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文明·文献学读书记_乔秀岩，叶纯芳著_9787108061607

读书都要问为什么——这部书为什么这样编，为什么用这种体裁；这一段话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在这里讲，这句话为什么用这个词。向书质问，从内容到形式，最后都问到宋版版面、笔画不整齐等理由。发现问题要靠比较——有时直接比较相关其他书，有时暗自比较自己心中的标准做法。发现问题，做各种假设，反复看书，看哪一种假设符合或不符合这部书，逐渐认识这部书，发现这部书与众不同的特点，同时能丰富自己心中的认识世界。等我们认识一部书的时候，心中的认识世界已经接受了这部书，我们自己的世界也一并经历了悄悄的变化，这才是书与自己的交流，两本《读书记》就是这种读书的记录。

这本《文献学读书记》，包括了文献学理论的探讨以及读目录、图录、版本的记录，往往用出版品《编后记》等形式进行表述，将会给读者带来一种新奇独特的刺激。

——乔秀岩

　　后记
　　没有人不读书，那么叫“读书记”有什么意思？是想要突出我们“读书”的方法。很多人读书，从书中获取自己所要的信息，作为自己思考的材料，这是作为手段的读书。我们的读书是目的，我们为读书而读书，所以在书面前思考，探索这部书在说什么，能从这一段话读出什么意思，要知道这部书、这一句甚至这一个字、这一笔画的所以然。我们乐意承认自己无能，看不太懂书，所以在“读书”上耗精力。不过我们这样“读书”，确实读出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丰富多彩，有滋有味，十分享受，所以希望跟大家分享。
　　2013年我出过个人论文集《北京读经说记》。书中没有解释书名，让有些人产生误会。那些文章只有在2004年到2012年那一段我在北京时的特殊文化、社会环境中才能写出来，因而冠以“北京”两字，“读经说记”也是“读书记”，只不过将“书”限定为“经说”而已。以前看黄以周说一句“读经难，读经说亦不易”，印象深刻。我不会读经，专门读经说。多亏李猛老师、吴飞老师的热情推荐，可以将论文集混进“古典与文明”丛书中出版，现在将个人论文集改为与叶纯芳两人的论文集，从《北京读经说记》中淘汰三篇杂文，保留其他十四篇，加上后来发表的文章以及叶纯芳的文章共二十篇，分《文献学读书记》《学术史读书记》两册，各收十七篇文章并札记若干条。
　　2010年开始，我的北京生活变成我和叶纯芳的共同生活。一开始叶纯芳帮《儒藏》看校点稿，本来是很枯燥的工作，我们却在其中找到了乐趣，几乎每一部书稿都有令人莞尔的发现。如《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三馀草堂”版为底本，用《湖北丛书》本校。其实《湖北丛书》本亦即“三馀草堂”版，用同一版本校对，居然还能出校记，我们怀疑点校者说的《湖北丛书》可能是《丛书集成》排印本。又如《新学伪经考》三联点校本有两处内容无法理解，对校以后发现中间有五百多字的颠倒。要说错简，这五百多字与底本一页的起止完全不同，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十分荒唐的猜测，怀疑点校者可能拿自己在《出版说明》中贬损得一文不值的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为工作底本。去图书馆查书，看到《丛书集成》文字符合中华版出校的《湖北丛书》本文本，三联版颠倒的五百多字正好是古籍出版社版一页的内容，我们不禁对视，击掌而笑。当然也有更多积极、正面
　　意义的发现。文献学如果只能挑毛病，告诫别人不要犯错，而做不出创造性发明的话，实在太无聊，不如不做了。当时我就让她将这种思想连同那些有趣的经验写成一篇文章。古籍好像很庄重，带着一种权威性压迫感，我们面对古籍好像需要严肃恭敬，然本册以此文开头，是想为读者拨去这种沉重感。其实写古籍的人、编辑古籍的人跟我们一样，其中固然包含很多精彩的内容，同时也有更多无聊的、荒唐的，甚至搞笑的因素。
