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陶诗接受与批评》一书，采用接受美学理论与文学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立足明代文人丰富的涉陶诗歌、诗论等文献，力图还原和构建明人陶诗接受与批评的心路历程。明代各个时期均有较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流派，对各种文学艺术体式的回顾与整理成了有明一代文士们的重要任务，他们对陶诗的评价也有阐释自己所在诗派诗学主张的任务。本书结合明代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文化思潮以及诗歌美学等方面，深入剖析明代文人的心态及其陶诗接受的期待视野，对明代各个时期的陶诗接受与批评进行深入的探究，并以期从陶诗接受与批评的角度探讨明代诗学思想的发展。

断断续续读了十余天，读完了王征《明代陶诗接受与批评研究》书稿，觉得此书体大思精，取材弘富，条分缕析，完整地描述了元末至明末三百年间陶诗接受与批评的漫长图卷，有波澜起伏、烟霞明灭的壮阔气象。作者花费的功夫与智力，可想而知。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接受美学理论传入中国，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传统的陶渊明研究成了接受美学的“试验田”，绽放出色彩奇异的花，结出了滋味不同的果。本世纪初，先有钟优民《陶学发展史》问世，系统梳理与评述刘宋至当代的陶学发展与研究的历史。其研究方法，仍以传统的评述为主，故是书不以“接受史”命名。以后，受西方接受美学浸染的陶学研究者增多，陶学接受史研究著作与论文不断出现。例如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等。这类陶学研究著作的出现，表明接受美学理论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陶学研究的新方法。 王征的新著，填补了明代陶诗接受与批评研究的空白。此书视野开阔，通过考察元末及明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文化背景、文学思潮、诗学思想史，深入剖析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现实与精神世界对士人心态、精神、审美的各种因素，并如何影响到陶诗的接受与批评；评述明代出现的各个时期的文学集团和文学思潮，引起陶诗接受与批评的变化。 西方接受美学特别重视文本受者（读者）的参与，甚至提出读者中心论。这个问题放在后面再说。这里要指出的是，历史上陶诗的读者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他们是士大夫文人、隐士、官员、富人、致仕者、诗人、学问家、前朝的遗老、新朝的新贵……各个时代的各色各样的受众，生活在不同的人文背景中，处境也各各不同，这就决定了对于陶渊明及其诗文的接受也各不相同。明代的陶诗读者就如上述，形形色色。王征的新著把这些读者描述出来——或是个人，或是数人，或是一个群体，显示他们怎样读陶、和陶、评陶、效陶，细致又具体，宏观又微观。这里只能选择其中的部分，来看这部著作的贡献和成就。 中国历代隐士及隐逸文学，鲜有不受陶渊明影响的。钟嵘《诗品》称陶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诚为千古不易之论。我们读中国诗史，很容易发现元中期之后的隐士实在是多，吟唱隐逸的诗（包括元散曲）举不胜举，陶渊明的形象及陶诗的风韵，触目皆见。这是为什么？从前的解释是元朝统治者断了汉族士子的仕进之途，后者愤恨而无奈，纷纷走进山林，故隐逸诗风特盛。王征新著作出了与旧说不同的解释：元朝统治全国之后，能充分尊重儒士对其文统与道统的坚持，南宋遗民不愿出仕新朝，得以优游乡里，或隐居自放，并不因为不与元朝合作而遭迫害。元末明初的文士，在元末尚能在优游唱和中过着闲适的自由生活。