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指向由高山大海自然区划出的亚洲东北部的一片广大地区。狭义上的东北亚括亚洲东北部濒临洋的地区，即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广义上则涵盖了整个亚洲的东北部地区括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东部地区、东北和华北地区、日本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以及蒙古国。与许多出现于20世纪的地理名词，如亚太地区①、东南亚地区②等不同，作为文化概念上的东北亚．其形成则远远早于以上提到这些现代国家的出现。

    在西亚两河文明、东亚中华文明、南亚印度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的共识下，关于东亚文明的起源之地的多种说法，无论是单一起源论还是多中心起源说，对文明起源的核a地区的划分都是没有超出中华文化核I心区域的范围。

    文明是社会生产方式、国家组织、与意识形态等，在特定条件下的综合。文明起源的标准也成为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化研究、比较文明学等学科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其中，将系统的语言文字的形成、传播、应用作为为文明的标志，是传播学界的一个有相当影响的认识。这里，其他的文明要素，如城市、国家、青铜品等诸多因素是不能被忽视的。切尔德(V．G．childe)认为：“除了国家之外，还有语言文字与城市、城镇的存在。”其中语言文字是“人类传播经验与积累知识的新工具，在文明形成中是必不可少的因素”。①但这一认识的核心观点在于强调语言文字作为社会传播工具的，本身就塑造了文明最终呈现出来的形态。从这个理论出发，自汉唐起，借由汉字文化传播的成熟，中华文化已经完成了在亚洲大陆上的四个向度的传播的模式规范，并在之后的岁月里持续发挥深远影响，最终完成了对整个东亚文明形式的定形。

    当然这一传播模式规范本身的传播和其他内容的信息传播一样，是受限于东亚特殊的地理条件的。亚洲高山大海的基本格局为文化的传播在北部、西部与东部标志出了清晰的边缘地区：北部的西伯利亚冻土带挡住了传播在地理空闻上的流动、西部的青藏高原是汉字文化传播难以越过的障碍、东部日本列岛之外是对于古代传播而言无异于绝对尽头的洋。在西南．作为以东亚北部的黄河流域为核0区域的汉文化、中华文入东南亚的情况．相对于其在其他三个方向的扩展是略显复杂的。秦汉时期中国南方开始大规模迁入中南半岛为语言文字传入这一地区提供了保证。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更是从经济上极了东南亚地区文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宋元至明初，东南亚文明国家大量涌现。但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两个......显无遗。

    经过之千年的物质文明积淀，明代信息传播事业仅就传播工具与传播手段而言，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发展，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几种古代传播媒介——无论是官方报纸还是民间传播形式——基本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在明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明帝国较之其他中国古代封建王朝而言，疆域辽阔，构成复杂，外交关系活跃。这就给了新闻传播事业一个广阔的发挥场域。帝国内部作为新闻传播主要媒介的邸报、告示等行对外新闻信息传播时负担起的是维护国家形象与有效统治的任务，这与其在国内传播中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

    是在东北亚陆上边疆地区，明帝国对东北边疆的收复其中很大部分是积极调动国家宣传机器，配合军事压行“软实力”征服的成果。是信息的传播配合着明帝国强盛的国力，塑造出了东北亚大陆政治与文化格局的大体面目，其影响直至今日。

    值得注意的是，明帝国的政治传播行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相对于中原内地复杂得多的政治环境。来自漠北的蒙古的压力使明放弃一步的选择，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承认朝鲜半岛上存在着不能融合的独立政权的统一王朝。这种复杂与中华文明在东南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个以越南为中心的次生文明区域还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与情况、地缘政治、情况．乃至经济情况都有很大的关系。尽管东南亚地区的藩属国构成了明代“”在数量上的主体，但是在宗主国明廷在外交场合的对待规格上，东北亚地区的次生文明中0朝鲜所受待遇，一直远高于其他各个藩属国．这于《明实录》《》这样的官方正式文件记录里屡见不鲜。对比经济与上的相关数据，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一现象是有其特殊之处的。分析具体史料，明帝国对三个方向上的传播边疆采取的传播侧重是不相同的．至少在政治军事与关系更为紧张的北部地区，政治信息传播是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无论是帝国边疆地区发生的“军变告乱事件”，还是在藩属国发生的、引发了整个朝鲜半岛由王氏政权易主成为李氏政权的“越江布告事件”等，无不充分证明了这种积极的传播政策施为产生的效果。仅就明廷与李氏朝鲜的正式官方史书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积极的政治传播，明帝国完成了对整个东北亚地区陆路宗藩朝贡体系的复立，由此确定了东北亚的政治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承认并建立起这样一种地区性的国际关系格局的认识渗透在明政行东北亚新闻信息传播时政策的制定与具体执行的每一个具体的时间段中。早期是传播边疆规划确定，中期的主题是传播路径伸展、传播内容扩大，而在在万历年间，东北亚政局经历了朝鲜战争的冲击，活跃在东北亚的各方政治力量——明、女真、朝鲜、日本——全部卷来，帝国原有的传播层级与传播安检制度被打乱，各方面的传播触角都尽可能地向其他势力渗透。明、朝鲜、日本、女真之间都产生了直接的或者通过第三方间接的新闻信息交互行为。结局除决定此后二百余年间东北亚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国际关系格局外，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明清鼎革——也在其影响范围之内。

