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二十世紀是考古發現極爲繁盛的時代，以此爲基礎從事中國古代文史的研究已成爲推動學術前進的重要門徑。不少研究方向甚至某些學科都可借助考古發現的新資料得到快速發展，傳記文學也是如此。
雖然中國的傳記文學萌芽較早，《詩經》《論語》《左傳》《晏子春秋》《楚辭》《史記》等均曾被當作傳記文學的始祖，中國古代也産生了很多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品，但傳記文學却是一個後起的概念。經過梁遇春、胡適、朱東潤等人的大力提倡，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才得到較廣泛使用，此後專門研究傳記文學的論著也陸續興起。
然而受到材料和觀念兩方面的局限，很多載體都未被納入傳記文學研究的視野。朱東潤先生認爲受到誌石空間的限制，墓誌銘不易有較大的篇幅，傳主的生平也無法進行詳細叙寫，再加上受“諛墓”觀念影響，主張將墓碑和墓誌銘排除在傳記文學的研究範疇之外。但由最近四十年新出土唐代墓誌銘的情况來看，不僅兩三千字的長篇墓誌銘在在多有，文中所用的表現手法對於凸顯人物性格和塑造人物形象也有較大幫助。更爲重要的是，朱先生提出的傳記文學的兩大要素——求真和人物形象塑造，在新出土唐代墓誌銘中均有突出的表現。
就求真方面而言，多數墓誌銘作者均强調紀事的真實性，力求忠實地記録傳主的生平事跡，形成了求真的創作觀念。驗諸傳世文獻，新出土墓誌銘中所載傳主的姓名、世系、職官等往往能與之吻合，也從側面印證了墓誌銘紀事的可靠性，并能據此糾正傳世典籍中的訛誤。仇鹿鳴曾用“事實而情虚”來概括墓誌銘的叙事特點，但墓誌銘中流露出來的感情也不見得盡虚，特别是文中極力叙寫的傳主和家屬間的親密關係，以及家屬爲治療傳主疾病所舉辦的一系列醫事活動，其中藴含的深厚感情，讀之頗能打動人心，似乎也不能簡單地用“情虚”二字來概括。就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而言，從初唐時期開始，一些重要文士已經對當時的傳狀詳於傳主的仕宦經歷，而略於人物個性描寫的現實漸趨不滿，陳子昂、張説等人更是主張傳記應該寫出傳主的獨特面貌，并通過切身實踐引起了墓誌銘在創作形式和表現手法方面的新變，使得描寫手法更加多元。特别是對話的運用，使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情感的表達變得更加自由和顯豁，墓誌銘的文學性和可讀性也大爲增强。
此外，唐代墓誌銘中還用了較大篇幅集中叙寫唐人生命歷程的最後時光。疾病和喪葬作爲傳主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在傳世文獻中往往得不到詳細地反映。但新出土墓誌銘却較爲注重對傳主患病、去世以及身後事宜的記載。通過這些記載洞察唐人疾病醫療的詳情以及傳主臨終前所做的最後囑託便顯得尤爲重要。家屬爲患者求醫問藥的艱辛和爲使亡者歸祔祖塋而傾其所有的努力，對於考察古代社會的人情冷暖和生死、喪葬觀念都有重要的意義。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全面批閲了新出土的唐代墓誌銘之後，筆者對墓誌銘的傳記文學屬性重新進行了評估，認爲墓誌銘符合傳記文學的基本特徵，應當納入傳記文學研究的範疇。因此，本書對前人措意較少但又關乎唐代傳記文學發展和演變的新材料——新出土唐代墓誌銘——進行了多方位的闡釋。全書由上編、下編和附録三部分組成：上編集中對唐代墓誌銘的傳記文學價值進行全面的闡釋。下編則選取了幾方較爲重要的墓誌銘進行專門研究，上編論述的部分問題在下編得到進一步深化，使人們對唐代墓誌銘的傳記文學價值有更加清晰的認識。最後以示例的形式附録新出土墓誌銘與唐人傳記的訂補資料，供相關研究者參考。
後 記
2012年博士畢業以後，筆者有幸進入復旦大學，在陳尚君師的指導下進行博士後研究，陳師希望我能夠突破原有的研究格局，因而建議我從傳記文學的角度研究新出土的唐代墓誌銘，以“傳記文學視閾下的唐代碑誌文研究”爲題撰寫博士後出站報告，并順利通過答辯。筆者在出站報告的後記中寫到：
兩年前的今天，陳尚君師蒞臨杭城主持我的博士論文答辯。答辯結束，在送先生趕赴火車站的途中，師母問及如果只能申請到自費的博士後名額，我將如何抉擇。我還未及作答，先生隨口允諾：即便是自費，博士後期間的費用也將由他來承擔。這一看似隨意的回答，無疑使我焦灼不安的心情得到了極大的慰藉。後來雖蒙中文系博士後流動站各位專家不棄，給予了公費指標，但在此我依然要記下對先生的這份感激之情。
本報告能夠順利開展并最終成型，首先要歸功於陳尚君師。去年九月份進站以後，陳師即反復與我討論幾個選題的可行性，并最終確立了現在的題目。只是陳師的本意是希望我能延續朱東潤先生的做法，將歷史人物置於紛繁複雜的政治背景之下考察他們命運的沉浮，再現他們人生的歷程。可惜我天性駑鈍，加上知識結構的偏頗和時間的急促，始終未能參透朱老的研究理路，只能根據自己的體察將報告寫成了現在的狀態，辜負了陳師的期待。而陳師并不以爲忤，還是像往常一樣，諄諄告誡治學的最高的境界和學問應有的氣象，并以“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相寬勉。
在開題報告和中期檢查的過程中，陳思和、黄霖、朱立元、張德興、楊乃喬、劉曉南、戴耀晶、劉釗、傅傑、陳廣宏、陳正宏、張業松以及我讀博期間的導師胡可先等先生，從各個角度提出過一些中肯可行的建議，對報告的撰寫具有很大的啓發，在此統致謝忱。
我在浙大求學期間的幾位老師汪維輝、廖可斌、周明初、鄒廣勝、姚永銘等也時時關注報告的進展和工作的落實情况。在復旦的一年多時間裏，既有老友陳聖争、王慶衛等作陪，也結識了一些新的朋友，時有奇文共賞，把酒言歡之樂，也是我不能忘懷的。是爲記。
來浙江師範大學工作以後，承乏擔任本科生和碩士生傳記文學方面的課程，又以此爲基礎成功申報了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因此在授課的同時董理舊稿，芟削蕪雜，呈現在大家面前的這本小書就是在博士後出站報告的基礎上删削而成的。主要是考慮到墓碑與墓誌銘在體性方面的差異較大，不能簡單地統而論之，故而將涉及墓碑的部分盡數删去，留待他日再專門進行探討。雖然與原稿相比，篇幅縮小了近四分之一，但自忖論題更爲集中，加之課題結項在即，也就不揣謭陋，倉促與讀者見面了。
在本書出版的過程中，先後得到人文學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的研究生李欣欣和李洛樂協助校對了部分文稿，一併表示感謝！
孟國棟
2020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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