上韦伯夫人在《韦伯传》中曾说韦伯思想在二十四岁即他写博士论文时已定型，以后只是不断丰富但却从未重塑。这话当然不能全信，因为实际上即使到韦伯发表《新教伦理》以至 1910年发表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后反批评为止，他都还根本没有提出日后被看成他思想标签的所谓西方理性主义问题，更没有提出研究非西方文明的必要性，这些问题意识只是在韦伯学术第三阶段（ 1910年后）才逐渐开始发展。但有一点确实是目前学界一致同意的，即韦伯思想从阶段到第三阶段有着很强的连续性。其中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从阶段到第二阶段，尽管中间有六年精神崩溃的中断，但韦伯思考的问题却似从未打断过一样。《韦伯文选卷》后一篇因此特地收入韦伯大病复出后的次学术演讲，即他访问美国时所作的学术报告（ 1904年），以彰显这一连续性。读者不难看出，这篇学术报告的主题与韦伯十年前思考的中心问题，即德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困境（本书第二篇、第三篇），乃一脉相承。确切地说，韦伯第二阶段的重要论著如《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的客观性》以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事实上是企图回答他自己阶段思索中所面临的诸多困扰。正因为如此，离开了对阶段著作特别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这篇著名就职演讲的了解，我们事实上将很难理解韦伯为什么大病复出后要首先花如此大精力不懈地论述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同样，他为什么要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背景也变得全然晦暗不明。而由于这种晦暗不明，韦伯学术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变化也更加费解。例如为什么韦伯会有所谓从资本主义问题转向理性主义问题这一转向？所谓理性主义问题本身又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他要转向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所有这些事实上都不像以往认为的那么自明。
晚近以来韦伯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如著名韦伯专家施路赫特教授（ Wolfgang Schluchter）所指出，就在于所谓韦伯的著述史（Werkgeschichte）本身成为焦点并成为进一步弄清韦伯思想脉络的前提。对韦伯阶段著作从忽视到重视的变化，是与韦伯研究中这一著述史的问题日益突出有关的。所谓著述史问题说起来本应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亦即我们通常所说，在研究一个作者时不应割裂其文本脉络而任意抽取某些篇章段落作断章取义的解释，而应从作者本人的文本脉络及其时代背景出发去研究其著作和思想。但在韦伯研究中，以往长期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恰恰就在于相当多的论者并不是从韦伯著作的文本脉络和韦伯本人的思想历史脉络出发，而是以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去解读韦伯，其结果是许多解释常常似是而非，不但无法在韦伯的著述本身得到充分印证，而且不乏把韦伯所反对的东西说成是韦伯主张的东西的情况。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由于韦伯去世（ 1920年）后的德国和欧洲一直处在二次大战前后的恶劣环境下而导致欧洲社会科学发展的停滞，因此韦伯的著作和思想在德国本土和欧洲事实上长期被忽视。例如今天被看成其思想集大成的遗著《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虽然在韦伯去世后不久即由其遗孀以《经济与社会》为名于 1922年出版，但该书到
1947年为止只售出不到二千本。韦伯在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影响事实上是首先经历美国化的过程，并在二战结束后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重新得到德国和欧洲学界重视的。这一韦伯美国化的过程一方面确立了韦伯被公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奠基者的地位，甚至有所谓谁掌握了对韦伯的解释权，谁也就有望执学术研究的牛耳（Who ever controls the interpretation of
Weber can entertain hopes of also governing scientific activity）的戏言。但另一方面，正如今天学界一致认为，这种美国化的韦伯主要是二战后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界对韦伯思想的解释，更多是以 50、60年代美国社会学建构社会学理论系统的需要出发（以帕森斯为代表），而并非从韦伯思想本身的脉络及其历史时代的背景性问题出发。也因此，这种二战后的美国韦伯与一战前后的德国韦伯几乎可以说是道不同而不相谋。