入明后，朱元璋残酷迫害文士，许多著名的文人惨遭诛杀，隐逸文学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者肯定元末统治者对江南文士的宽容，使他们得以优游山水田园，由此诗文表现出强烈的归隐意识，陶诗的接受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作者的新见解，证明朱元璋对文士的杀戮和思想钳制，比异族的统治更可怕。同时也说明，陶诗的接受，与隐逸风气的高涨有着因果关系；而文士可以隐逸，能相对自由的栖迟山林田园，当时的政治和思想的宽容是关键因素。如果某个时代，连隐居也成奢望，则和陶、效陶失去现实的土壤，陶学的接受必然式微。 王征新著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是详尽地、井井有条地描述元末及有明一代先后出现的文学流派及诗学思想，还有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如何读陶、和陶、效陶、评陶，复原了三百年间陶诗接受与批评的漫长历程。这样的历程，与明代诗学理论的嬗变，两者紧密结合为一体。众多的文学集团、诗学流派，诸如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所持的诗学理论和审美尺度不同，必然会造成陶诗接受与批评观点有异。其间差异的辨析、传承与转变，呈现出极其繁复的图景。描述这个诗学史的进程，陶诗接受史的嬗变，必须得熟悉明代的政治思想史、诗学批评史、士人精神生活史、美学史，多读浩瀚的文史资料、诗人别集、文学批评著作，否则难以措手。本书作者博览有关文献，把明代的陶诗接受与批评的历史描述的非常完整与清晰，并指出历史何以如此，何以有此种种变化。这是很不容易的。 例如描述和评论明代中期“前七子”“后七子”的陶诗接受与批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诗学思想多重视道德，强调诗歌的入世精神和美刺、写志功能。他们的诗歌艺术审美倾向于复古主义，推崇汉魏古诗，轻视陶诗，以致何景明认为“诗弱于陶”。当然，他们对陶渊明的人品还是很推崇的，也有一些平淡质朴如陶诗的作品。“后七子”兴起于明嘉靖中期。当时政治生态恶劣，而“后七子”大多正道直行，不慕权贵，遭受打压，产生浓重的隐居心态，所作诗多有陶诗的意象和韵味。“后七子”的诗学倾向既重汉魏古诗，也不废六朝诗歌，诗文创作颇受陶渊明的影响。以王世贞为代表，对陶诗的评价越来越高。 如以上那样书写陶学接受史，就有深度和广度，给人以真实的、立体的、随时变化的感觉。一部千年以上的陶学接受史，是由许多世的无数读者（以士人为主）的阅读和审美推进的。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不同，政治生态有异，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不同，每个读者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审美尺度殊异，才有陶学接受史的丰富多彩，才有连续不断的嬗变。王征新著，正努力重现这一宏伟的历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如上所说，陶学接受史是非常复杂的。推崇陶渊明的高洁人格是接受，贬低和轻视他则属于另一种接受，尽管后者在历史上是非主流的。再有一种并不少见的所谓接受：读者本人品格不高，或是贪恋权势，或是追名逐利，或是跪舔王者，或是变节成新贵，或是灵魂本来就龌龊，也在推崇陶渊明的崇高，标榜始终与古贤契合，经常唱着向往山林清趣的歌，借此掩饰自己的卑劣和低下。对于这样一种接受，期待陶学接受史研究者透过现象，认清本质，指出他们和陶、效陶的背后的意图，还其本来面目。 历史上的隐士太多，声称慕陶学陶者不胜枚举。但如渊明那样一旦告别官场，坚持隐居田园的真隐士少之又少。苏轼独爱陶诗，第一个作和陶诗，多达一百又九篇。他爱陶诗，更爱渊明之为人，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轼《与苏辙书》，《东坡续集》卷三）晚年的苏轼，欲师范渊明其万一，然终究不能决然辞别仕途。伟大的苏轼尚且如此，何况与苏轼相比，如蹄涔之与江海者乎？许多隐士在山林中读着陶诗，心里却盼望机遇来临，货与帝王家。