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抵记得十二岁那年的事，我们家突然门庭若市。在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之中，就有我的小姨父秦大贵。他们像是从一列叫作忧伤的火车上一起下来的一样，均哭丧着脸，说话的声音要么高亢激昂，要么低沉沙哑。他们是我们家乡的亲戚和一些不相干的老乡，来城里投奔我父亲，做绝育手术。

我父亲董耀先并不是一个医生。他只是在交运局职工医院里工作，是医院药房的副主任。但他是我们村第一个在大城市的医院里工作的人，所以，他们都确信不疑，我父亲董耀先是一个了不得的医生。那年秋天，我父亲说破了嘴皮，也无法阻止他们前来求医的热情。我记得那一阵子，几乎每天我们家都会有陌生人出现，父母让我和弟弟喊他们大爷大娘叔叔婶子，甚至爷爷奶奶。我看着他们的年龄不比我父亲母亲大多少，有的还更年轻一些，所以喊起来就含糊其词，在喊“爷爷”“奶奶”时就像嘴里含着一个鸡蛋。

小姨父是由小姨陪着来的。我觉得小姨的心情和小姨父不一样，正好相反，一个兴高采烈，一个垂头丧气。过去的几年，小姨一口气给秦家生了三个姑娘，她早就厌倦了这种无止境的生育机器的身份。她和我母亲说话时，不时传来阵阵的笑声。而小姨父却闷闷不乐，一声不吭，他坐在我们家床边，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唉声叹气。他把烟屁股扔到地上，狠狠地踩着。他对我父亲恶声恶语：“我不信乡里、县里的医院，他们也不信。我只信你。”

父亲虽然知道自己不可能是那个主刀的医生，但是小姨父这份来自亲人的信任，还是让他骄傲万分，油然而生一份满足感。他挺直了腰杆，提高音量说：“放心吧大贵，我给你找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一点也不疼，也不会留下任何的后遗症，他有个外号，叫蒋一刀，在全市都鼎鼎大名。这一段时间他成了我们医院最难请的人，来找他做绝育手术的人络绎不绝。你把心结结实实地放到肚子里，该吃吃，该喝喝，明天就给你动手术。”

听到父亲提到“手术”一词，那年三十三岁的小姨父却仿佛看到了世界末日似的，放声大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大男人如此肆无忌惮地痛哭，觉得非常好玩，我和弟弟挤到他面前，看着他的脸上涕泪纵横。我们俩相视一笑，互相推搡着对方。父亲把我们俩拨拉到一边，安慰小姨父：“没什么好怕的，一点也不疼。真的一点也不疼，就跟被小小的蜜蜂蜇了一下似的。”

这个叫秦大贵的小姨父，丝毫也没有被我父亲的言语所安抚，反而变本加厉，哭声震天，仿佛都要把我们家的屋顶捅破似的，引得我们那栋筒子楼上的邻居都来观看。我母亲对他们说，别看了别看了，以后没法生儿子了，伤心的。而我小姨则满脸羞愧地说，丢死人了丢死人了。

小姨父秦大贵的哭声，似乎持续了整整一夜。只是那哭声渐渐由大变小，由重变轻，慢慢地变成了一股泉水似的，在夜里细细地流进了我们的梦里。

第二天的早晨醒来吃饭时，已经听不到他的哭声。他端坐在窗前，脸色纸白，凝视着外面开始喧闹起来的街道，忧伤地说：“我儿子没了。”

没有人理会他的悲伤。他看看大早晨都在忙碌的每个人，觉得自己受了冷落，心有不甘，他央求我父亲：“我害怕疼，有啥能让人不害怕？”

父亲为难地摇摇头，然后看着墙角的那堆草药，说：“要不你嘴里吃点什么，可能能转移你的恐惧。”父亲从草药堆里拿了一把树根样的草药，放到小姨父手里。

小姨父问：“这是啥？”

“甘草，甜的。”父亲说。

他接过来，摊开看了看，尝试着把一小片甘草放进了嘴里，使劲吸吮着，脸上露出贪婪的表情。

我和弟弟没有时间看他像小孩子般无比贪婪的样子，我们甚至有些鄙视他夸张的表情，一片甘草哪有那么陶醉，我们又不是没有尝试过。我们匆匆吸溜两口玉米面粥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中午放学回来，他仍然坐在窗前，仍然吸吮着甘草，像是清晨时光的再现。一个刚刚做完绝育手术的男人，此时已经没有了恐惧。他有种万念俱灰的悲壮和凄凉。他把窗子打开，让秋天的冷风吹在他僵硬的脸上。我母亲非常担心他，害怕他想不开寻了短见，从我们三楼的窗户跳下去。小姨大声说：“放心吧姐，他没那个胆儿。”还是我小姨最了解小姨父，知道他没有勇气去做气吞山河的举动。他就那么一直坐着，狠狠地吸吮着甘草，也不再哭泣，只是枯坐着。我顺着他迷离的目光向窗外张望，大街上除了偶尔经过的三三两两的人和自行车，其他什么也没有，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那天晚上，小姨父终于有了一点活人的气息，他像是死过一回又复活一样，一口气吃了三碗炸酱面。吃饱了饭的小姨父摸着我的头问我：“仙生啊，你长大了想干啥？”

其实我挺喜欢小姨父的，初中毕业的他喜欢高谈阔论，我每次回老家见到他，他都拽着我，和我聊天，天南地北，时事政治，好像他去过很多地方似的。有的我能懂，但大部分都不太懂。我挠挠头，无知地说：“不知道呀。”

他就严肃地说：“这可不行，你看你们，条件多好，不愁吃、不愁穿，你得想想，别光贪玩，到我这么大了心就慌了。得想想长大了要干点啥，要成为一个啥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