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中国有李白和杜甫，德国有歌德和席勒，法国有雨果和波德莱尔。

一九五年，《隐居所》杂志的记者曾向纪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据你看，谁是法国最大的诗人？”纪德说：“就算是维克多·雨果吧!”

不错，雨果写了大量的诗歌，达二十余卷之多，气势磅礴，才华横溢，绚丽多彩，可是，就其对法国国内及世界的影响而论，那就不能跟波德莱尔相比了，因此，美国的伯恩斯坦在他编选的《波德莱尔、兰波、魏尔兰诗选》(1947)的序言中声称，不是把雨果，而是要把波德莱尔提名作为法国第一位诗人的候选人。

在世界各国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类的作品中，你会发现，可以没有雨果的诗集，可以没有歌德的诗集，但是，绝不会漏掉波德莱尔。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洛萨达出版社出的一套小丛书《现代文库》也收入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的西班牙文译本。

波德莱尔给现代诗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他成了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被尊为现代派诗歌的鼻祖。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他的声誉日隆，他的诗被译成世界各国的语言，而且不断地被重新翻译，不但在法国本国，就是在其他各国，研究波德莱尔的专家也不断涌现，每年发表的研究论文很多，而且获得越来越多的读者。有人说，波德莱尔的诗集乃是有志于诗歌者的必读之书，这句话并不过分。还有人说，现在用世界上任何语言写的抒情诗，无论是间接的或是直接的，没有受到波德莱尔影响的诗，是很少的，这个说法也不是没有根据。

法国象征主义最后一个大诗人瓦莱里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波德莱尔的位置》中这样写道：“到了波德莱尔，法国诗歌终于走出了法国国境。它被全世界的人诵读，使人承认它就是现代性的诗歌本身，产生了模仿，使许多精神丰饶多产。像斯温伯恩、邓南遮、格奥尔格那样的作家，辉煌地显示了波德莱尔在国外的影响。”

法国象征派大诗人兰波在《洞察者的信》中叙述法国诗的历史时，对波德莱尔说过这样的赞词：“波德莱尔是最初的洞察者，诗人之王，真正的神。”

波德莱尔给后世留下的不朽的诗集《恶之花》，出版于一八五七年，当时诗人三十六岁。但实际上他很早就写诗了。他在童年时代，受到爱好美术的父亲的熏陶，给他播下了爱好艺术的种子。一八三七年（16岁）参加全国中学会考，他就以其拉丁文诗获得二等奖。这时，他深受圣勃夫的诗集《约瑟夫·德洛尔姆的生涯、诗和思想》和他的小说《快乐》的影响。十七岁时，跟他的继父去比利牛斯山旅行，写了一首《乖离》。据诗人之友普拉隆说，波德莱尔到一八四三年，二十二岁时，已写成《恶之花》中的十几首诗，常常朗诵给朋友们听。一八四五年（24岁），十四行诗《献给一位白裔夫人》在五月二十五日的《艺术家》杂志上刊出，使用笔名“波德莱尔·迪费(Baudelaire Dufa�弒)”。“迪费”为诗人母亲的旧姓。这是他最初发表的诗作。同年十月，刊登广告，拟出一部诗集《累斯博斯的女性》，但未实现。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又在《葡萄酒商回声报》上预告于次年二月由米歇尔·莱维书店出版诗集《冥府》。据诗人之友阿塞利诺说，他曾在一八五○年看到由书法家帕里誊清的原稿，但该稿后来下落不明，因此，到底完成了多少，无从查考。

一八五一年（30岁），在《议会通讯》杂志上发表了十一首诗（《艺术家之死》《猫》《猫头鹰》等），以《冥府》为总题。一八五五年（34岁），又在《两世界评论》上发表了十八首（《致读者》《通功》等），以《恶之花》为总题。《恶之花》诗集名就是由此开始的，而这个题名，据说，是诗人之友伊波利特·巴布的建议。

在《两世界评论》上发表的诗给诗人带来了声誉，但也带来了不利。由于选题和处理的大胆，引起了读者的反感，使编辑先生们不敢替他出诗集。最后，诗人只得乞援于友人，阿朗松的出版家普莱·玛拉西斯，这位书商曾受到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牵连，被判流放，后来回到故乡从事地方报纸的印刷事务，他爱好诗歌，已给邦维尔出过诗集，现在波德莱尔要他帮忙，他便慨然应允。