或者反过来，住在官舍，拿着俸禄，写几首和陶诗，表示身在魏阙，心向江海。诗中固然有许多陶诗的意象，比如五柳、东篱、秋菊、桃源，但只是一种心理的慰籍而已。后世的和陶诗不计其数，其所以作，不排除借此表现诗才，与前人一竞高低之目的。有些和陶诗甚至歪曲陶公形象。比如明天顺间台阁体诗人李贤，作和陶诗一百二十余首，把陶公塑造成思君爱国、为国分忧的人物。又比如桂彦良于元末隐居时，作和陶诗。明兴，被诏为晋王府右傅。谢肃为桂氏和陶诗作序，说：公以布衣入仕，可谓富贵尊荣矣。“是则公与靖节亦何同而和其诗耶？”“公乃切切焉以靖节之诗是和，靖节与公何所同耶？”富贵中人与靖节何所同，而切切焉和陶？这是“作秀”吗？但这些人自有说辞，云：“同其心不同迹也。”意谓我心与渊明同，只是形迹不同罢了。这种话，虚伪令人作呕。谢肃序最后说：“其视和陶集，直公曩时一韵事哉。”所谓韵事，直白地说，就是附庸风雅。后世的许多和陶诗，说几句慕陶的话，采几丛黄菊，饮几杯清酒，说说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其实都可以看作一时之韵事。 王征的新著论及明代和陶诗，不放过桂彦良的和陶诗，是忠于历史真实的。由此，我们会认识到陶学接受史非常复杂，对于和陶诗的评价应该持谨慎的态度，辨别和陶是否出于真情，抑或仅仅是附庸风雅，以一时的所谓“韵事”来掩饰自己对于富贵尊荣的不舍。 陶渊明研究史已经长达千年以上，而以西方接受美学理论研究陶渊明，称之为“陶渊明接受史”研究，还不过短短的一二十年。我想在这里对陶渊明接受史研究谈几句看法，同研究者商讨。 我以为西方的文学或美学新理论或新思潮，必须要同中国的传统学术相结合，才能正确认识和解释中国的学术史。陶渊明接受史研究也是如此。西方接受美学以读者为中心，以为排除了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文本就不成其为作品。又以为文本有“空白”和“未定性”，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诠释，文本才能成为作品，才能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这种理论，正如讨论何为美一样：美是客观的？主观的？还是主客观的统一？同样，陶渊明诗客观存在的？是真实的，还是由后世读者不断解读、塑造，然后才有了价值和意义？陶诗作为文本，是否在无人阅读之前，就充满了“空白”和“未定性”？这是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我赞同“真相是唯一的”。陶渊明是真实的，唯一的。他的人生及精神世界早就存在于天地之中。后世如何评价陶渊明，各个时代赋予陶渊明新的意义，那是后人的事。不因为后世读者的不同，评价有差异，就得出结论：真实的陶渊明是不存在的，他是个“空白”。事情不可颠倒，先有真实的陶渊明，才有史书记载的陶渊明，才有后世理解的陶渊明。陶诗接受也是一样。陶诗最初的文本，就已经是具足圆满的精神世界，是一种客观存在。犹如一个鸡蛋，已是具足圆满的生命体。不因为人没有食用，就说它是“空白”，毫无营养价值。并说只有人食用了才有营养价值。再说，我们理解的文本，指业已公开流通的思想、感情、精神的产品，在古代以甲骨、竹简、帛、纸为物质载体。文本的问世，一般来说总是读者的阅读之始。例如当年陶渊明偶有名酒，无夕不饮，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并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耳（见《饮酒》诗序）。可见，渊明刚写出来的诗笺，便是文本，即为故人阅读。没有经过读者阅读的文字，比如记录诗人咏唱的一叠纸，锁在抽屉里，自然不称其为文本。所谓文本中的“空白”和“未定性”，那是读者解读不出作者的意图，或者是臆测作者的意图。以作者而言，他对自己创作的作品，意图是确定的，表达什么，赞美与反对什么，隐射与讽刺什么，都是明确的，不存在“未定性”。后世读者解读出作品的“言外之意”，其实与作者无关。后人解读《红楼梦》五花八门，最能说明问题。 事实证明，也必将继续证明，过分强调读者参与的重要，甚至以读者为中心，实际上有害的。固然有“期待视野”，但必须不脱离客观的文本。