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踪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与美学（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第三辑））_汤拥华_9787532178650

本书的核心论题，是探讨理论如何出现于以古今中西问题为标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殊境遇中，出现于由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学科的建构与跨界所构成的多维空间中，如何既显其作为应对历史困境的力量，又深化困境本身。正是在一种危机状态所制造的巨大的历史的总体化中，理论成就自身并走向中国化，但是理论在与历史相互造就的同时又为后者埋下了解构的因子，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解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后历史的话语平台，方能开辟出新的研究空间，而这同时也是将困境推入另一阶段。

后记

相识已久但平日较少交集的复旦大学中文系金理教授，忽然在微信上联系我，邀我加入微光文丛第三辑的出版计划。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一套批评家文丛，在我模糊的印象中，这套丛书关注的焦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我的专业是文艺学，主要研究美学与文艺理论，很少从事文学批评以及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受此邀请，不免受宠若惊。虽然预感到会拉低这套丛书的水准，而且担心相关文章存量不够，难以敷衍成书，但虚荣心或许还有好奇心压倒了理性，当下答应了下来。
正如大部分剧本所描述的那样，答应之后就后悔了。我意识到自己接下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有谁要看一个文艺学专业出身的人所写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章呢？
凡事有果必有因。之所以做出这样不理智的决定，还要从1998年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读研算起。我读的专业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只是因为导师当时的兴趣在美学，所以选择了宗白华美学思想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但硕士期间的各项课程及学术训练，皆依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常规进行。当时，人文精神大讨论已告消歇，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以及各种后现代意识形态理论步上前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论范式方兴未艾，尤其随着王晓明教授主编的四大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后来重编为上下两册）陆续推出，青年学者云集而景从，不仅深刻而且迅速地改变了学术研究的格局，也直接影响了研究生教育。当时系里专门为此开了一门课，上课的老师对我们的勉励是：等到把这套书的书角读到卷起来了，你们就会写文章了。
我还远未来得及让书角卷起来，便考博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文艺学。彼时文艺学专业也在发生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以文学性尤其是审美性为中心的文艺理论受到挑战，日常生活审美化代替审美自律成为焦点话题，曾经引发数次热潮的美学研究已显得保守，文学扩容、文艺学扩容的呼声日益响亮，文化研究开始走上前台。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所发生的变化，与史论的兴起所带来的变化一致，都是当代理论强有力地介入，促成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便是在一贯强调悟性、灵气甚至十分鼓励创作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一个理论的时代也已经到来。
然而，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并未从此变革中分得多少荣耀。文艺学的年轻学子们很快发现，真正做文化研究的主要不是文艺学专业的人，而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人。文艺学能做的，不过是为做实际研究的人整理概念工具，甚或只是开列几本（未）的书。学文艺学的人常给人机敏善辩的印象，他们并非无所不知，却什么都能谈，但他们的高论总显得空疏，他们的深刻也有些生硬。他们有一种特别的严肃，在过于松散的讨论中，他们那颇具力道的思辨是很好的调节，却未必真的受到重视。他们自认为拥有开阔的心胸，对其它专业的研究者熟练地操持理论行话表示欢迎，但是当他们自己试图在文学批评或者文学史研究中有所作为时，却举步维艰。他们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理论先行且不接地气的，而当他们以同样的刻薄抨击那些大胆借用理论的人并不真懂理论时，却没有同样的理直气壮。原因很简单，研究文学的可以宣称自己根本不在乎理论，无所谓真懂假懂，研究理论的却不能宣称自己可以不在乎文学。
