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辩证法与梨树
1962 年，约翰·伯格离开了英格兰，这并不是他人生中
后一次放弃某种生活方式，转而开始另一种。假如伯格在那时
停止了写作，那么我们所记住的，将只是为《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撰稿的那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评论家。伯格在这
份倾向于工党左派的周刊里所写的文章大胆、激昂、坦率，却也
文雅简洁（有论者评道：不露怯，但也不装腔作势1），
这些文章是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在英格兰重要的一个传播渠道。
这些笔战处于激烈的十年冷战时期2，即便之后变得黯淡，
也已经在一代人身上留下了它们的印迹。
当然，伯格没有停止写作。直到搬到欧洲大陆之后，他才开
始沿着自己所创造的独特道路前行。他先是在日内瓦住下（曾在
巴黎和吕贝隆短暂居留），后来搬到了上萨瓦省的乡下。他的主
题覆盖自然、政治和艺术。他的工具是笔、画板和摩托车。他创
作小说、散文、民间故事，还有那些无法归类的所谓创造性非虚
构作品。他也曾参与创作电影、摄影书、戏剧、广播。伯格曾
说，他离开英格兰是为了摆脱英国新闻界的束缚。在2017 年去世之前，
他就已享有世界长老的地位。
英国新闻界对伯格的新身份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也不承
认他的建树之大。乃至于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在他们看来，伯格
依然是刚离开祖国时的那个放肆的煽动家。伯格逝世于2017 年
的第二天，距离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英国公民投票退出欧
盟，仅仅过去了几个月。伯格的作品与当时的历史现实的某种更
深刻的联结，依然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一连串的讣告在悼念他
时，大多采用新闻报道式的陈腔滥调有争议的。这些讣告
将伯格描绘成一位因政治争议激怒了策展人和教授们的文艺评论
家，一位在1972 年嘲讽布克奖委员会并将一半奖金捐给了黑豹
党的小说家1，一位用《观看之道》猛烈抨击肯尼斯·克拉克爵士
（Sir Kenneth Clark）的电视节目主持人2。媒体总是喜欢论战，
而伯
格也乐意参与其中。他们说，伯格确实是一个执着的马克思主义
者，一个自我标榜的革命分子，为此他甚至离开城市与农民生活
在一起，但是，他那些关于艺术的文字也的确非常动人。现在他
以九十高龄去世，可以收获赞美了。昔日的论战一旦退到历史阁
楼之中，先前的斗士就可能因他们的理想而被铭记，那些理想或
许不切实际，但充满生机。这就好像功成名就的人拍拍前竞争对
手的后背，以示安慰。过去似乎遥不可及，而事实上，
属于过去的那些被忽视的能量却冲击着那个早晨的新闻头条。
本书反其道而行：过去存在于当下，过去的故事还活着。尤
其是对像伯格这样的作家来说，历史的意义和希望的原则年复
一年地督促其前行，他作品中的思潮如今还在继续传播着。这
些作品超越了其自身，是多元的、紧连在一起的、互相交叠的。
摸索这些作品的轮廓，弄清它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就是在
所有外延的方向上探索半个世纪的景观。那些论战虽然很吸引
眼球，但它们只是一段更长的旅程中的弯路。在论战的背后，
还有更为复杂的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个人的，而报纸并不打
算报道这些。
举例来说，伯格去世时所处的住宅位于法国首都约10 公里
以外的地方，是一处宽敞明亮的郊区公寓。公寓属于一位苏联
出生的作家内拉·别尔斯基（Nella Bielski）。伯格爱慕这位女
士，与她合写过剧本，也翻译过她写的小说。几十年来，伯格来
