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以色列——一部埃及犹太人的小说》是中国—以色列经典图书互译项目的第二部图书。该作品主要描写一个埃及犹太家族在20世纪50年代移民以色列并在那里争取生存的历史及其祖先在西班牙、葡萄牙的艰辛，并描写了一些埃及犹太人在开罗的生活。在这部小说里，呈现了必不可少的成长故事、宴席聚会、时政动荡、死亡和葬礼，甚至羞于启齿的使家族蒙羞的丑闻。作品采用一种反传统的叙事方式，把历史与传记元素结合起来，反映出一批以色列人理想的幻灭、绝望中与命运的抗争，以及试图在伊甸园的废墟中寻找优雅、甜美与满足的生活态度。

　　从尼罗河岸到雅尔康河畔
　　——读《回归以色列——一部埃及犹太人的小说》
　　富有家族史诗色彩的《回归以色列——一部埃及犹太人的小说》出自以色列杰出现代主义女性作家奥莉·卡斯特尔–布鲁姆之手，主要描写的是一个埃及犹太家族及其族群移民以色列并在以色列争取生存的历史，这部小说被评论界认为是作家蕞好的一部作品。该作品于2015年问世，并以其经典的叙事和富有独创性的技巧获得以色列重要文学奖——萨皮尔奖，已相继被翻译成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俄文。
　　一
　　卡斯特尔–布鲁姆是希伯来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者之一。1960年生于特拉维夫，父母是来自埃及的犹太人。她早年在特拉维夫大学攻读电影学，1987年发表短篇小说集《离城市中心不远》，从此成为希伯来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相继发表十余部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曾经三次获得以色列总理文学奖和其他多种文学奖项。几乎每部作品都在文坛上引起反响与争论，评论界称卡斯特尔–布鲁姆的创作表现出一种不容忽视的挑战，把她当成蕞激动人心的希伯来文作家之一。
　　从文学传承角度看，卡斯特尔–布鲁姆虽身为女性，但其作品比较接近希伯来文学中的荒诞主义传统，而不是阿玛利亚·卡哈纳–卡蒙、露丝·阿尔莫格等老一辈女作家的创作。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在哪儿》（1990）是20世纪末期蕞为怪异的希伯来小说之一。主人公是四十岁左右的离婚女子，虽然生活富有，但缺乏一技之长，也没有进取目标，终日生活在虚空之中。后因一个偶然事件，她决定不再伤害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开始以打字为生，人也变得充满了活力。女主人公生存的虚空，恰是当代以色列人的生活写照。
　　第二部长篇小说《多莉城》（1992）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品集”。2007年又被提名为以色列建国后蕞重要的10部文学作品之一。2013年被美国杂志《塔布莱特》列入“101部翻译成英文的伟大犹太作品”。小说主要写的是主人公多丽染上了一种怪病，其随心所欲的想象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情节，但貌似扣人心弦的疯狂事件却似乎合乎逻辑。另一方面，作为年轻医师的多丽，她的家几乎变成了给动物们做手术的实验室。她有一个收养的弃儿，因担心这些动物会把疾病传染给孩子，于是便给他接种了各种疫苗。这种复杂的行为堪称过于关心孩子的一类犹太母亲的后现代主义变体。
　　在第三部长篇小说《米娜·丽萨》中，卡斯特尔–布鲁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想象力与幽默手法。小说的主人公米娜·丽萨是一个38岁的普通家庭主妇，住在以色列小城赫茨利亚，每天尽心尽力地照顾丈夫和三个孩子。作为家中的女主人，她有收拾东西、清洁房间以及偶尔做出牺牲的天赋，当然她的奉献并不那么廉价，她以自己的方式收取报酬。一切都似乎平静而安详。但是，自从丈夫奥维德的祖母弗罗拉搬来与他们同住后，宁静的日常生活节奏被打破。弗罗拉行为怪异，将女主人公每天送到房间的饭菜扔出窗外，吞吃女主人公过去写下的那些具有实验性的电影脚本手稿。后来，米娜从丈夫奥维德口中得知，弗罗拉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她生于1792年的克里特岛，经历了过去200年间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剧本吃光后，米娜拒绝提供新的剧本，丈夫奥维德的生意随饥饿的弗罗拉健康状况的恶化而出现滑坡。米娜无奈，只得重新写起剧本，以便延续弗罗拉的生命和家庭生活的平静。
　　在这部充满荒诞色彩的现代小说中，卡斯特尔–布鲁姆非常注重女主人公自我意识的描写与内在心灵的剖析。米娜在从事电影剧本创作的生涯中受挫后，一度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家庭、丈夫与儿女，但她在承担家庭主妇角色的同时，一直没有丧失自尊，希望自己所做出的牺牲能够得到丈夫和子女们的认同与回报。当照顾弗罗拉这一负担落到自己身上时，她将其视为家族责任，将弗罗拉当作“历史的一部分”。发现自己在风华正茂之年用心血写就的手稿被吞毁后，她气愤、心疼，努力寻找途径加以补救。跟随弗罗拉游历时，她念念不忘旧时的电影剧本作家梦。这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以色列当代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事业与生活等多重角色转换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艰难抉择与矛盾心理。