不细读文本、研究文本，预先就有了某种期待，就必然与文本产生严重的偏差。比如你先有了陶渊明是虚伪的“期待”，则在你眼中的陶集文本便有许多的虚伪。海外有少数陶渊明研究者，以西方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接受陶渊明，得出了令人诧异的结论：陶渊明的高洁形象，乃是通过陶集手抄本的异文虚构出来的。这明显是“读者中心论”产生的恶果。有鉴于此，我以为对于西方文学理论及美学新潮，应该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国情”，加以谨慎的取舍，不能完全拿来，更不可奉为金科玉律。我赞成读者在阅读与诠释作品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及创造性思维，但不必信从读者为中心的说法。归根结蒂，原始的文本是第一位的，是解读与诠释的基础。文本才是中心。以文本为中心，必然会把求真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中国学术史有二千年以上的积淀，深厚无比。许多文学、美学的术语与观念，凝固为坚硬的原则，难以改易。譬如“诗言志”“赋比兴”“风骨”“豪放”“婉约”等等。以陶渊明研究而言，诸如“平淡自然”“任真自得”“旷达”“高逸”“淡远”“韵味”等等，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人格审美与文艺审美的精华。离开了这些最具“中国特色”的审美观念，只依靠西方的理论，那就无法进行严肃的陶渊明研究。 以上关于西方接受美学的看法，不过是鄙人的一得之见，绝不是给运用这种外来理论的研究者泼冷水。我欢迎外来的新理论、新思潮，只是强调异质文化必须与本土学术相融合，避免生搬硬套。至于学术研究的最高原则乃是求真，不管何种新理论，皆须经这一原则的检验。 可喜的是，王征这部新著，借鉴了西方接受美学的合理部分，十分重视明代士人对陶渊明的推崇和仿效，十分重视明代陶诗读者的阅读和批评。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学术重实证的优良传统。例如书稿的附录一“明代陶集刊刻盛况”，引用他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详细列出明代陶集刊刻的种类。附录二“明代汉魏六朝总集与古诗选本选陶诗概况”，罗列十种古诗选本，统计其中选录陶诗的篇目和数量。两种附录，显示了明代陶诗接受的盛况。我说这部著作体大思精，此为有力证据。总之，我以为作者描述的明代陶诗接受与批评，运用西方接受美学的原则，与运用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和方法，两者并行不悖。还原明代陶渊明接受史的场景是真实的，并不故作新奇之论。简言之，这部新著既是创新的，也是传统的，更是求真的。 2020年初秋于沪上 （龚斌先生为中国陶渊明学会名誉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断断续续读了十余天，读完了王征《明代陶诗接受与批评研究》书稿，觉得此书体大思精，取材弘富，条分缕析，完整地描述了元末至明末三百年间陶诗接受与批评的漫长图卷，有波澜起伏、烟霞明灭的壮阔气象。作者花费的功夫与智力，可想而知。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接受美学理论传入中国，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传统的陶渊明研究成了接受美学的“试验田”，绽放出色彩奇异的花，结出了滋味不同的果。本世纪初，先有钟优民《陶学发展史》问世，系统梳理与评述刘宋至当代的陶学发展与研究的历史。其研究方法，仍以传统的评述为主，故是书不以“接受史”命名。以后，受西方接受美学浸染的陶学研究者增多，陶学接受史研究著作与论文不断出现。例如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等。这类陶学研究著作的出现，表明接受美学理论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陶学研究的新方法。 