回折返于此处和往东几小时路程以外的另一处住宅，也就是在阿
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被农田和牛棚环绕着的瑞士农舍。那是一
个老旧的农屋。在那里，伯格同另一位他同样爱恋的女士贝弗
莉·班克罗夫特（Beverly Bancroft）一起居住。贝弗莉是美国人，
她与伯格结婚几十年，是伯格第三个孩子的妈妈。虽然本书不会
把太多目光投向传统传记通常会涉及的私人领域这本书中几
乎没有寻医问药或家庭纠纷，只是偶尔尝试去探究人格面具和
心理状态之间的差距伯格这样的生活安排下暗藏着的双重依
恋，象征了某些更深层次的东西。他的作品远不止挑衅。他的作
品里还有张力和多元性、律动和激情。伯格曾经谈及德国出生的剧作家彼得· 魏斯（Peter Weiss）
（同为共产主义者、流亡者、从画家转行的作家），他说魏斯的
自传体小说并不关心揭露作家的私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隐秘
差异；而是痴迷于作家的私密自我与他所处时代的那些史无前例
的事件之间的联系。1 本书以下章节为同样的痴迷所驱策。其出
发点在于这样一个信念：虚构作品可以具有政治色彩，就像评论
文章也能充满想象；并且，树立一面历史透镜，便能重新聚焦未
来。伯格曾经说过：我们所过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同时
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渴望。2
因此，本书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试图提供一个更全面的
图景，描绘伯格的个人发展，以及他在许多创造性蜕变当中历经
的险途。另一方面，通过伯格和一系列政治分水岭，探讨那些困
扰了一代人的更大的问题：艺术的目的、自由创作的本质、献身
的意义，以及现代性与希望的关系。直到如今，这些问题依然困
扰着我们。当34 岁的伯格离开英格兰和他在《新政治家》的职
位时，他进入了这样一个行动领域，在那里，这些跨越时间、跨
越亲密与经验的圈层的联系，都开始摆脱短暂因果联系的铁律。
伯格声称他搬到欧洲大陆是为了成为欧洲作家。但他终成了人
文主义左派的精神领航星：他是良心的守护者，也是他那一代人
当中全球意义的声音之一。什么是文学？为何写作？为谁写作？
德国的坦克才从法国撤
退，萨特在期刊《摩登时代》（Les Temps modernes）里面就提出了
这些著名的问题。虽然只流行了一小阵，但是，推动这些问题
的想法和感知，它们所投下的阴影，对于伯格来说却是始终不
变的事物，而那时候，1945 年的精神1 已经以其他方式传播了很
久。也许出于这个原因，伯格可能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向导。
审视他的生活和作品尤其是作品可以拓展我们的认识：
在现代，成为一位以写作为业的作家意味着什么。这个时代充满
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的文化战争和为
了信仰的长期抗争。这么多年来，这些问题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设
问句。
萨特本人，或者之后的阿多诺，他们的思考都只停留在理论
层面。2 但是在伯格看来，有些选择不是仅仅通过推论就可以做出
的。献身也从来不仅仅是个人可以随意采用的某一种态度像
一个姿态或一个立场。献身远非赞成或反对。献身需要努力、决
心、坚守和牺牲。它需要时间来显现。离开英格兰，
是伯格一生当中重要的决定。本书随后会花
好些篇幅探讨他离开英格兰之前所写下的那些作品。被遗忘的
五十年代人们曾经这样称呼就像一个徘徊在回忆半路
的插曲，这时战争已经结束，摇摆的六十年代尚未到来。用画家
约翰·布拉特比（John Bratby）的话来说，被遗忘的五十年代
充满了配给册的色调和情绪、战后普遍的悲伤压抑的气氛1。
这个历史时刻距离我们的时代很近，同时也很遥远。正如我们将