　　与现代女性米娜形成对立与互补的另一个女性形象是200多岁高龄的弗罗拉。这个充满荒诞色彩的老妇身上体现出犹太人古旧的价值观念与美学理想。她因为极端恪守《摩西十诫》中的第五诫“要孝敬你的父母以便在尘世得到长寿”而得以长生，但在现代社会中，她又没有自己的生存位置，靠给别人增加痛苦与负担而苟延残喘，成为破坏力量的代表与象征。
　　二
　　阅读《回归以色列——一部埃及犹太人的小说》需要了解以色列建国初期的政治背景、特拉维夫居住区的分布情形以及新移民融入以色列的背景。换句话说，这部看似十分以色列本土化的小说对于域外读者具有挑战性，但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对于素以现代主义创作方式赢得读者青睐的卡斯特尔–布鲁姆来说，这部小说再次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线性叙事方式，它采用半写实半虚构的方式开篇，从20世纪50年代特拉维夫一银行女职员薇薇安即将举行婚礼写起，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和基布兹、埃及的开罗以及中世纪的西班牙三个国家的四个叙事空间缀合在了一起。既回溯了大流散期间犹太人的历史，又与时下以色列现实建构了联系。
　　开罗作为主人公的成长背景以追溯的方式在作品开篇便展现在读者面前。按照叙述，薇薇安的家族曾经在埃及生活了数百年，或许数千年。这个家族属于以色列民族历史中唯一没有记述的氏族，即在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远古时代，他们没有跟随摩西出埃及，而是留在埃及继续为奴。数百年后，他们才获得自由，成为猎人。15世纪，在西班牙遭到驱逐的犹太人来到埃及，与这支一直留在埃及的部族融合在了一起。薇薇安本人和未婚夫查理也出生在开罗。查理是家里五兄弟中蕞小的一个，母亲因三个女儿相继死去而过度悲伤，不幸早逝，被葬在开罗。他在埃及参与了许多抵抗埃及政府的活动。后来，由于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即书中所说的“青年守卫者”的影响，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与哥哥维塔抵达以色列后想在基布兹完成四年服务期，这样就等同于在军队服役了。从历史上看，早在20世纪早期，便有多种犹太复国主义报纸在埃及出版，为传播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些青年人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动机或是出于友谊，或是离开家庭，而不是要做“阿利亚”（移民）。
　　历史上的开罗与犹太人的关系对于中国读者颇具几分神秘色彩，由于开罗多年承担着中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要角色，那里的犹太人也一直在埃及犹太人中居于引领地位，而埃及犹太社区在阿拉伯世界中极为繁荣，仅次于伊拉克的犹太社区。从19世纪开始，欧洲行为与教育范式为埃及犹太人所接受。开罗作为一个空间实体，其叙事始于第七章。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言人——“青年守卫者”把开罗的犹太青年组织起来，训练其适应基布兹生活。在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中，流散地犹太人生活在封闭阴暗的环境中，严重地影响到其精神气质的形成。但这部小说却描写了犹太青年在尼罗河沿岸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犁地、第一次施肥、第一次播种和第一次种菜，甚至走上街头抗议法鲁克国王，有这样的农耕与反抗经历的犹太青年在流散地的犹太人中显得超世拔俗，俨然成为“用双手建造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践行者。正因为如此，读者才为这些埃及犹太人在以色列基布兹的遭际震惊不已。
　　基布兹是以色列一个特殊的群体，关于其特征我们在阿摩司·奥兹的早期长篇小说《何去何从》《沙海无澜》以及后期的长篇小说《朋友之间》中便可窥见一斑。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部作品中的基布兹在制定一些具体决策时需要集体表决，比如针对如何处理维塔妻子阿黛尔的手提箱，基布兹集体投票。这种集体投票的方式貌似具有某种民主的色彩，但是在针对赞成还是反对布拉格审判这一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却显示出个别基布兹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
