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关注近年文史研究中非正规渠道发现的实物和文献材料之是非真伪，以及由此引发的科研困顿和学术伦理问题。
全书首先由对民国时期伪造之陶弘景墓志的深入分析展开讨论，继而着重枚举数例来路不明的新见唐代道士墓志，并对其内容分别进行详细探讨，指出这些材料与现有学术认识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有可能是今人赝造之产物，尤须审慎对待；最后基于以上讨论，呼吁道教学界在处理新见材料时，须首先辨别真伪，待真伪明晰后方可将此类材料归为有效文献，以避免误用伪造材料，维护文史研究之严肃性。
序
这篇序到底请人写，还是自己操刀，我踟蹰了好几天。最终决定，既然这本小书可能会引起争议、开罪于人，那么还是不要硬拉太多老师和朋友下水为好。愤然留给后记，背景放在绪论，这里介绍下这部书的缘起和写作过程。实在抱歉的是，缘起也没办法完全避免拉朋友下水。
故事发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前的那个时代……
2019年夏天的上海，温度和湿度都还能让人接受。许蔚和我迎接远道而来的陶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顺昌路分部附近的小饭馆里吃了顿简陋寒酸、相当符合鄙人风格的工作餐，伴随着吸溜吸溜、充满生活气息的吃面声，撰写这本书的想法得到确定，《泡影集》的名字也第一次浮现世间。席间，三人聊起一年前我临时起意做的一项辨伪研究。于是，时间又要往回倒推至2018年夏秋相交的日子里，那是个既忙碌，又碌碌无为的季节，就像现在一样。
2018年年初，有关唐代高道田僓墓志及相关信息被学术刊物刊布出来，文章一出我就马上拜读，只觉得震惊赞叹，于是立即将田僓收入当时我还担任执行主编的《历代高道传》篇目中。数月之后，当我再次拿起相关文章试图整理“田僓传”时，审读细度的改变使一些问题浮现出来。或许是由于我本人在碑铭志文方面的见识异常浅薄、少见多怪，但不论如何，结果都是越看越觉得这方墓志的语言、记述、体例别扭，最终判定这方墓志有可能出于今人伪造，伪造流程中还可能参考了当下的某些研究成果，于是撰写和发表了相关论文。由于在此之前没有专门干过辨伪的工作，因此在这篇论文撰写和发表的过程中时常与几位老师交流想法，其中便包括许蔚、刘林魁以及不愿透露姓名的几位文史专家。最终这篇论文得以在双盲外审的情况下于《古典文献研究》上刊载。整个过程的所见所闻，令我感到这个判断或许还有一定道理，有类似想法的人不止我一个，只是我的闭口禅功夫修得最差而已。
时间线再拉回到2019年夏天的那个小饭局上。席间几人聊到《田僓墓志》的问题，我说，那次辨伪之后我又复核了几个新见唐代道教碑志，发现或许还有一些新材料也存在疑点，并为我们圈子里对材料辨析的忽视态度感到遗憾。许蔚当即表示，应该赶紧拎出几个疑伪道教碑志做辨伪举例，字不用多，十万即可，足够敲响警钟就行，名字就叫《泡影集》。陶金其人跟我一样，热情诙谐，自然乐见其成。更为巧合的是，就在一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和陶金一同参加上海的一个道教学研讨会，两人挨着坐，彼此慕名，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头回接触。彼时我正借会议间隙，在稿纸上罗列《田僓墓志》的疑问，陶金算是第一个见过“手稿”的朋友。在许蔚的支持和陶金的鼓动下，我决定抽点闲散工夫来完成这部著作。于是开始慢慢读一些金石学、辨伪研究的论著，但那时距离正式落笔写书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按照原定计划，这本书或许应该在五年或更久以后才会面世。但两个突发事件改变了我的写作节奏。
第一个事件，是吉备真备书丹的《李训墓志》在2019年年底的出世。这方墓志影响重大，但以辛德勇教授为代表的不少学者指出其可能出于赝造，辨伪依据看上去颇有道理。但另有一方学者却依旧极度支持这方墓志的真实性，并以之为中心做出各种“文章”（大略情况，见本书《引子》）。对伪造碑志不断增长的厌恶和对辛德勇教授越来越高的景仰，促使我决定更快地参与到新出道教碑铭的辨析工作中。第二个事件，人所共知，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2020年1月底开始的几个月中，相信不少朋友跟我一样被恐慌、焦虑、无措的情绪包裹，虽然不用“复工”，但一点没有闲散的感觉。楼上邻居制造出的噪声，大大加重了我的抑郁感和紧迫感，迫使我决定尽快将一些大概成型的观点付诸纸面。于是，从1月到7月，展开了一段较以往更加焦急阅读、奋笔疾书的生活。期间上课、讲座、校书、撰写其他论文、安排几本书籍的出版等学术事务，一样没有落下。为保障本书撰写工作能顺利进行，我辞去了浦东当代道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历代高道传》执行主编等职务；同时，完全放弃申请任何项目来支持这项研究的愿望——毕竟申报项目需要时机，即使中标也将大大拖后本书的出版进度。
在书稿撰写过程中，我在Zoom和腾讯会议上举办了几次内部讲座，逐一分析本书中提到的各个道教碑志所存在的疑问，张书彬、管俊伟等贤兄参与讲座，给予支持和更深的探讨。在中古道教金石方面比我精深百倍的孙齐兄，不仅长期关注这部小书的撰写情况，还直接为我提供了两方疑伪道士墓志，对这两方墓志的分析成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家葵教授阅读了书中有关《陶弘景墓志》的文章，提出一些指导意见，使我颇为受益。与此同时，在集中写作的这几个月里，我也获悉了一些反对意见，只是或许我“恶汉”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大家不便直言相告。在间接地获得质疑后，我又连同几位同领域教授重新参合考量这些新见材料，发现还是无法完全抹去心中的疑虑，因此只得继续推进书稿的撰写计划。知错能改是学者必需的素养，但这一次的坚持或许不应完全归咎于我的固执己见、怙恶不悛。书稿中的部分篇章在本书出版前已单独发表，发表论文自然会接触各位主编，而这些主编不少就是唐史和道教研究的专家，他们对稿件的接受和对文章价值的肯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紧张与无助。这些刊物包括《古典文献研究》《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外论坛》《正一道教研究》等，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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