看到的那样，五十年代，新的禁忌与新的自由产生了对抗，而
且，艺术和政治变得不可分割，这点常常让人感到沮丧，同时也
导致艺术和政治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的纠葛。当伯格从他的原始
土壤中破土新生时，这些纠葛也成了他那卓越出众的事业的隐藏
根基。如果没有这种根基，那他在背井离乡时所做的一切都将难
以理解。
如果说离开英格兰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决定，那么仅次于
此的第二重要的决定就是在16 岁时逃离学校改学艺术。1926 年
的篝火之夜2，伯格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早慧的学生。
如同许多背景和他相仿的英国男孩，并且考虑到他早期的学术
天赋，几乎理所当然的是，伯格有一天会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
学学习，然后像他父亲那样，从事一份管理会计一样体面的
工（Miriam）曾力争妇女选举权利，他的父亲斯坦利（Stanley）原本
打算成为英国圣公会的牧师。1914 年战争爆发，斯坦利就参军
了，服役的四年期间，他坚持以初级军官的身份在前线服务，甚
至在战役结束后留下来帮助埋葬死者。不过，当他们组建家庭
时，这对夫妇定居在了斯托克纽因顿的中产阶级郊区。米里亚姆
成了全职母亲，斯坦利则娴熟地掌握了正统的英国绅士所应有的
风度, 正如伯格后来所描绘的那样，一个非常正直且有尊严的
人；但同时，由于担任成本和工程会计师协会的会长，他也是
形形色色的骗子和强盗的代言人。1 从各方面记录来看，斯坦利
在战争中遭受了很深的精神创伤。虽然他对此沉默不语，但这种
隐性的创伤还是在他两个儿子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约翰
有一个哥哥2）。伯格既同情父亲的痛苦，也气恼父亲的沉默，两
种情绪交织之下产生的困惑，激发了本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母
题伯格同一系列英国式导师和父亲形象之间的紧张关系，甚
至可能包括他与英格兰本身的紧张关系。这些关系并不自在，交
替着深情与冲突。后来他在一首诗《自画像：19141918》中写
道：我出生于死亡的光景之中／在芥子气中裹紧／在防空壕中
喂养……我是适合英雄们生活的世界。
6 岁时，伯格被送往寄宿制学校，初是在吉尔福德郊外，
后来去了位于牛津郡的圣爱德华学校。在访谈中，伯格对于孩童时期总是保持沉默，
只强调他的家庭的孤独（他经常将自己比作
孤儿），以及随后的英国寄宿制学校那极度野蛮的文化。1 也
许是为了应付寄宿制学校的生活，他开始画素描，画油画，写诗
歌。如果艺术注定要被当作武器来使用，就像他后来所声称的那
样，那么他初转向艺术却是用于自卫。通过想象，感知得到延
伸；通过经验的重述，无法感知的事物得以成型。
伯格也饱览群书：哈代、狄更斯、莫泊桑、契诃夫、海明
威，还有包括克鲁泡特金在内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经典作品。
14 岁时，偶然读到自由出版社（Freedom Press）发行的三本小册
子之后，他甚至开始同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2 通信。赫伯
特·里德是诗人和评论家（他在本书后文还会出现），伯格请求
他点评自己早期写下的一些诗歌。里德的回信是批判性的，但也
给伯格带来了鼓舞。好几个月，伯格都把这些回信揣在口袋里。
很久之后，他俩会在报刊的读者来信版面针锋相对。
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伯格在圣爱德华学校的生活到底有多
痛苦，只知道他后来称其为法西斯般的训练为了把他们
训练成为军官和施虐者3。1942 年，外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如启发。
伯格人生中次尝到了独立的滋味，既是创造力上的独