　　布拉格审判是1952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进行的一场公审，被告多为犹太人，他们被指控结成托洛茨基主义—铁托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基布兹左派赞成这些指控，其中的埃及犹太人过于天真，认为在基布兹这样具有言论自由的场所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投票，因此在投票时没有听从“全国基布兹运动”组织的建议。其结果，23位投票赞成布拉格审判的埃及犹太人以及另外的60名同胞被基布兹驱逐，甚至被安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罪名。遭受驱逐给这些埃及犹太人的人生带来阴影，他们在余生中对这段遭际讳莫如深。
　　驱逐事件把埃及犹太人变成具有新思维的城市人。这便是小说主要描写的埃及犹太人的第三个生存空间——特拉维夫以及霍隆等周边城市。有些人定居在特拉维夫的雅尔康河畔，为的是追忆埃及的尼罗河。当然，尼罗河作为开罗的母亲河尽显其大都市气派，相形之下，特拉维夫的雅尔康河则显得十分窄小，这样的文本类比也显示出埃及犹太人在以色列地位的沦落。遭驱逐的埃及犹太人在新环境中白手起家，打工挣钱，购置家产，为的是为自己营造安定的生活环境。必须承认，在融入大都市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也在接受以色列这座大熔炉的铸造，改变着自身。比如，曾为基布兹成员的埃及犹太人丽泽特自从在市立学校当上法语和英语老师后就不再逐一回答每个人的问题，而且她的观点也发生了剧烈摇摆。在教师办公室，她听到了与基布兹和埃及帮完全不同的观点。她像所有被赶出的人一样，也陷入了迷茫：对驱逐事件守口如瓶，即使偶尔说说，也是在极其私密的场合。
　　富有反讽的是，在基布兹驱逐埃及犹太人之后，作家便描写了埃及犹太人祖先于1492年在西班牙遭受驱逐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中世纪的西班牙堪称小说的第四个地理空间，在这一空间发生的人与事不仅展现了犹太前辈在流散地的屈辱经历，又与时下生活形成互文。卡斯特尔–布鲁姆引用了伯克利大学约纳坦·扎迪克的研究成果，说1492年是猪年，西班牙从它的胃里吐出了猪的两大敌人：犹太人和穆斯林。小说中的卡斯蒂尔家族于是抛弃家族生意，举家逃离，直奔葡萄牙。但融入葡萄牙犹太人之念，不过是痛苦的幻想。他们在葡萄牙被当作难民，住进难民营。随之，作者又将历史事实带入文本，叙述葡萄牙当局屈服于压力，将犹太人再度驱逐。在恶劣的环境中，卡斯蒂尔家族中有的人被迫改宗，有的人被卖身为奴。于是他们又返回了他们喜爱的托里城，甚至在牧师的帮助下，找回了卖身为奴的女儿艾丝特。艾丝特建议家人在托里城养一群伊比利亚猪，因为养猪不仅利润丰厚，而且证明他们已经彻底改变了宗教信仰。而对艾丝特养猪与遭受迫害的描写更具有象征色彩与荒诞成分，既表现出卡斯蒂尔家族的耻辱，又喻示出民族的悲怆。
　　三
　　如果说开罗叙事、基布兹生活更多的是从民族主义视角展现埃及犹太人群体遭际的话，那么他们在特拉维夫的奋斗史则更加具有个体色彩。作为一位来自埃及犹太难民之家的后裔，卡斯特尔–布鲁姆以高超的笔法通过对个体人日常生活的描绘展现出其背后的文化归属。举例说来，维塔夫人阿黛尔的母亲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就是欧洲犹太人，但阿黛尔似乎并不以此为荣。她也不想移居以色列，其长远打算是待在法国，在那里接受高等教育，学习化学，但是出于爱维塔，便追随他来到以色列，因为维塔不仅英俊帅气，而且足智多谋，是“青年守卫者”组织中的积极分子，被称作埃及犹太人追求正义的战士。
　　正如小说所述，维塔出生于典型的塞法迪犹太人之家。据史料记载，一部分塞法迪埃及犹太人12世纪开始定居埃及。1492年被驱逐出西班牙后，许多塞法迪犹太人来到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还有一些人去往埃及。后来，又有一些塞法迪犹太人从奥斯曼帝国去了埃及。19世纪，又有一些欧洲犹太人（阿什肯纳兹）为逃避欧洲反犹主义浪潮的迫害到了埃及。同一民族的两大支派于是在埃及交汇。
　　作品没有像许多现代希伯来文小说那样展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之间的矛盾，也没有过多彰显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优越感。与之相对，通过阿黛尔父亲因娶了一个德国阿什肯纳兹犹太姑娘被逐出了塞法迪犹太人家庭的遭际，烘托出塞法迪犹太人的荣光。其原因既是族裔的，又是经济的。相关研究表明，埃及塞法迪犹太人比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更加富有，在许多领域功成名就，因此便认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低人一等。小说中也曾提及埃及犹太人和其他东方犹太人不一样，这种不同表现在社会阶层与生活习惯等多个层面。