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中等收入群体发展_何冬妮著_9787552032970

许多研究认为，公共财政是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书以“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中等收入群体发展”为题，选择从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这一视角来研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公共财政因素，尝试构建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路径和机理分析框架，并在对我国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以及对国外相关做法和经验进行研究、比较和借鉴的基础上，对我国如何充分发挥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扩中”作用提出对策建议。

前言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无论是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兴起的严峻挑战，还是扩大内需、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维护国家经济社会安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都是我国赢得主动、争取更大发展空间的关键。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已成为我国政府重要的施政目标。从实际看，尽管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有所扩大，但研究普遍认为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偏低。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就业竞争压力叠加快速上升的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压力，增加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影响因素的诸多研究认为，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扩大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许多研究建议，应通过增加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促进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从而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但现有文献中关于我国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扩中”作用的实证研究较少，也鲜见关于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和机理研究。

为此，本书以《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中等收入群体发展》为题，采取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相结合、推理演绎和数量分析相结合等方法，研究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变化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路径和传导机理，并运用回归分析、比较分析、制度分析等方法，分析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两者间的关系，分析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发挥“扩中”作用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制度障碍，在此基础上得出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前人的基础上，本书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探索：

利用中等收入群体理论、公共财政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等的观点，研究提出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分析框架，并重点研究论证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三大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分析阻碍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充分发挥“扩中”作用所面临的问题、挑战以及制度障碍，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推理演绎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和机理。这对已有研究是一种补充与丰富。

探索用“购买力平价”方法来测算不同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利用2001—2016年我国22个省份的居民家庭收入和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面板数据，就地方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变化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分析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发挥“扩中”作用的国际经验。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北欧和拉美国家等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实践案例研究，来分析提炼对我国的重要启示。

全书研究的逻辑框架如下：

首先，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和中等收入群体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以及研究综述中等收入群体理论、公共财政理论、收入分配理论、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推理演绎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路径和机理。从宏观视角看，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扩中”效应有“两线”“三结构”的传导路径，即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变化通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这“两线”和供给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这“三结构”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发展；从微观视角看，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变化引起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变化，进而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

其次，在理论指导下，客观分析我国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变化趋势之间的一致性或背离性。

再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影响“扩中”最受关注的公共财政因素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最贴近民生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支出，是被调查对象关注最高的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公共财政因素。紧接着，提出并采用基于“购买力平价”的中等收入标准，测算了不同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利用2001—2016年我国22个省份的居民家庭收入和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地方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变化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提高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其影响和作用要大于财政总支出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和作用。通过分别对教育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变化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这三项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扩中”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教育财政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

然后，在前文分析我国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发展趋势与中等收入群体发展趋势的一致性或背离性的基础上，研究我国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分析阻碍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扩中”作用的制度因素。从全国看，一方面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仍然不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与需求，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的“扩中”效应；另一方面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不均等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从而抑制了收入分配改善的“扩中”效应。阻碍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制度因素涉及当前财政制度、公共服务体制、教育结构和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中不合理的安排。

接着，通过分析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北欧国家和拉美国家等的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实践案例，研究总结可供我国借鉴的、充分发挥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扩中”作用的国际经验：充分发挥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扩中”作用，首先需要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目标和考核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要以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扩大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对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合力，政府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公共服务支出中承担主体责任并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来提高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效率。

最后，基于前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针对制约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发挥“扩中”作用的现实问题及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结合国际经验，提出对策建议。

本书成稿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但当下疫情全球大流行正加剧大变局之“变”。处变不惊，重在稳住自己。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和发展既是稳现实，又是稳预期，这样的特殊背景提升了本书所研究问题的现实意义。

疫情之下，中央政府出台“六保”“六稳”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完全必要。财政政策要更积极，但财政支出的效率要全面提升。财政支出结构与效率恰是本书研究探讨的核心问题。在本书的测算中，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同时在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中又属公共卫生医疗财政支出的“扩中”效应最为明显，这印证了我国扩大公共卫生医疗财政支出比重和提高该项支出效率的必要性、重要性、现实性。

本书的研究依然存在许多不足，关于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宏微观传导机制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从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变化到产业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变化，到中等收入就业比重变化和居民收入变化，再到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化的“传导链”，仍然需要更深入具体的实证研究和分析。在计量分析方面也还可以进一步深挖，例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支出均等化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财政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支出比重的变化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财政对医疗卫生支出比重的变化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比重的变化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等。由于时间限制，我暂无法在本书中就这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一做更深入具体的解剖分析，是为遗憾，但也留下念想。希望在未来我能努力结合实际，更深入地开展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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