王征的新著，填补了明代陶诗接受与批评研究的空白。此书视野开阔，通过考察元末及明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文化背景、文学思潮、诗学思想史，深入剖析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现实与精神世界对士人心态、精神、审美的各种因素，并如何影响到陶诗的接受与批评；评述明代出现的各个时期的文学集团和文学思潮，引起陶诗接受与批评的变化。 西方接受美学特别重视文本受者（读者）的参与，甚至提出读者中心论。这个问题放在后面再说。这里要指出的是，历史上陶诗的读者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他们是士大夫文人、隐士、官员、富人、致仕者、诗人、学问家、前朝的遗老、新朝的新贵……各个时代的各色各样的受众，生活在不同的人文背景中，处境也各各不同，这就决定了对于陶渊明及其诗文的接受也各不相同。明代的陶诗读者就如上述，形形色色。王征的新著把这些读者描述出来——或是个人，或是数人，或是一个群体，显示他们怎样读陶、和陶、评陶、效陶，细致又具体，宏观又微观。这里只能选择其中的部分，来看这部著作的贡献和成就。 中国历代隐士及隐逸文学，鲜有不受陶渊明影响的。钟嵘《诗品》称陶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诚为千古不易之论。我们读中国诗史，很容易发现元中期之后的隐士实在是多，吟唱隐逸的诗（包括元散曲）举不胜举，陶渊明的形象及陶诗的风韵，触目皆见。这是为什么？从前的解释是元朝统治者断了汉族士子的仕进之途，后者愤恨而无奈，纷纷走进山林，故隐逸诗风特盛。王征新著作出了与旧说不同的解释：元朝统治全国之后，能充分尊重儒士对其文统与道统的坚持，南宋遗民不愿出仕新朝，得以优游乡里，或隐居自放，并不因为不与元朝合作而遭迫害。元末明初的文士，在元末尚能在优游唱和中过着闲适的自由生活。入明后，朱元璋残酷迫害文士，许多著名的文人惨遭诛杀，隐逸文学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作者肯定元末统治者对江南文士的宽容，使他们得以优游山水田园，由此诗文表现出强烈的归隐意识，陶诗的接受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作者的新见解，证明朱元璋对文士的杀戮和思想钳制，比异族的统治更可怕。同时也说明，陶诗的接受，与隐逸风气的高涨有着因果关系；而文士可以隐逸，能相对自由的栖迟山林田园，当时的政治和思想的宽容是关键因素。如果某个时代，连隐居也成奢望，则和陶、效陶失去现实的土壤，陶学的接受必然式微。 王征新著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是详尽地、井井有条地描述元末及有明一代先后出现的文学流派及诗学思想，还有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如何读陶、和陶、效陶、评陶，复原了三百年间陶诗接受与批评的漫长历程。这样的历程，与明代诗学理论的嬗变，两者紧密结合为一体。众多的文学集团、诗学流派，诸如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所持的诗学理论和审美尺度不同，必然会造成陶诗接受与批评观点有异。其间差异的辨析、传承与转变，呈现出极其繁复的图景。描述这个诗学史的进程，陶诗接受史的嬗变，必须得熟悉明代的政治思想史、诗学批评史、士人精神生活史、美学史，多读浩瀚的文史资料、诗人别集、文学批评著作，否则难以措手。本书作者博览有关文献，把明代的陶诗接受与批评的历史描述的非常完整与清晰，并指出历史何以如此，何以有此种种变化。这是很不容易的。 例如描述和评论明代中期“前七子”“后七子”的陶诗接受与批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普遍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诗学思想多重视道德，强调诗歌的入世精神和美刺、写志功能。他们的诗歌艺术审美倾向于复古主义，推崇汉魏古诗，轻视陶诗，以致何景明认为“诗弱于陶”。