好在这些都只是宣称而已。对立虽然令人遗憾，但对立本身也可以是一种对话。事实就是，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文学研究者都比过去更在乎理论，他们各有自己运用自如的理论资源，并且不惮于与世界接轨，对话的平台一天天变大；而另一方面，理论研究者仍然有足够的机会面对具有挑战性的文学现象，果真能够有的放矢，他们可以一点一点地为自己争取信任。
专研理论的人有自己的长处。他必须有较好的哲学训练，对主要理论学说的来龙去脉、基本观念和概念术语胸有成竹，他必须有耐心去做概念辨析的繁琐工作，去读大量有趣却十分艰涩的著作，并力争自己也写出一些。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足以让他故步自封。要做一个理论人，他必须同时是一个文学人，这不只是用文学材料佐证理论命题，更是要以文学将理论真正激活。他要投入某个有着足够的深度与广度的文学领域，积累足够多的知识和见解，并及时吸纳具有突破性的观念与方法；他要乐于从事文学实践，敢于暴露自己趣味的偏好，让自己的判断力经受更有权威的人的挑剔；他要不断刺激自己的同理心与想象力，让自己能够理解并且尊重一段真实历史的全部的复杂性；当他试图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时，他要敢于挑动体验与反思、启示与知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这类古老的冲突，不惜将自身拖入具体的困境，直面切己的难题。当他坚持这样做时，就不会再有理论与文学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而只有同一论域中两种视点的交替与融会。
这样理想的境界，与我的实际当然相去甚远。庆幸且荣幸的是，由于硕士时专业背景的渊源，又得到很多满怀善意的同事及外校师友的接纳和帮助，我参加了不少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术活动甚至教学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当然有机会参与讨论，但首要的目的是倾听。我乐于倾听他人的发言，辨识其研究思路的理论来源，领会研究者对理论的活用与改造。更多的时候，我倾听的是对话。二十余年的世故，再加上罗蒂式新实用主义的熏染，我倾向于认为很多转向未必真的重要，很多终结几近于无事，理论时代开启时所提供的承诺，大部分都不会兑现，但是只要对话能够继续，我们总不至于两手空空。对我而言，有意思的理论活动并不出现在以某种因果关系强有力地解释某类现象的操作中，而是出现在不同的话语逻辑既相互抗拒又相互吸引的动态过程之中。我喜欢看到学理论的同事与学文学的同事相互调侃，这种调侃中同时包含着怀疑与好奇；而当这种怀疑与好奇并不消弭于一团和气或者流于意气之争，而是在针锋相对中彼此接近，直到所谓本质性的对立在共同的关切中涣然冰释，新语汇、新思路的火花隐约闪现，我作为旁观者的喜悦也就越发强烈。理论必然是跨界的，不是因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因为只有跨界我们才需要理论，此时所谓理论，不过是一种自识与反省、沟通与调试、守成与更新的智慧。我虽不具备这样的智慧，却见贤思齐，心向往之。
我希望将这本小书献给我的老师们。我的三位导师，硕士时期的导师邓牛顿教授，博士时期的导师吴炫教授，博士后时期的导师王纪人教授，皆能在文学与理论之间往来自如。邓牛顿教授以美学史研究蜚声学界，同时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还是笔耕不辍的散文作者；吴炫教授自创否定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理论体系，又是知名的文学批评家，撰写了大量文艺批评；王纪人教授作为前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理论、评论与创作兼擅，至今活跃于文坛。虽然我与老师们功力相差甚远，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但总能在潜移默化之中得到启示。当然，更有鞭策。
收入本书中的文章此前均已发表，文后已一一注明出处，在此要向相关学术期刊及出版社深深致谢。收入文集前我尽可能地修改了一些不够晓畅之处，并增补了少量材料，总体而言维持原貌。我曾经想过对每一篇文章都做大幅度的修改，以体现自己的思考，但不出意料的，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谓对同一问题的更好的回答，有可能都只是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我不如顺其自然。
感谢家人们毫无保留的支持，尤其感谢汤芷然小朋友。她坚持认为自己应该尽可能多地出现在我的书的后记中，作为常怀愧疚的父亲，我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也感谢我的学生们。我发现从教以来，我其实一直在给各类学生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的文章，虽然我至今也没有领悟到写文章的门道，那有些泛黄的书角，却是逐渐卷起来了。
后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批评家朋友们给我的诸多帮助，尤其是金理、黄平、项静、李跃力、翟月琴、李音、刘奎等仍然十分年轻的才俊。他们令人惊叹和艳羡，倒不仅仅因为才华横溢，成果丰硕，更因为他们念兹在兹于什么是有效的写作这一问题，将饱满的热情奉献于所信之事，却又始终保持着独立和自省的精神，每当才华绽放之际，会有一种清澈的骄傲与同样清澈的谦卑。作为资质愚钝的学长，我将时时留心他们的步履，以辨认理论的踪迹。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文史哲楼，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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