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明白明代特务政治为什么特别发达,这得先从明代政治的极端中央集权化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是实行中央集权最彻底的一个朝代了。别的方面姑且不论,单就官制这点来看,废除宰相制度,便是极明显的例子。
宰相的职务,在明代以前的每个专制王朝时代,都是统率百官,综理机务,职权是相当大的。在一定的限度以内,他还可以稍稍牵制帝王们的独断独行,使极端专制独裁的政治得到一点调剂,稍稍削减皇帝的一点权柄,虽然这削减少得可怜。
但到了明代,连这点少得可怜的权柄都不愿削减了。明代第一个皇帝朱元璋获得元王朝政权以后,起先也曾依照元朝旧制,设立中书省,有丞相等官。但不久以后,他就感到宰相权柄太重,不大放心,便在洪武十三年以丞相胡惟庸造反为借口,就“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这样一来,宰相的职权便分散在六部,而由皇帝来总其成。所以,明代的中央集权不仅是集权于中央政府,而且是集权于皇帝一人,是十足道地的独夫政治,一切政务全取决于这个独夫,这集权是“集”得再彻底也没有了。
至于朱高炽以后的“内阁”,其职权表面看来好像和前代宰相有相同之处,以致后人称为“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但实际上却并不如此,黄宗羲说得好：“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
既然没有宰相,全国所有的政务都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无论这个皇帝是怎样地敏捷果断、精力过人,要想完全照顾到,还是绝不可能的。于是,他就不得不找一些亲信心腹来帮忙处理。但是朝廷大臣既不被信任,他要找亲信心腹,就只有在自己生活圈子里去找。而宦官正是一天到晚跟在他身边,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这样,当然就非常容易地寄以心腹之任,叫这些宦官帮忙了。这一帮忙,政权便自然而然地落在宦官手中。这些宦官便是明代所称的“司礼太监”,他们才真是“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黄宗羲曾慨叹地说过：“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
国家大政既然操在独夫的宫奴手中,内阁六部都俯首听命于这独夫的宫奴。独夫政治发展到这样局面,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了。而随着这局面而来的,便是特务制度的产生,再随着这局面的演进,这特务制度还要发展、加深、扩大起来。这原因是——
第一,独夫既然不信任大臣,而把政权交付他的宫奴,他必然对大臣要由不信任而不放心起来。而大臣们自然也因为太看不下去或是争权而要说些闲话,至少在背后也不免要“诽谤”几句。这对于独夫及其宫奴自然是不敬的。开头的时候独夫当然是临之以威,用鞭笞屠杀来镇压,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而在背后诽谤他也无法知道,于是调查、侦察的办法,自然就要被采用。
第二,独夫独裁到了这种局面的时候,他的专制权威必然是不容有丝毫伤损的。朝廷之上,他自己可以控制,但是朝廷外面,这权威是否受到损害,独夫及其宫奴深居宫中,是无法知道的。这就必然要派人出来秘密侦察,寄以耳目。
第三,独夫独裁政治到了最厉害的时候,他不但对臣僚不放心,对天下所有军民他全是不放心的。他必须经常知道外边军民的一切情形和动态,以便设法统治,于是特务调查制度也必然要严密地建立起来。
由于这三种原因,明代的特务制度就空前地发展起来了。这一发展,结果自然是造成更严密的统治,而这严密的统治又反转过来刺激特务制度的扩大、加强、深化,于是这特务网就自然地逐渐遍及全国——至少也得遍及独夫所在地的附近各省。
特务制度既然建立,那么负责主持这特务机关的头子们,自然更必须是独夫的心腹,于是这责任又自然而然地落在宦官及一些极少数的佞幸身上。所以,明代所有的宦官全都负有特务的任务,便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明代特务政治特别发达的主要原因。这原因说明了特务政治是独夫独裁极端化的结果,特务和独裁是结下了生死不解之缘的。
明白了这个“生死不解之缘”,底下便要分门别类地叙述明代特务政治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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