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恶之花》初版问世了。收诗一百首，另有《致读者》一首。印了一千三百部。出版者：普莱·玛拉西斯·布罗瓦斯书店。

立即闯下笔祸。

在内阁授意之下，七月五日的法国官方报纸《费加罗报》登出布尔丹的文章，他是该报创办人的女婿，他对诗人大加诽谤，斥责这部诗集“不道德”，猛烈抨击这部作品的“可怕”，并对作者和出版者提出法律诉究。

另一家《立宪主义者报》也对诗人进行了攻击。

七月七日，内政部认为《恶之花》作者有扰乱公共道德之嫌，命令检察厅搜查。十天后，检察厅表示同意，开始传讯作者和出版者并查封出版物。

当然，主持公道者也不乏其人。

七月十三日，福楼拜给诗人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

七月十四日，蒂埃里在《世界通报》上发表为《恶之花》辩护的文章。

七月二十三日，《现在》杂志发表了迪拉蒙的辩护文章和瓦特里蓬的文章《艺术和文学上的道德问题》。

但是，由于新闻统制，原拟刊载在《祖国》报上的多雷维利和原拟刊载在《法国评论》上的阿塞利诺的文章都被禁止发表。而圣勃夫，尽管受波德莱尔嘱托，也没有公开出面辩护。

不过，米歇尔·莱维书店还是在八月中旬出了一本小册子，把蒂埃里、迪拉蒙、多雷维利、阿塞利诺的文章收在一起，题名《为〈恶之花〉著者夏尔·波德莱尔辩护文集》，印了一百册。

同时，波德莱尔也动了“关系学”的脑筋，在八月十八日写信给萨巴蒂埃夫人，想靠女人的内线疏通，托她代为奔走，以求在判决时获得从轻处理。

八月二十日，诗人被第六轻罪法庭传讯。波德莱尔仔细准备了辩护词，大律师居斯塔夫·谢为他辩护。

提起公诉的是帝国检察官皮纳尔（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的案件也是由他提出起诉的）。

结果，由庭长迪帕蒂、法官德勒斯沃、蓬通·达曼柯尔和纳卡尔组成的法庭，根据冒犯宗教道德为要点的公诉，虽宣告波德莱尔无罪，但仍保留触犯公德和善良风俗的质询，判处作者三百法郎罚款，出版者普莱·玛拉西斯和布罗瓦斯各一百法郎，并勒令从诗集中删掉六首诗。

十一月六日，靠了向皇后提出要求减免，才于次年一月二十日减去五十法郎罚款。

这个判决给法国带来了耻辱。直到九十年后，即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才由法国最高法院宣布该判决无效。

当时，这个判决给诗人带来多大的心灵创伤啊。他痛恨世俗对诗歌所怀的敌意。他在《赤裸的心》中记下两句简短的话：“《恶之花》的事件。由于误解而受的屈辱和诉讼。”这话中多么强烈地显示出诗人的痛苦和愤慨。

但诗人并不是孤立的。福楼拜、雨果和其他许多文人都对波德莱尔寄予极大的同情。雨果用冷嘲的口吻写信安慰诗人说：“你获得今天的政体所能给予的稀有的叙功。”

而诗人本人，也并没有灰心丧气，在朋友们的支持下，他继续写诗，准备再版。

一八六一年二月初(40岁)，《恶之花》再版问世，仍由原书店出版，印了一千五百册。书中删去了六首禁诗，另外增补三十五首。但波德莱尔并不满足，又对诗集进行修订，准备出第三版，但天不假年，一八六七年，诗人方才四十六岁就去世了，未能偿此夙愿，而这一修订本，现在也已下落不明。直到诗人死后，才由诗人之友阿塞利诺和邦维尔编订第三版，作为定本，于一八六八年收入全集第一册刊行，由戈蒂埃作序，米歇尔·莱维书店出版。这部第三版共收诗一百五十一首。

以上三种版本中，现在认为最有权威的还是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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