德国学术界可以理解地逐渐群起纠正这种美国化的韦伯。1959年德国历史学家和韦伯专家蒙森（ Wolfgang Mommsen）率先发表影响深远的《马克斯 ·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
1920》（增订第二版1974，英文版1984），次把韦伯及其问题意识放到韦伯本身的时代来考察，是为使韦伯脱美国化之始。同年另一德国学者滕布鲁克（Friedrick Tenbruck）亦发表长文指出韦伯时代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与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热衷的所谓方法论实在乃风马牛不相关的事。不过在当时，这些著作的影响主要限于德语世界和少数专家。但 70年代中以后，一方面美国本身所谓社会科学去帕森斯化的趋势导致社会科学基本范式（ paradigm）发生根本变化，另一方面则德国学界在韦伯著述史的研究进展日益使一战前后的德国韦伯逐渐有取代二战后的美国韦伯之势。
1975年凯斯勒博士（ Dirk Kasler）发表了韦伯著述的详细编年考证，次使韦伯著作的写作和发表次第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编年史根据。 同年滕布鲁克教授发表震撼学界的韦伯著作的主题统一性问题一文，提出《经济与社会》不是韦伯主要代表作这一惊世骇俗的论点，从而使韦伯著述史的问题成为以后任何韦伯研究再无法回避的问题。1976年联邦德国成立，以蒙森、施路赫特和文克尔曼（Johannes Winckelmann）等五位专家为主编的《韦伯全集》（Max Weber-Gesamtausgabe）编辑委员会，开始计划系统出版新的批评 -历史版韦伯著作。1984年国际学界在伦敦召开规模盛大的韦伯与他的同时代人研讨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德国的韦伯和一战前后的韦伯在韦伯研究中的地位已基本取代美国韦伯和二战后的韦伯的标志。在这次大会上，德国学者亨尼斯（Wiilhelm Hennis）发表的主题报告韦伯与德国历史学派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提出韦伯不是社会学之父的论点。其含义当然不是要贬低韦伯的学术成就，而是强调韦伯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旨趣与今天人们一般所说的社会学实在相去太远，因此从现时社会学的角度将不可能使韦伯著作的基础及基本原则得到历史的解释。使韦伯脱美国化由此同时发展为使韦伯脱社会学化，即认为要了解韦伯就必须首先研究社会学以前的韦伯（Weber before Sociology），特别是韦伯学术阶段的著作。1990年，在美国著名韦伯专家罗斯（ Guerther Roth）等主持下，又有韦伯的新教伦理：起源、证据与背景讨论会，同样突出了韦伯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德国背景和时代背景。
总之，晚近二十年来西方韦伯研究的基本倾向是日益强调对韦伯的研究必须从弄清韦伯本人的文本脉络和思想历史背景出发，从而表现为解构美国韦伯，重构德国韦伯的趋势，并由此突出了韦伯思想阶段在韦伯研究中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这一新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是有利的，而且具有超出韦伯研究本身的意义。其原因在于，一战前后的德国韦伯乃是从当时欧洲一个后起发展国家即德国在这种历史处境出发来思考问题的，事实上，韦伯全部问题意识都是从当时德国大大落后于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这种焦虑意识出发的。 德国韦伯的这种历史处境及其焦虑意识，不消说乃与我们中国人至今的历史处境和问题意识具有更多的相关性。相反，二战后的美国韦伯则以一种发达国家的自鸣得意心态，力图描绘出一套普遍适用的所谓现代化理论，这与身处落后国家境遇的德国韦伯的心态是格格不入的。韦伯终其一生根本反对有任何普遍历史规律，根本反对把社会理论系统化的努力，认为一种系统化的文化社会科学这一观念本身就不知所云。因为这种追求系统化、普遍化的企图，在韦伯看来，只可能落入黑格尔式泛理性主义（Hegelian
panlogism）甚至自然主义式的一元论（naturalistic monism）。晚近哈贝马斯（Jrgen
Habermas）特别批判韦伯落入文化主义即特殊主义，而未能提升到普遍主义的高度，并以超越韦伯的文化特殊主义而论证人类理性发展的普遍性为自我期许。雄心壮志诚然可嘉，但我却不能不怀疑哈贝马斯究竟是超越了韦伯还是根本就还没有达到韦伯的视野!晚近以来学界已常常指出韦伯以后的西方社会理论导致具体历史之维在现代社会理论中的黯然失色（the
Eclipse of History in Modern Social Theory），今天应该是更注重具体历史之维的时候了。
中国学术界对韦伯学术的兴趣由来已久。十年前我们在北京创办大型学术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时组译的本著作就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全译本（于晓、陈维纲等译，甘阳、苏国勋校。北京三联书店 1986版）。这本《韦伯文选》则是我在诸多朋友的敦促和支持下勉力所为，然因时间精力之有限，前后拖延几达三年之久。惟愿它对中文学界的韦伯研究尚不无小补。
1997年 3月于芝加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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