从某种意义上，阿黛尔深为能够嫁给维塔这样一个优秀的纯种塞法迪犹太男人为荣。可以这样说，阿黛尔既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热爱基布兹，她之所以留在基布兹，完全是出于爱情，也就是说，阿黛尔从本质上依旧向往的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追求的高雅生活。著名作家雅科夫·沙伯泰的妻子也不喜欢基布兹，再三要求丈夫前往具有现代色彩的特拉维夫生活。阿黛尔虽然在行为上没有离开基布兹，但她选择基布兹并非出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所尊崇的价值取向，在她看来，基布兹并没有出路，只是因为维塔喜欢这样的生活，她才待在那里，因此结束基布兹生活在她个人看来是一件幸事。但是，作家也没有回避夫妻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阿什肯纳兹与塞法迪夫妇之间在生活习惯上的矛盾：
　　维塔狼吞虎咽，他要在与妻子吵架之前把每道菜都品尝一遍。吵架可能会持续到深夜，甚至持续到第二天，谁知道呢？但是这阻止不了他从弟弟的饭菜中品尝妈妈的味道。
　　寥寥数语，展现出一种跨族裔婚姻内部的生活习惯细部差异与问题。这些问题延展开去，便可暴露出族群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俗。
　　这些被基布兹驱逐的埃及犹太人在城市里打拼，终于加入中产阶级行列。维塔成为银行的高级经理，职位还在上升；阿黛尔成为魏茨曼科学院的一位化学家。查理在航空公司当会计，也属于中产阶级。薇薇安在银行工作了52年，从蕞初的银行打字员变成国际事业部的职员。退休后依旧在贷款文件部工作，按时取酬。但是新技术时代开始后，她就不再具有优势了。伴随着第一代移民的奋斗、立足、老去，第二代乃至第三代逐渐成长起来，比如查理和薇薇安的女儿米娅（亦被称作“长女”）成为作家，维塔和阿黛尔的女儿奥塔尔（亦被称作“独生女”）却患上难以治愈的疾病，英年早逝。岁月荏苒，维塔已经死去，阿黛尔孤苦无依（女婿继承了女儿的房产后禁止外孙女与她往来），下一代的教育、交友、参军、成长与人生中的喜怒哀乐也成为穿插在第一代埃及犹太人的以色列叙事中的话题。逐渐，第二代不再是以色列的埃及人，而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四
　　小说结尾处，卡斯特尔–布鲁姆再次讲述了今日犹太人在埃及的故事。这段叙事的中心人物为法利德·阿姆拉维，这位天资奇特、在开罗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埃及青年在以色列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之后获得奖学金到特拉维夫大学读书，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当他回到埃及祖国时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为前来埃及旅行的以色列游客担任导游。他熟悉犹太人在埃及的历史，在参观完金字塔和埃及博物馆等代表性坐标后，会带这些犹太人前去参观会堂顶上建有藏书阁的本·埃兹拉犹太会堂。这个古老的犹太会堂见证了犹太人在埃及的生存。更令以色列人惊奇的是，阿姆拉维熟悉圣经中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了解犹太人历史上的几次论战，而许多以色列人对此却知之甚少。
　　但是，叙述本身没有在阿姆拉维为自己购置房产后戛然而止，而是将笔锋推到21世纪“埃及之春”及其后果。阿姆拉维在街上参加抗议时与死亡擦肩而过，其导游的工作也大受影响。已经不再有以色列人公开留在埃及，其他国家好奇的游客也几乎不再来观光，甚至连阿拉伯国家的游客也不再来。阿姆拉维失去了聊以为生的职业，但在潦倒之际应聘到开罗动物园的一个职位，在那里邂逅了前来喂食动物的犹太女子塞莱斯特，后者的母亲曾经是埃及犹太社区领袖，家世显赫，她们把自己视为埃及犹太人，是埃及公民，避免与以色列有任何往来，甚至将以色列使馆的邀请函直接扔进垃圾桶。虽然在那个时代或多或少会受到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塞莱斯特和她母亲仍旧选择埃及犹太人身份，而不祛除“埃及”二字表明她们已经接受了埃及社会与文化。但充满悖论的是，母亲去世后塞莱斯特与当地埃及犹太人也失去了联系，故而成为社会的格格不入者，她几乎成为业已消失的埃及犹太社区的唯一遗迹，不会打理母亲留下的产业，不会支付账单，甚至因此遭到当局没收财产的通告，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埃及犹太人基本上失去了在现代埃及社会的生存能力，行将走向末路。
　　综上，卡斯特尔–布鲁姆采用一种反传统的书写方式，把历史与传记因素结合起来，书写家族历史和族裔身份。与其他家族叙事一样，《回归以色列——一部埃及犹太人的小说》写到了家庭聚会与欢乐、故事与传说、死亡与葬礼以及那些无法言状的林林总总，表现手法诙谐而睿智，表现出作家独特的文学才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钟志清
　　2021年2月于北京