　　我们“读书”，除了写文章发表心得外，也为自己编辑适合“读”的书。我对自己写文章、编书的要求目标是：要好玩，要创造，要永久。都不好玩，愁眉苦脸图什么？没有创造，不值得问世。希望最好几百年前、几百年后的人看到我的书都会觉得有意思。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了。回顾以往，十分幸运，这十年来我们编书、写文章都很愉快，而且基本都有创造性因素。最早我跟宋红老师合作编书，出过《明州本文选》《旧京书影》和《毛诗正义》三部书。一开始没什么经验，现在看来不无遗憾。不过《文选》请尾崎康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明版本问题，又附录从东京、台北的藏书单位要来的相关版本书影，为读者提供了解版本源流所需的基本材料，这在大陆影印古籍出版事业的历史上，恐怕是创例。《旧京书影》1929年问世，后来一直被学界遗忘，只有少数日本版本学家当作重要资料参考使用。我出这部书之前，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种书，一旦出版，便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能出这种书自然令人痛快。我跟宋老师合写《出版说明》，首次梳理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藏书及编目的大致情况，很多情况在编此书之前我们都没想象过。《出版说明》以《魏书》为例，也向大家提示了“读”图书馆藏书目录的乐趣。还有许多细节，充满发现的喜悦。后来复旦的林振岳兄继续深入探索，情况越来越清楚，看到这种结果，不得不感到能出这部书的幸福。《毛诗正义》单疏本有1936年的影印本，后来一直没有重印本，所以大陆学者很难看到。为此书我搜集了现存所有唐抄残本，一共四种（后来石立善老师告示另外还有一种残卷照相，被我忽视了），都提供了全部书影，其中包括东京博物馆、天理图书馆、高知大学图书馆等所藏，十分难得。编书本来是个人爱好，没有官方背景，也没有经费（后来编的两种书得到了古委会的经费支持，记此致谢），以个人身份跟藏书单位商量，收录那些书影，很有成就感。《出版说明》请当时正在研究《毛诗正义》的李霖兄提供基本材料，在其基础上改写成一个故事，把一部书的历代版本概况比拟为一个人从成熟到衰老的过程，也是一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尝试。
　　我与叶纯芳一起编书，从2009年跑静嘉堂对着胶卷机抄录杨复《祭礼》开始。长期以来学者混淆通行《续编·祭礼》与杨复《祭礼》，陆心源拿到此书之初即误当作通行《续编·祭礼》的不同版本，后来才发现是孤本。阿部吉雄也曾提醒其价值，而战后一直无人问津。我们抄书抄了三个月，后来打字，校对标点，工作量庞大，主要由叶纯芳担任完成。通过长时间的编排整理，阅读几百年没人看过的书，当逐渐发现这部《祭礼》理论性很强，可以视为朱门礼学的理论总结，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时，我们的兴奋自然不能言表。静嘉堂藏本不能影印，我们希望将来有别的传本发现，所以排版保留了底本的行格形式，除了小字夹行改为直行，都按照底本排列，只要指定第几卷第几页第几行第几字，马上可以核查。这恐怕是空前的排版方式，出版审查不容易过，排版复杂，每次校样都出现新的错误，所以交稿后到出版之前的过程也相当艰难。我们视此书为自己的儿子，小心呵护，耐心等待，使其出世。后来顺利生产，也办过一次研讨会，又由中华书局出版论文集《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感到杨复可以独立行走江湖才放心。
　　编杨复《祭礼》的同时，我们也开始准备影印《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此书能看到的影印本除了《四库》之外，只有汲古书院影印的日本刻本。当初打算用东京大学藏本影印，缺页用台湾“央图”藏本配补。不过到台湾“央图”核对胶卷后，却发现这两套几乎同时的明代印本之间，用的版片有不少出入。因为补版情况复杂，所以决定兼用两套印本，其中所有不同补版都要并录。结果有些书页有三四张不同版片印的书影，对了解历代修补很有帮助。影印本同时并录不同补版，恐怕也是创例。书名主动打出“元明递修”也应该是首例，因为“元明递修”一般意味着版本价值低、文本较差，隐瞒不提才是常态。我们对当初原版及元明补版有较全面的了解，相信我们的书可以体现这些变化，所以才敢用这种书名。不过我们编书也是为了自己阅读方便，反过来说，在书还没出版之前，我们自己翻阅还很不方便，只有拿到一部样书之后，再详细调查补版情况，才能厘清大致情形，另外写一篇补充说明的文章。这是情非得已的情况，也说明我们编书的必要性和实用价值。