当然，他们对陶渊明的人品还是很推崇的，也有一些平淡质朴如陶诗的作品。“后七子”兴起于明嘉靖中期。当时政治生态恶劣，而“后七子”大多正道直行，不慕权贵，遭受打压，产生浓重的隐居心态，所作诗多有陶诗的意象和韵味。“后七子”的诗学倾向既重汉魏古诗，也不废六朝诗歌，诗文创作颇受陶渊明的影响。以王世贞为代表，对陶诗的评价越来越高。 如以上那样书写陶学接受史，就有深度和广度，给人以真实的、立体的、随时变化的感觉。一部千年以上的陶学接受史，是由许多世的无数读者（以士人为主）的阅读和审美推进的。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不同，政治生态有异，文学流派的文学思想不同，每个读者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审美尺度殊异，才有陶学接受史的丰富多彩，才有连续不断的嬗变。王征新著，正努力重现这一宏伟的历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如上所说，陶学接受史是非常复杂的。推崇陶渊明的高洁人格是接受，贬低和轻视他则属于另一种接受，尽管后者在历史上是非主流的。再有一种并不少见的所谓接受：读者本人品格不高，或是贪恋权势，或是追名逐利，或是跪舔王者，或是变节成新贵，或是灵魂本来就龌龊，也在推崇陶渊明的崇高，标榜始终与古贤契合，经常唱着向往山林清趣的歌，借此掩饰自己的卑劣和低下。对于这样一种接受，期待陶学接受史研究者透过现象，认清本质，指出他们和陶、效陶的背后的意图，还其本来面目。 历史上的隐士太多，声称慕陶学陶者不胜枚举。但如渊明那样一旦告别官场，坚持隐居田园的真隐士少之又少。苏轼独爱陶诗，第一个作和陶诗，多达一百又九篇。他爱陶诗，更爱渊明之为人，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轼《与苏辙书》，《东坡续集》卷三）晚年的苏轼，欲师范渊明其万一，然终究不能决然辞别仕途。伟大的苏轼尚且如此，何况与苏轼相比，如蹄涔之与江海者乎？许多隐士在山林中读着陶诗，心里却盼望机遇来临，货与帝王家。或者反过来，住在官舍，拿着俸禄，写几首和陶诗，表示身在魏阙，心向江海。诗中固然有许多陶诗的意象，比如五柳、东篱、秋菊、桃源，但只是一种心理的慰籍而已。后世的和陶诗不计其数，其所以作，不排除借此表现诗才，与前人一竞高低之目的。有些和陶诗甚至歪曲陶公形象。比如明天顺间台阁体诗人李贤，作和陶诗一百二十余首，把陶公塑造成思君爱国、为国分忧的人物。又比如桂彦良于元末隐居时，作和陶诗。明兴，被诏为晋王府右傅。谢肃为桂氏和陶诗作序，说：公以布衣入仕，可谓富贵尊荣矣。“是则公与靖节亦何同而和其诗耶？”“公乃切切焉以靖节之诗是和，靖节与公何所同耶？”富贵中人与靖节何所同，而切切焉和陶？这是“作秀”吗？但这些人自有说辞，云：“同其心不同迹也。”意谓我心与渊明同，只是形迹不同罢了。这种话，虚伪令人作呕。谢肃序最后说：“其视和陶集，直公曩时一韵事哉。”所谓韵事，直白地说，就是附庸风雅。后世的许多和陶诗，说几句慕陶的话，采几丛黄菊，饮几杯清酒，说说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其实都可以看作一时之韵事。 王征的新著论及明代和陶诗，不放过桂彦良的和陶诗，是忠于历史真实的。由此，我们会认识到陶学接受史非常复杂，对于和陶诗的评价应该持谨慎的态度，辨别和陶是否出于真情，抑或仅仅是附庸风雅，以一时的所谓“韵事”来掩饰自己对于富贵尊荣的不舍。 陶渊明研究史已经长达千年以上，而以西方接受美学理论研究陶渊明，称之为“陶渊明接受史”研究，还不过短短的一二十年。我想在这里对陶渊明接受史研究谈几句看法，同研究者商讨。 我以为西方的文学或美学新理论或新思潮，必须要同中国的传统学术相结合，才能正确认识和解释中国的学术史。陶渊明接受史研究也是如此。西方接受美学以读者为中心，以为排除了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文本就不成其为作品。又以为文本有“空白”和“未定性”，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诠释，文本才能成为作品，才能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这种理论，正如讨论何为美一样：美是客观的？