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义贸易成本测度及效应研究_廖秋敏著_9787521819779

　　在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以及国内环境约束增强的背景下，《中国广义贸易成本测度及效应研究》以降低广义贸易成本为目标，准确地测算我国广义贸易的成本，判断贸易经济成本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明确贸易环境成本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合理度量广义贸易成本及其变化趋势，对广义贸易成本的外来冲击影响进行模拟，为外贸出口中转动力、调结构，培育竞争新优势提供决策参考。

　　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经济成本普遍下降，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近年来这种情形逐渐被打破，全球商品贸易总额下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的经济和对外贸易增速也开始放缓。尤其是在美国提出“美国优先”政策之后，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这些无疑将进一步增加贸易经济成本。除了经济成本的上升，环境成本变化也不容忽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清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环境保护成为企业生产和出口的硬性约束条件，贸易的环境成本也越来越高。因此可以说，中国近年来出口快速增长、总体贸易成本持续下降的局面已经完全改变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以降低广义贸易成本为目标，准确地测算我国广义贸易的成本，判断贸易经济成本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明确贸易环境成本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合理度量广义贸易成本及其变化趋势，对广义贸易成本的外来冲击影响进行模拟。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确如何在外贸出口中转动力、调结构，培育竞争新优势，才能够努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本书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一是文献分析法。在搜寻、阅读、分析有关贸易经济成本、贸易环境成本及其效应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发现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寻找研究的起点，为广义贸易成本测度及其效应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二是归纳演绎方法。运用经济学数理模型分析以及其他常规的归纳演绎方法来，详细阐述广义贸易成本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三是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基于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反倾销对贸易经济成本的影响，运用熵权法计算了贸易环境成本，利用Heckman两步法模型分析排污费对出口金额、出口数量以及贸易三元边际的影响。理论分析了在异质性企业模型框架下贸易经济成本的测度方法，以及该方法与比较优势等传统贸易理论的兼容性，理论分析了环境成本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理。
　　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广义贸易成本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2002~2007年，贸易环境成本迅速增加导致广义贸易成本上升；第二，2008~2010年全球经济危机，贸易环境成本呈现V形走势而贸易加总经济成本呈现倒V形，广义贸易成本大致呈微笑曲线状；第三，2011~2015年，加总贸易经济成本上行，而贸易环境成本稳中有降，导致广义贸易成本稳中有降，但是降幅较小。对东盟和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广义贸易成本低于中国整体的广义贸易成本，而对欧盟、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均高于中国整体广义贸易成本。广义贸易成本是由贸易经济成本和贸易环境成本指数化后，利用熵权法计算获得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的权重分别为0.786和0.214。
　　其中，贸易的经济成本是利用诺维（2013）方法进行测算的，涵盖2002。2016年中国与173个贸易伙伴的贸易经济成本，结果发现中国加总贸易经济成本仅为平均贸易经济成本的43%左右，平均贸易经济成本忽略权重的差异，会导致对贸易经济成本的测算结果偏高。而且贸易经济成本持续下降的趋势已经改变，2014年出现拐点由下降转为上升趋势。对不同贸易伙伴经济成本变化出现拐点的时间存在差异，对东盟、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贸易经济成本低于加总贸易经济成本，而对欧盟、金砖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其他国家高于加总贸易经济成本。
　　贸易环境成本是根据能源消耗指标和污染物排放指标利用熵权法计算得到的。2001~2007年环境成本快速上升，2008~2010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呈U形变化，2011年回升之后到达最高值后逐渐平稳，2015年再次出现明显下降。从能源消耗的角度，我国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南非、俄罗斯的出口含污贸易条件PTT小于100，与其他排名前20位的主要贸易伙伴含污贸易条件PTT均大于100，与大多数国家的PTT在2005年达到峰值后逐步下降。从污染物排放的角度，贸易环境成本的增加完全来自废气排放总量的增加，也就是温室气体的增加。
　　关于贸易经济成本的影响因素，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局势发展变化，引入贸易伙伴“对自由贸易的态度”这一因素，并且以反倾销案件数量作为代理变量，在经典的引力模型中加入反倾销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发现中国发起和遭遇反倾销的数量以及贸易伙伴遭遇反倾销的数量均增加了中国的贸易经济成本。但是，贸易伙伴专门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指控数量和采取的反倾销措施数量对中国贸易经济成本的影响均不显著。也就是说，是贸易伙伴“对自由贸易的态度”显著影响了我国贸易经济成本，而“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态度”对我国贸易经济成本的影响不显著。反事实模拟表明，2002～2016年如果中国不遭遇任何反倾销指控，贸易经济成本将下降36.40%。如果所有贸易伙伴都不相互发起反倾销指控，中国贸易经济成本将下降23.89%。如果所有贸易伙伴都不遭遇反倾销指控，中国的贸易经济成本将下降2.07%。简言之，中国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之一，应该继续坚定地成为WTO的拥护者和支持者，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
　　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中引入排污费变量，分析企业的环境成本排污费对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出口额与单位产值排污费和单位金额排污费强度呈U形关系，并且位于曲线的左侧，还没有达到拐点，企业出口额随着这两种排污费强度的增加而下降，但是与单位产量排污费正相关。所有企业排污费指标均与出口数量正相关。单位产量排污费强度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具有正向作用，排污费总量和单位产量排污费强度对出口集约边际具有正向作用。无论是总排污费还是3种单位排污费强度指标均与出口质量呈U形关系，尽管还没有达到拐点，波特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证实。排污费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企业长期投资和研发投入来影响企业出口行为，不同行业存在差异。
　　最后，利用GTAP模型将全球划分为7个地区和6个部门进行广义贸易成本变化模拟，结果发现美国对中国制造部门产品加征关税导致广义贸易成本增加，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减少了中国进出口总额，其中出口总额降低更明显，因此中国贸易赤字增加，这种增加完全是来自制造部门。制造业产品贸易在全球贸易的比重降低，但是中国制造业的产出降低并不明显。关税严重拖累中国GDP增长，严重恶化了中国的福利。关税可以改善美国的贸易条件和国际收支平衡，增加美国福利，促进GDP增长，但是对于增加产出和就业并没有帮助。
　　本书由此得出以下政策建议：降低对欧盟和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经济成本；保持平稳的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谨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坚持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利用税收政策引导产业转型升级。
　　本书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创新：一是将传统的贸易经济成本和贸易环境成本融合延伸为广义贸易成本，采用熵权法对其进行测度，分析其变化规律，丰富了贸易成本的内涵；二是在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中加入排污费变量，拓展了异质性企业模型，从微观层次实证分析了贸易企业排污费（即贸易环境成本）对出口的影响；三是利用GTAP模型研究了广义贸易成本的经济效应，得到的结论不仅考虑了贸易发展等传统的经济目标，而且考虑了生态环境目标。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广义贸易成本经济效应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以及企业排污费对出口影响经验分析中的数据陈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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