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百多多万国民党军队及家属带着不同的乡音、记忆和创伤，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六十年来，他们心中带着重返大陆的期望，在眷村从暂时落脚到落地生根，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人乃至第三代。而眷村，也从暂居之所，逐渐变为故乡。
　　六十年，一甲子的光阴，有太多可以记述，也有太多可以遗忘。不管记忆或忘却，历史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在这条时间的长河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人都有故事。差别只在，有些故事波涛汹涌如大江大海，有些故事缓慢清淡如小溪小流。
　　于是，我们邀请了15位不同领域、不同世代的人物，细细诉说眷村的一切。他们是朱天心、赖声川、王伟忠、张茂桂、毛训容、李俊贤等。他们就像15台照相机，在深浅不一的聚焦中，呈现出一幅幅即将消逝的眷村图景：眷村的形成、眷村的现状、眷村的凋零和保存、眷村文学、眷村爱情、眷村女性、眷村美食、黑帮少年、寻根之旅、家族变迁、眷村方言……所有的叙述，都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台湾。
　　眷村，见证了台湾六十年的发展，也承载了两岸六十年的情感与记忆。

邓丽君的歌声已成一代国人的集体记忆，林青霞的男装也几乎是一个时代的标签，台湾电影双雄杨德昌和侯孝贤，还有赵传、张艾嘉、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王伟忠，胡一虎、伊能静……你知道吗？在这个长长的名单后面，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眷村。　　第一本向大陆读者全面介绍台湾眷村的书，全书以眷村为切入点，反映1949年后台湾社会变迁。　　另一个角度看台湾，眷村见证了两岸六十年的情感与记忆。通过了解眷村，了解台湾的前世今生。　　本书由台湾各界名人撰写，包括台湾著名剧场导演赖声川、台湾知名节目制作人王伟忠、著名作家朱天心等。　　通过对眷村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的重现和回忆，引发读者在多变的全球化时代，重新思索“家园”、“故乡”、“乡愁”这些人类永恒的命题。

　　现在谈眷村，还真有点时空错乱之感，以大陆位置投注眷村样貌，“眷村子弟-江湖老”或可道出一二此时此地眷村世代的变迁与沧桑感。张嫱主编的《宝岛眷村》一书，结集不同媒材的眷村创作类型，俨然是座纸上眷村展览馆，透过田野调查、影视、文学多元媒合，证成眷村过往生活，说明了“此曾在”的事实。眷村作为一种隐喻与实体，同时是个悬念：眷村真的已经内化为集体记忆了吗?眷村子民的流离命运真的结束了吗?
　　要回答这个悬念，或许我个人眷村生涯的现在式是个不错的切入点。1973年我迈出了出生成长的台南影剧三村北上读大学，那一刻影剧三村变形为我的“故乡”。毕业后我留在了台北，并且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幸运的是我的“故乡”仅仅在三百公里外。多年后，人世流转，我父亲人生来到最晚的晚年，我起念回家陪他，于是应聘成功大学重返台南，但我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天真，可不变的是对往昔的眷恋。我不时穿走倾圮的影剧三村巷弄，甚至到菜市场面摊吃一碗老滋味阳春面。成功大学九大校区以小东路为辐辏，影剧三村在小东路底，我是在小东路头的陆军四总医院出生，我曾玩笑说：“我的人生，一条马路就说完了。”

　　张嫱，爷爷的祖先从河北迁居辽宁省昌图县靠山屯，奶奶的粗先从山东渡海到东北；外公来自江苏淮安，外婆来自湖南长沙：妈妈在重庆出生，爸爸在长春出生，我在台北出生，长住北京。台湾政治大学本科，美国波士顿大学顽士，北京清华大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棱聚商务咨询公司创意总监，文化产业网站创办人。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及咨询工作，拍摄纪录片，也研究流行文化，专注于偶像崇拜与粉丝文化研究。自称“文化买办”，“有机知识分子”。

序　拒绝遗忘
前言  眷眷深情
第一篇　永远的过客临时的家
1-1　荣光眷影
1-2　想象眷村
1-3　眷村走透透
1-4　北投·桃花源
第二篇　竹篱笆外的春天
2-1　眷村是我的娘胎
2-2　《宝岛一村》，故事未完
2-3　感情的菜谱
2-4　乡愁与离散——“眷村文学“在台湾/赵庆华
2-5　眷村少年杀人事件
第三篇　我从眷村走来
3-1　光阴的故事
3-2  辗转眷乡
3-3　那年的情书
3-4　遍处/谢韵雅
3-5　“你的国语真好听”
3-6　回家——从巨流河到莲池潭到北京
后记——家在两岸
附录一　眷村文化事件年表
附录二　眷村地图

　　一九四九，眷村故事的起点
　　1949年年中，上海、南京解放后，部分仍效忠国民党的军队撤退到台湾。年底，蒋介石也自成都飞抵台湾，当时迁台军队总数号称达六十万人(实际应未达此数)；外加上其他逃难来的党政官员、警察、资本企业家、文人学者、学生以及家属等，估计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一下涌进了约一百万的流亡人口，物价飞涨。以台湾在1948年底的原有的人口估计约为七百万，而1951年时年平均“国民”所得估计为一百三十七美元，局势混乱可见一斑。
　　其中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随军来台眷属的照顾与安顿。这关乎到败战军人的士气，以及当时紧张的军民关系，如果稍不妥善处理，将触动敏感的安全与社会问题。而当时台湾当局政府鼓励人们怀抱最后胜利的希望，终将“反攻大陆”、“凯旋回家”，更禁止任何与“失败主义”、“绝望”有关的联想，并在军中推行政工监视制度，“保密防谍”，整肃异己，同时也建立各种“临时”与“特别”的行政体制。
　　台湾的眷村，军人眷属的集合式的居住方式，也是此时代背景下的副产物。当时台湾当局一方面须务实解决来台眷属无处安顿的问题，以求军心稳定，另一方面又不能让人联想到意图在台湾“偏安苟且”的疑虑，因此在制度上，经常都是藉由“维持战力、时时准备反攻”的思维方式来设计。
　　例如，1951年订出“战士授田”的法律(保证返乡或退伍后可以获得田产，前后共发出约七十万张，后于1990年废除，并开始改发现金补偿)；更有甚者，为了让军人没有后顾之忧，于1952年颁布“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实质上限制了在台湾的单身军人(特别是低阶士官兵)结婚的可能，也就是后来通称的“禁婚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