　　《影印八行本礼记正义》也是一部我们很得意的书。《礼记正义》现存单疏只有残本，目前最好的版本是足利学校所藏越刊八行本。然而此帙从来没有影印本，即使在日本都没有印过。经过多年的交涉，取得足利市的许可，首次公布这部最重要的版本，我们自然很愉快。编这部书，拿足利藏本与潘明训影印本并列，这也是影印古籍的创例。足利本与潘本是同一版本，很多地方用同一版片，两套并列岂不重复？非也。版本的变化很微妙，影印的过程很复杂。从编辑的角度，影印本毕竟与原书不同，免不了走样失实，两套书影并排，可以互证。更重要的是，即使同一张版片，后印时也会经过笔画窜改，这些细节，只有仔细对照才能发现。我在《编后记》中指出一二例证，足以证明这些差异的重大意义。重印时的窜改，他们的本意是“改正”，但他们用后世（即当时）的规范意识来“改正”，自然要偏离古书的早期面目，所以古书只能越校越糟，是必然的道理。至于《影印南宋官版尚书正义》《周易正义》两部，都是过去已经有影印本的版本，算是学界熟悉的内容。不过我们重新制版，拿八行本与单疏本拼合，以便对照，也算一种创例。《尚书正义编后记》只是说明基本情况，并无创见，本书没有收录；《周易正义编后记》虽然也没什么创见，因为包含对《礼记正义编后记》的补充，所以本书一并收录。
　　顺便说明《礼记版本杂识》是2006年上课跟研究生同学们一起读《礼记》的结果。十行本可以理解为余仁仲本中间分段插入孔疏的版本，并非八行本注疏加入《释文》而成，余仁仲本是十行本以下劣质经注文本的源头。这种认识，现在看来十分简单，而当时还没有人想到过。随后刁小龙兄开始校点《公羊注疏》，因为《公羊》也有抚州本和余仁仲本传世，所以请他留意情况是否跟《礼记》一样，结果刁兄证实了我的猜测，也是很愉快的回忆。又，我最近又为福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影印张敦仁影刻抚本礼记》写过简短的介绍，为怕重复，本书没有收录，但自认也有一点意思，请有兴趣的读者找书看看。
　　《孝经述议复原研究》是继杨复《祭礼》之后，我们一起“生产”的二儿子。中间《仪礼经传通解》《礼记正义》《尚书正义》《周易正义》虽然也都由我们两人编辑，可毕竟都是影印，没有怀胎十月、用心养育的感觉。这部书的主体内容是影印日抄《孝经述议》及辑佚，只要解决版权问题，拿来编印并不困难。不过这样大家都看不懂内容，因为《述议》以《孔传》为前提，而《孔传》在中国早已失传，清代从日本还流，也遭到学界质疑，民国以后绝无版本。好比在看不到毛传、郑笺的情况下阅读《毛诗正义》，只能看其外表，无法深入理解。二十年前我就这样只看《述议》的表面，写过博士论文中的一节，既然要重新出版，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请苏州大学顾迁老师帮忙，仿八行本体例编排《孔传述议读本》作为附录。正式出版后，得到一些朋友们的指教，发现《读本》有很多错字，有的误认日本抄写字体，错得很离谱（《读本》经过我反复改动，最后的文本只能由我负责，顾老师被人错怪，也很抱歉）。尽管如此，《读本》编排我选择了自认最合理的方式，自己暂定文本，不出校记，自己十分满意。《读本》本来期待读者自己动手校读，这样才有“读书”的乐趣。刻意编出“无误”的文本，期待众人学习，那是政治宣传，离“读书”最远了（我不敢文饰自己的失误，将来有机会重印，自然要尽量消灭无谓的错误，使《读本》变得更好用）。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孔传》暗袭《管子》的情况以及《述议》掩饰这一情况的各种说法，开始思考《孔传》的来源问题。关于隋代的思想状况，除了王通、颜之推、陆法言、陆德明等个别人物相关的讨论外，以往只有Wright的《隋代思想意识的形成》一文可以参考。叶纯芳翻阅史料，发现隋文帝时的思想状况，作为出现《孔传》的背景十分合适。二十年前我通过与《毛诗正义》等的比较，论证《孝经述议》确实是刘炫作品，不可能是伪书，现在看到《述议》掩饰《孔传》瑕疵的情况，就知道今本《孔传》就是刘炫看到过的内容，也可以推测晋宋时期流传的《孔传》恐怕还没有掺入《管子》，今本应该是隋代第一次出现的。我们不认为自己的看法可以作定论，不过就所及范围内进行观察，形成这种猜测，目前最为合理，所以提出来供读者参考。因为学术史上的意义比较大，所以《孝经述议编后记》连同杨复《祭礼》的《导言》都编进了《学术史读书记》中。