主观的？还是主客观的统一？同样，陶渊明诗客观存在的？是真实的，还是由后世读者不断解读、塑造，然后才有了价值和意义？陶诗作为文本，是否在无人阅读之前，就充满了“空白”和“未定性”？这是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我赞同“真相是唯一的”。陶渊明是真实的，唯一的。他的人生及精神世界早就存在于天地之中。后世如何评价陶渊明，各个时代赋予陶渊明新的意义，那是后人的事。不因为后世读者的不同，评价有差异，就得出结论：真实的陶渊明是不存在的，他是个“空白”。事情不可颠倒，先有真实的陶渊明，才有史书记载的陶渊明，才有后世理解的陶渊明。陶诗接受也是一样。陶诗最初的文本，就已经是具足圆满的精神世界，是一种客观存在。犹如一个鸡蛋，已是具足圆满的生命体。不因为人没有食用，就说它是“空白”，毫无营养价值。并说只有人食用了才有营养价值。再说，我们理解的文本，指业已公开流通的思想、感情、精神的产品，在古代以甲骨、竹简、帛、纸为物质载体。文本的问世，一般来说总是读者的阅读之始。例如当年陶渊明偶有名酒，无夕不饮，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并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耳（见《饮酒》诗序）。可见，渊明刚写出来的诗笺，便是文本，即为故人阅读。没有经过读者阅读的文字，比如记录诗人咏唱的一叠纸，锁在抽屉里，自然不称其为文本。所谓文本中的“空白”和“未定性”，那是读者解读不出作者的意图，或者是臆测作者的意图。以作者而言，他对自己创作的作品，意图是确定的，表达什么，赞美与反对什么，隐射与讽刺什么，都是明确的，不存在“未定性”。后世读者解读出作品的“言外之意”，其实与作者无关。后人解读《红楼梦》五花八门，最能说明问题。 事实证明，也必将继续证明，过分强调读者参与的重要，甚至以读者为中心，实际上有害的。固然有“期待视野”，但必须不脱离客观的文本。不细读文本、研究文本，预先就有了某种期待，就必然与文本产生严重的偏差。比如你先有了陶渊明是虚伪的“期待”，则在你眼中的陶集文本便有许多的虚伪。海外有少数陶渊明研究者，以西方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接受陶渊明，得出了令人诧异的结论：陶渊明的高洁形象，乃是通过陶集手抄本的异文虚构出来的。这明显是“读者中心论”产生的恶果。有鉴于此，我以为对于西方文学理论及美学新潮，应该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国情”，加以谨慎的取舍，不能完全拿来，更不可奉为金科玉律。我赞成读者在阅读与诠释作品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及创造性思维，但不必信从读者为中心的说法。归根结蒂，原始的文本是第一位的，是解读与诠释的基础。文本才是中心。以文本为中心，必然会把求真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中国学术史有二千年以上的积淀，深厚无比。许多文学、美学的术语与观念，凝固为坚硬的原则，难以改易。譬如“诗言志”“赋比兴”“风骨”“豪放”“婉约”等等。以陶渊明研究而言，诸如“平淡自然”“任真自得”“旷达”“高逸”“淡远”“韵味”等等，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人格审美与文艺审美的精华。离开了这些最具“中国特色”的审美观念，只依靠西方的理论，那就无法进行严肃的陶渊明研究。 以上关于西方接受美学的看法，不过是鄙人的一得之见，绝不是给运用这种外来理论的研究者泼冷水。我欢迎外来的新理论、新思潮，只是强调异质文化必须与本土学术相融合，避免生搬硬套。至于学术研究的最高原则乃是求真，不管何种新理论，皆须经这一原则的检验。 可喜的是，王征这部新著，借鉴了西方接受美学的合理部分，十分重视明代士人对陶渊明的推崇和仿效，十分重视明代陶诗读者的阅读和批评。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学术重实证的优良传统。