立，也是现实生活上的独立，但他同时也尝到了危险的滋味。居
住在战时的城市，他只能与一位同学在一间窄小的供膳食的家庭
宿舍断断续续地住着。这位同学是一位年轻女士，伯格后来承
认这是他的初恋。他回忆起1942 年时曾说：太多的事件接踵而
至。那时候四处轰炸，也就意味着在那段时间里，每个个体都处
在紧迫的生存状态之下，只可能有非常短浅的目光。接着是艺术
学校，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再然后是和这位女同学住
在一起。并且，我想这是……我生命中次，可以开始为自己
制造出的问题选择解决方案，而不只是为了应付别人让我做的事
情而费尽心思。1
艺术学校、宿舍和战时的伦敦这就是塑造了伯格青少年
期的三个舞台。1944 年，18 岁的伯格参军。他接受了初步培训，
但是在军官的委任过程中，他拒绝提出申请。在他后来称之为
愚蠢的小官僚报复行为中，他被任命为非委任级别的长矛下
士，并驻扎在训练补给站。2 他不用参加诺曼底登陆战，而是留在他阶层的士兵交往，
给伯格带来一个全新的写作理由：他常常
提到，这些士兵中的许多人近乎文盲，他们把故事告诉给伯格，
伯格为他们记录下来，寄给他们的女友和父母。1 无论真假，这就
是他将为自己的大半人生所设定的角色。他设定了神话诗意一般
的基调：他是士兵，但同时也是抄写员；他复员后，继续为穷苦
工人发言。几十年后，他有时还开玩笑说，他去艺术学校上学是
为了能整天画裸女；但是，在军队的资助下，他退役后进入了切
尔西艺术学院，在那里他画了很多在铸钟厂和建筑工地工作的
男人。
战时英国大后方和战后重建的集体精神，滋养了伯格早期
的社会主义信念和文化信仰。多年后，他在一次电台广播中说：
上帝禁止我们通过制造战争来创作艺术，但我们确实需要某种
使命感，一种团结的意识。2 战后民粹主义消退，冷战时期草木
皆兵，又加上1950 年代初的压力延伸到美学争论上选择抽
象还是具象，自主性还是目的性，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从前的
团结逐渐疲软，这时候，伯格放弃了作画，转向新闻界。他开始
为《新政治家》定期撰写艺术评论，很快崭露头角。到他接近
30 岁时，已被称为他这一代人中耀眼的青年评论家之一：雄期间错过了战斗，
但在杂志的文化版面中体会了战斗的滋味。那
时候他说，每当我用评论家的目光观察一件艺术作品，我总是
跟随它的线索阿里阿德涅式的路径1 绝不是笔直的这些
线索连接着早期文艺复兴、毕加索、亚洲的五年计划、我们的权
力集团吃人的虚伪和多愁善感，以及这个国家终的社会主义革
命。如果有美学家跳出来指出，这份自白证明我是一个政治鼓吹
手，我会为此感到自豪。但我的心依然是画家的心，我的眼也依
然是画家的眼。2
这就是狂热分子、马克思主义鼓动家伯格的出生也是
六十多年后在官方讣告中纪念他的身份。这是他这么多年来立足
和耕耘的一个身份，但也仅仅是他的许多声音当中的一个是
较大声的那一个。从初开始，在他的向外反抗和向内探寻之间
就存在着一种张力，从这张力之中，他好的作品诞生了。但
我的心、我的眼睛依然是画家的……这一立场的转变之中，包
含了他一生事业里所有蕴含创作力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一开始，伯格是为电台广播写作的。身为作
家，他赶上了用现代化通信工具创作的年代，当时战后的社会正理解性。
广播（broadcast）一词的词源便具有启发性：它初
意味着通过散落来播种。伯格把他的作品传播给尽量广泛的
人群。写作时，他特地采用方便传诵的俗语，这样就可以讲给门
外汉听。
所以， 对于1970 年代以来成千上万的学生来说， 伯格就
是那个在蓝色幕布前向学生们讲述艺术的留着乔·纳马斯式发
型的男人。电视的力量非常不可思议。许多年来，《观看之道》
（1972）在艺术学校和艺术史入门课程中反复播放，它被当成了
文化排毒的速效剂。就像我们后面将看到的一样，这种介入方法
被证明极具革新意义。自此之后，这部节目中的许多内容都变成
了人文学科教学大纲的核心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的论文、针