　　作为一名读书爱好者，我对版本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但从来没有机会接受版本学教育。这一点，我很羡慕叶纯芳当年从昌彼得先生学过版本学。当撰写博士论文讨论《仪礼疏》版本时，我都不能分析刻工时代，甚至连《长泽规矩也着作集》都没看过。2004年到历史系任教，发愿要引进尾崎康先生《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开始边翻译边讲课。通过翻译，逐渐加深对版本学的理解，时常向尾崎老师请教，尾崎老师也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耐心教导我和叶纯芳以及我们历史系的李霖、聂溦萌等学兄学姊。编辑出版《旧京书影》也算翻译尾崎老师大作的准备工作之一。我们编《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时还没有辨别元代两期补版的能力，所以编排补版不能按时间顺序，出版后才有清楚的认识。后来学校加强工作量管理，我被迫要给本科生上课，讲过两次《版刻图录》，才第一次认真阅读此书，收获很大。谁都知道《版刻图录》的重要性，可是因为部头大，很难随时翻出来，认真学过的人未必很多。所以我们撰写了一篇文章，谈我们自己阅读的心得。《旧京》一篇提示了古籍目录的可“读”性，这一篇则提示了《版刻图录》的可“读”性。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别人对《版刻图录》的评论看看，应该很容易理解我们如何“读书”。
　　虽然不是版本学家，我们却因偶然的机会，对版本学也做过一次重大贡献。2013年我们的兄弟张焕君在山西师大要举办一次晋学研讨会，我们跟他商量组织了一个讨论版本的小组。为了这次会议，我们都要讨论金蒙刻本，叶纯芳选择《周礼》，我选择了《三礼图》。金刻《周礼》与婺州本比较，蒙古刻《三礼图》与镇江本比较，是自然的选择。在这里，我们对这些书的内容和版刻技术的一定了解诱导我们发现了南北两本之间的文本差异大部分是由于校改。简言之，两版文本不同之处，都有一版经过挖改的痕迹，而另一版保留较原始的文字。所谓“原始”文字，除了单纯的讹误外，还包括乍看不规范而其实不错的文本。容易看出，北版挖改的地方，挖改之前应当如南版文字，相反亦然。如果恢复到挖改前的文字，再排除异体字因素，两版文字应该一致，换言之，南北两版同出一个底本。《周礼》金刻本、婺州本，《三礼图》蒙古本、镇江本都是现存最早的南北刻本，世上没有任何更早版本，现在经过对校，我们能恢复其底本的文字，亦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版本，岂不快哉！（从结果来看，我们的分析方法可以视为继承顾千里遗绪，而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那段时间我们分别做一书，结果发现异曲同工，实在太妙。我们一开始有点怀疑，每校完一卷都加强推测，对视兴奋，校到最后确定情况，高兴得跳起来了。我们认为这也是我们“读书”的重大成果，很想让大家知道挖改痕迹等版面细节可以“读”，版本错字可以“读”，仔细探讨这些现象的所以然，真可以“读”出名堂来。
　　本册《文献学读书记》前六篇是版本目录学的一般性讨论，后十一篇是具体文献的讨论，依经书次序编排。有些认识随着时间有变化，而本书排序不反映这些变化。我们相信读者会以批判的态度翻阅拙文，所以不怕里面包含不成熟的观点。十七篇内容很杂，自己琢磨，恐怕《版刻图录》和《礼记正义》两篇比较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可，而属于最前沿的成果应该是《周礼》和《三礼图》两篇。没空看全部的读者，请先看这四篇。
　　叶纯芳与我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不好分。在此也要说明我们相当特殊的有利条件，同时表示我们的感谢：我们在北大历史学系，承蒙学校上下诸多师友的热情支持，完全没有业绩攒分的压力，所以写文章随心所欲，体裁不受任何限制，发表优先考虑非核心出版品，尽量回避被审稿，也经常联名，有时还不署名。负责各种刊物、出版品的各位师友也慷慨地给我们保证了最大的自由。我们充分享受这种自由，也深知这种自由得来不易。衷心感谢各位师友，希望我们这两本自由的成果能够给广大读者增添一些乐趣。
　　乔秀岩
　　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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