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话语的重构_石长顺著_9787560962214

《电视话语的重构》是作者近十年来电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论文选辑，包括电视基础理论研究、电视应用理论研究和视听新媒体研究三个部分。论文既有对电视学学科体系建构的思考，又有对电视的公共性、文化性、叙事性和娱乐性等媒介特性的探讨，特别是对在信息全球化、视听新媒体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电视媒体如何应对、创新，提出了一些具有指导价值的新见解。

    1997年，教育部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由此上溯79年，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新闻学的学术研究；由此上溯40年，1957年，作为传播学最重要对象的大众传播开始以“群众思想交流”的译名为国人所知；由此前行13年，2010年，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仅在一年之中，已经可以列出很多件可圈可点的事情，“中华新闻传播学者文丛”的出版，就是其中之一。
    经历了92年的风雨和春秋。对于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来说。已近期颐之年；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也应是臻于成熟之时。学科成熟的标准在于学科范式的形成。按照首倡范式学说的美国学者库恩的说法，“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科学共同体由一些科学专业的实际工作者组成，他们由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人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也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共同体的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同一共同体成员很大程度上吸收同样的文献，引出类似的教训。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史就是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在前60年左右的时间于探索和奋斗中初见雏形，在后30多年的时间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迅速壮大的历史。
    由于新闻、传播在政治运作中的巨大作用，由于新闻、传播的业务开展与新闻、传播实业组织的紧密联系，中国有相当多的政治人物和新闻、传播的业界人物进入或一度进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科学共同体”，或者，考虑到在新闻传播研究中，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性质研究占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位置，我们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称之为“学术共同体”。真正完全投身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共同体”的。是一批新闻传播学界的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他们主要生活、工作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就人数而言，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师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1978年，中国恢复新闻学硕士生教育；1985年。开始培养博士生；1999年，有了博士后流动站。

    2.减少资金、规模问题给产业化运作带来的压力
    广电业产业化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资金短缺。中国广电业单靠自己的资本积累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化需要，依赖国家拨款贷款也不是长远之计。而剥离媒体的产业部分，组建公司，甚至上市，走股份制传媒之路，是快速有效的途径之一。如湖南电视业依靠电广传媒这个上市公司，在短短两年间，就迅速积累资金20亿元。湖南电广传媒的上市，拓宽了人们的思路，把广告、非新闻节目、网络这些部分从主体剥离开，集合上市，既避免了政治风险，又为集团产业化发展迅速积累了资金。充分利用好现有政策，极力拓宽融资渠道，开展资本运营，才是集团产业化发展的正途。
    广电业产业化还面临着规模经营问题。我国传媒业的一大特点就是散、滥、差，产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重复建设，所以广电产业的出路还在于搞集团经营，规模化发展。
    集团化虽然使我们的广电传媒做大了规模，但这种“大”是相对我们过去而言的，同国际上的强势媒体、媒介“巨轮”相比，我们还是“小船”。跨地区、跨行业地收购、兼并、联合、重组是国际上媒介集团做大的手段，那么我们是否也能借鉴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国内的一些媒体已经有这方面实践，比如湖南电视业。但从当时情况看来，跨地区还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因为我国上、下级台之间不是母子台式的网状结构，而是条块分割，这样上级台无法并购下级台，同级台之间也很难做到资本运营上的真正联合。当时地区电视台之间的联合都是单次性的，以活动为主的“联办”；而且因为我国媒体是党和政府的舆论工具，必须对电视传媒实行绝对拥有和控制，其政治属性和功能决定了媒体的主体部分不能、作为独立产业进入市场进行资本运营，所以集团规模的壮大受到很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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