对男性凝视的女性主义批判、广告的符号学解构、从非物质性的
才智到物质性文化分析的转变所有这一切，伴随着伯格的注
视、嘟囔、皱眉，冲击着每一位学生的神经系统。他非凡的个人
魅力，散发出一种神采。
众所周知，终其一生伯格总让人无法抗拒他的睿智和魅
力交织共生，使人心驰神往同时他也是知心朋友。约翰·艾
斯凯尔（John Eskell）说：他是我认识的好的倾听者。艾斯凯
尔是一位乡村医生，帮助伯格度过一段身心崩溃的日子，后来便
成了伯格的小说《幸运者》（A Fortunate Man）的主人公。这是伯
格塑造的感人也能引起共鸣的角色之一。艾斯凯尔用他自己
的话描绘了伯格这位肖像家：他聆听每一个人，无论他们在生
活中有着何种身份，处于何种地位：
他对农民感兴趣，不亚于对知识分子。当你提问时，
他总是想要非常准确地回答每个问题。他会停顿挺长一段时间，
后给出一个非常确定的答案，这个答案是真实的。他也从
不害怕承认自己不知道或者不理解。他认为做爱是生活中
价值的事情。他对周遭环境极其敏感，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
容易紧张的人，但不是神经质的紧张。他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
都很关心。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作那么长时间，他在公共图
书馆进行种种调研，他藏有《不列颠百科全书》著名的1911 年
版，也经常热切地阅读它们。他在辩论中的观点始终前后一致。
他反对苏俄特别针对作家、画家和雕塑家的监管体制……他
总是特别礼貌，非常绅士。偶尔，他也会脾气很暴躁，但主要
是在谈到国内局势时。1
且不谈脾气，每个与伯格相处过一个小时的人，都可以证明
伯格时时刻刻都保持着高强度的注意力，每个人也都可以感觉
到，跟伯格说话时，他会全神贯注地聆听你，丝毫不将注意力分
散给他人。你发言时，会变得更加慎重，更加缜密，因为伯格的
不紧不慢、隐晦又抑扬顿挫的语调，会在每次交流中潜移默化地
影响你。并且，每个在视频网站上看过十分钟伯格视频的人，也
都至少会对他有种好感：他个性鲜明，融合着自信与谦卑，思维
和双眼都像激光一般准确对焦。在整个《观看之道》中，这个印
象随处可见：伯格穿着印花衬衫和长裤站在英国国家美术馆里，
或待在电视演播厅里，或是被观看卡拉瓦乔的一幅作品的孩子们劳拉· 吉普尼思（Laura Kipnis）曾指出，
因为伯格非常英
俊随着年龄增加，他变得头发蓬松如狮子一般的漂亮伯
格同样不得不习惯于被观看。因此，他成为研究凝视的理论家也
就不足为奇了。或者也可以说，他是一位表演艺术的专家。他很
早就清楚地知道自我表达的重要性。作者照片也总是经他精挑细
选的。举例来说，他的本散文集，在英国出版时用《永恒
的红色》（Permanent Red）作为标题；而在美国出版的版本中，为
了适应美国本土的读者，标题重新取名为《朝向现实》（Toward
Reality），将原本的标题色彩削弱了。这本书在美国发行的版本
上的作者照片，展现出一个狂妄自大的30 岁男人：深邃的眼睛，
眉毛间两道深深的皱纹；向白兰度或迪恩致敬的香烟；他的领子
棱角如此锋利，锋利到仿佛可以用来剪裁画布这样的形象存
在着一种风险，将自信转化成自命不凡，将信心转化成傲慢。毫
无疑问，克诺夫出版社的市场部门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天晓得
究竟有多少人是因为书衣上的这张照片而买了这本书的。但伯格
也很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把自己包装成这个样子，确实打
开了那些本来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四眼书虫紧闭的大门。他可以
收获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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