例如书稿的附录一“明代陶集刊刻盛况”，引用他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详细列出明代陶集刊刻的种类。附录二“明代汉魏六朝总集与古诗选本选陶诗概况”，罗列十种古诗选本，统计其中选录陶诗的篇目和数量。两种附录，显示了明代陶诗接受的盛况。我说这部著作体大思精，此为有力证据。总之，我以为作者描述的明代陶诗接受与批评，运用西方接受美学的原则，与运用传统的“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和方法，两者并行不悖。还原明代陶渊明接受史的场景是真实的，并不故作新奇之论。简言之，这部新著既是创新的，也是传统的，更是求真的。 2020年初秋于沪上 （龚斌先生为中国陶渊明学会名誉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王征，1975年生，山东省滕州市人，南开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发表论文40余篇。

目录 序 绪论 第一章 元末明初五诗派陶诗接受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我思陶征君——江右诗派陶诗接受 一、刘崧 二、陈谟、梁兰 三、刘永之 四、小结 第三节 纵酒爱五柳——闽中诗派陶诗接受 一、闽中派早期成员 二、闽中十子之首林鸿 三、闽中十子其他成员 第四节 采采东篱菊——岭南诗派陶诗接受 一、南园五先生之首——孙蕡 二、广州四先生 三、明初岭南派后期代表黎贞 第五节 陶潜诗酒欢——越中诗派陶诗接受 一、越中派文人的思想根源及政治生态 二、宋濂隐逸心态与陶诗接受 三、童冀与戴良的“和陶诗” 四、小结 第六节 自是柴桑伦——吴中诗派陶诗接受 一、吴中派文人的政治生态与隐逸心态 二、高启的陶诗接受 三、杨基、徐贲、张羽对陶诗的接受 四、小结 第七节 元末明初五诗派陶诗接受的诗学基础 第二章 永乐至弘治中期诗学思想与陶诗批评 第一节 明代前期台阁诗风与陶诗批评 一、台阁体诗人陶诗接受与批评的理学影响 二、陶诗平淡风格对台阁体诗风的影响 第二节 陈献章风韵诗学与陶诗批评 一、陈献章学宗自然与风韵诗学 二、陈献章的隐逸情怀 三、陈献章的陶诗宗尚 四、陈献章的《和陶诗十二首》 第三节 茶陵派于“格调”外论陶诗 一、茶陵派陶诗批评的社会与诗学背景 二、茶陵派陶诗批评艺术标准的重新确立 三、茶陵派诗歌创作中的宗陶现象 四、何孟春《陶靖节集注》的陶诗批评 第三章 明代中期陶诗接受与批评 第一节 前七子“古诗宗汉魏”与陶诗“偏格”论 第二节 适心自任：吴中派文人的陶诗接受 一、采菊见南山 赋诗临清流——沈周 二、衔觞辄忘世 何似栗里陶—文徵明 三、提壶挂舟旁 还戴漉酒巾—祝允明 四、小结 第三节 嘉靖前期六朝派的陶诗接受与批评 一、概述 二、顾璘、陈沂 三、高叔嗣、黄省曾等 四、小结 第四节 后七子派的陶诗接受与批评 一、李攀龙、王世贞隐逸心态与陶诗接受 二、后七子其他成员的隐逸心态与陶诗接受 三、后七子诗学思想与陶诗批评 第四章 晚明陶诗接受与批评 第一节 公安派陶诗接受与批评 一、公安派的陶渊明评价 二、公安派诗学与陶诗批评 三、公安派诗歌创作与陶诗接受 四、结语 第二节 陆时雍《古诗镜》中的陶诗批评 一、论陶诗之情感 二、论陶诗之神韵 三、论陶诗之语言 第三节 胡应麟“格以代降”诗论中的陶诗“偏门”论 一、“格以代降”影响下的陶诗论 二、“本色”诗论中的陶诗批评 三、胡应麟的陶诗定位 第四节“自为一源”：许学夷《诗源辩体》中的陶诗论 一、推崇陶诗之自然风格 二、陶诗“自为一源”论 三、许学夷论陶诗之“流” 第五节 晚明陶诗评点研究 一、对陶诗章句的评点 二、对陶诗风格的评点 三、对陶渊明儒家气象的评点 四、结语 第六节 明清之际文人陶诗接受——以张岱为中心 第五章 明代书画对陶诗的接受 第一节 明代书法中的陶诗书写 第二节 明代绘画对陶诗的接受 结语 主要征引文献 明代部分陶诗书画作品 附录一 明代陶集刊刻盛况 附录二 明代汉魏六朝总集与古诗选本选陶诗概况 附录三 明代和（拟）陶诗（集）一览表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