    东北亚地区对于中国而言，一直都是战略敏感地带。东北亚地区在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反观历史，今日之东北亚政治地图实形成于明代，并在终明一代完成了调整与定型。对明代东北亚传播史的反思与考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今日之东北亚．即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解读东北亚各国文化异同的形成史。时下在这中间，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如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明代对东北亚的传播历史也许能给今天的传播事业以启示。

第一章

  华夏边缘：明代东北亚地区陆路

  信息传播的整体分析

    中国古代新闻传播的历史有文字可见的广泛存在于经典史籍中。春秋时期出现了大量对新闻传播思想的思考。汉代的大一统王朝时期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传播需要的技术支持也得到r同步的发展。汉代明确了邮驿制度，每三十里设驿，在驿站配置负责官方文书与信息的传递工作。在中央以“大鸿胪”及其下属的“郡邸长丞”负责地方信息的接收与集纳。同时，在“御史”的工作职能里强调了对中央信息的制颁，其具体内容已经具有了古代官方内部新闻传播的大概范围。的汉高祖与百姓“约法三章”就生动地反映了古代的官方新闻信息是如何广而告之公之于众的。三国时期出现了关于邮驿制度的单行法令《邮驿令》作为曹魏在邮驿上的管理准则，标志着建立的邮驿管理制度法规的工作有了重步。《邮驿令》的内容不括军事布阵中的声光通信括对于官方新闻信息传播甚为重要的“遣使于四方”的传舍规定以及禁止与五侯交通的政治禁令等。《邮驿令》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邮驿法，对后世官方新闻信息的传播制度规范化有深远影响。中国正式的封建官报传播体系完善于唐代奏院状的传播方式成为中国古代密官报传播形式固定化的开始。“开元杂报”与“敦奏院状”标志着古代新闻传播已经开始从官文书里分离开来，成了一种特定的传播方式。唐代细节丰富的士人传播与民间传播补完了官方传播对社会生活的覆盖，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此时有了重大发展。到宋代，邸报从官文书中分离出来，具有了相关的制度上的保证与物质上的支持，成为政府向整个社会发布官方新闻信息的正式载体。同时，社会经济情况发展出现了对商品经济倾向，整个社会的信息需求量远迈前代。在宋代不但出现了专门的官方报纸传播范式与传播机构，还出现了指向明确的定本制度与更为积极的传播形式宋代小报，小报突H{的新闻要素体现在新闻传播史上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传播事业在明代达到成熟阶段

    中国古代新闻事业发展至明代，已经在事实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邸报由中央政府统一发布抄传布，有针对性地统合起全国庞大的官吏集团与知识分子阶层；塘报完善了其独立的采集、加工、传播渠道，成为专业化军事新闻信息的重要传播工具；以告示、檄文、揭贴等为代表的民间传播媒介表现活跃，是明代社会影响、普及最广的传播媒介。其应用于维护东北北边疆有效控制方面，表现为明朝统治者自立国伊始就积极调动国家宣传机器，配合“武统”北行“软实力”征服。亦失哈九上北海，确定北部边疆，“巡抚宣谕”奴儿干，征服了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永宁寺碑记》《重建永宁寺碑记》在传播史上均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为了整理东北中华故疆，明朝统治者在洪武时期即遣官吏前往辽东北部聚居区，宣传明朝的政策，安抚首领，设置卫所。在这里应用的是新闻信息这种方式而非武力征伐，可以说是较之前代的一步。这也从一个方面有力得证实了，中原新闻传播的力量可以保证在东北亚边疆地区可行积极有效的传播效果达成了。这种招抚活动在明朝永乐至正统年间达到了一个，这是可以从史料中的行政区域设置里就得到明确证实的。针对的“宣布敕谕”，作为特殊的定向信息传播，起到了简单的武力征服无法达成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