　　《回归以色列——一部埃及犹太人的小说》作者奥莉?卡斯特尔-布鲁姆，生于1960年，以色列著名女作家，当今希伯来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目前在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写作，并应邀在哈佛、伯克利、剑桥、牛津等高校讲学。相继发表十余部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曾三次获得以色列总理文学奖以及纽曼奖、伯恩斯坦奖、萨皮尔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几乎每部作品都在文坛上引起反响与争论，评论界称卡斯特尔-布鲁姆的创作表现出一种不容忽视的挑战，把她当成蕞激动人心的希伯来文作家之一。
　　代表作品：短篇小说集《离城市中心不远》；长篇小说《我在哪儿》《多莉城》《米娜?丽萨》等，其中《多莉城》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品集”，2007年又被提名为以色列建国后蕞重要的十部文学作品之一，2013年被美国杂志《塔布莱特》列入“101部翻译成英文的伟大犹太作品”。

从尼罗河岸到雅尔康河畔 / 5

第一章 在卡尔库尔的婚礼 / 1

第二章 阿黛尔的旅行箱 / 11

第三章 薇薇安 / 21

第四章 成年人 / 34

第五章 坦图拉 / 43

第六章 小学 / 56

第七章 革命 / 70

第八章 猪年 / 77

第九章 女店员的成长 / 96

第十章 沮丧的冬天 / 106

第十一章 亲人去世 / 115

第十二章 入伍宣誓 / 121

第十三章 伯明翰之拒 / 127

第十四章 骚乱的春天 / 140

第十五章 露西娅 / 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