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对垒（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_刘志英著，潘洵编_9787569508383

丛书简介：

“大迁徒抗战实录丛书”将抗战内迁作为一个整体，全面考察抗战迁徙史，多角度再现中国人民为延续民族血脉、支援前线、振兴大后方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迁徙之旅。丛书包括《国府西迁》《文化存续》《烽火兵工》《守望科学》《金融对垒》和《工业重塑》六卷。

本书内容简介：

《金融对垒》介绍了我国金融业战前的繁荣发展与战时自东向西的转移和在大后方重新构建的全过程。金融机构的内迁与重构，对维护战时整个中国的经济，保持中国基本的金融实力，坚持抗战起极大作用；在恶劣环境下，金融人士仍迅速构建金融网——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强大的金融后盾，中国人民赢得了这场艰苦卓绝战争的最终胜利。

引　言

上海，这个曾经的小渔村，近代开埠后，以神奇的速度飞快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初，成长为世界瞩目的大都市——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远东国际金融中心，因此有了如“远东明珠”“东方巴黎”等一个又一个的头衔。在这些炫目的光环下，最具分量的当属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与身份。据1937年《全国银行年鉴》统计，上海有54家银行总行（全国共164家）、128家分支行（全国共1627家），均占全国各大城市之首，足以看出上海金融事业的繁荣。

然而，七七事变，打响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枪声，八一三事变，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这也成了上海金融从繁荣到萎缩的转折点。无情的战火摧毁了上海滩照彻夜空的霓虹灯，也重创了上海的金融业，严重动摇了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凭借一时的军事优势，攻城略地，涂炭生灵，很快便将中国东、中部地区揽入魔爪。

存亡之秋，国民政府在宣布以“自卫战争”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时，明智地决定西迁，以重庆作为战时首都，进行“抗战建国”的事业。伴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原本麇集于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大量金融机构资本和人才，也纷纷内迁，揭开了中国金融业战时大迁徙的漫漫征程。

金融业的大迁徙，实现了金融中心有计划、有组织地向抗战大后方的转移。可以说，近代中国金融业自诞生之日起就身处动荡的环境中，而金融为国家之命脉，百业之中坚，人民生计之泉源。国家无事变则已，有事则金融必先受其弊；百业无恐慌则已，有之则金融首当其冲。因而，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战事的不断升级，中国北方的金融机构就开始了由北而南的转移。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实施“应变”措施，中国金融业正式进入战时状态。1937年9月25日，财政部密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将设在上海的总行转移到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11月，上海失守，日军进逼南京，国民政府旋即西迁重庆，“四行二局”又迁至武汉，最后辗转迁入大后方。随着战局不断扩大、战火不断升级，上海的商业银行也成为内迁大军中的一员，银行经营业务，颇多转向西南，与政府战时金融政策取一致之行动。

金融业的大迁徙不单单是金融机构的西迁，还包括货币的转移。七七事变当天，蒋介石密电当时在上海的宋子文（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长）将上海各银行的现银与钞票，从速移运杭州与南京，准备向南昌、长沙集中，当时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正在出访欧洲还未回国，宋子文临危受命，果断行动，完成了任务。同时，国民政府另决定所有由外国印钞公司承印的新钞一律停止直接运输到上海，经过香港时直接在港卸存。在战火引爆之际，现洋南运，钞票内移，为抗战初期的军事提供了最需要的货币支持，从金融角度体现了政府“应战”的决定，及在另一个战场上的备战。

金融业的大迁徙，也是现代金融人才队伍的西迁。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金融家云集。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浙江兴业银行总司库徐寄庼及总经理徐新六、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及总经理唐寿民、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钱新之、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还包括原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后改任常务董事的傅筱庵。随着战局的进展，这些金融家大部分选择前往大后方，与大后方原有的金融家们共同拓展后方金融事业，稳定大后方金融，并且为激增的金融机构采取多种方式培养合格的金融人才，为稳定战时全国金融、支持抗战而竭诚服务。

全面抗战爆发以前，上海无疑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在此基础上，上海发展为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但是，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枪声打响，战火已燃烧到上海，上海金融中心的繁华和前景也随之“葬身火海”，这是战火冲击下中国金融业从繁荣走向萎缩的缩影。而迁入大后方的金融力量，在为后方注入经济活力的同时，也使战时首都——重庆，开始崛起并成为战时中国的金融中心。

金融业的大迁徙，是国民政府主导下的中国金融网络在抗战大后方的重构。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金融中心地位最终确立，以此为依托逐步构建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网络体系，即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以东中部地区为主体，逐步向西部发展，辐射全国的金融网络。以“四行二局”为典范的国家行局是金融网络的核心，以“南三行”“北四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是金融网络的主体。中国近代金融网络的构建，使资金从上海流通到全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地区很快陷入敌手，战前形成的国家金融网络以及财政收入受到沉重打击。面对全国金融、经济恐慌的严峻形势，国民政府认为必须尽快从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统一全国的经济力量，建立战时经济体制，以适应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需求。伴随着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金融业的大迁徙，国民政府主导下的中国金融网络在抗战大后方开始努力进行建设。

首先，建立战时金融垄断体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就是成立四联总处，统领全国金融。战前，国民政府虽已建立起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初步实现了对金融的垄断，但在国民政府看来，垄断的程度还不够，远不足以应付战局。于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联合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于1937年7月27日，在上海合组联合贴放委员会，共同办理同业贴现和放款。8月9日，正式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下设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社），制定《贴放委员会办理同业贴放办法》及办事细则。11月25日，孔祥熙召集四行代表在汉口组成四行联合办事总处。1939年9月8日，又颁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决定对四行联合办事总处进行改组。1939年10月1日，在重庆正式成立改组后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总处设理事会，理事会设主席由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介石兼任。此次改组改变了四联总处的地位与性质，四联总处虽然名义上还是四行的联合办事机构，但是性质上已经从一个单纯的银行之间联合办理业务的机构，转变成为隶属于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决策机构。四联总处的成立，标志着一切金融资本受制于国家垄断资本银行的时代从此开始了。

其次，构建大后方金融网络。由于日本疯狂进攻，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金融网络遭到重创，并失去了原有的立足之地。国民政府愈加清楚地看到，将金融机构迁至尚未沦陷的西部地区，在抗战大后方重建金融网络已迫在眉睫，并且，此举乃坚持抗战、赢得胜利之关键；于是便着手部署和实施大后方金融网的建设，1938年8月拟订《筹设西南、西北及邻近战区金融网二年计划》，1940年3月增订《第二第三期筹设西南西北金融计划》，具体提出四行应在西南、西北筹设金融网的任务。在国民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下，以川、滇、黔、桂、康、陕、甘、宁、青、新为主要区域的大后方金融网建设便快速实施起来。其具体载体则是以国家银行为骨干，地方银行为基础，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为补充，层层推进，全面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遍布西南西北大中城市和县区的金融网。

金融业的大迁徙，保持了中国基本的金融实力，为坚持抗战、赢得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金融机构是货币资金的调剂枢纽，于社会百业而言，金融犹如泉眼，若泉眼堵塞则百业凋敝。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武装侵略中国的序幕，位于日本侵略前沿的中国北方的金融机构由北向南集中；七七事变后，全国金融机构再进一步由东向西内迁，从而保存了中国的金融力量。金融机构的内迁，对维护战时整个中国的经济，坚持抗战起到了极大地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强大的金融后盾，全民族抗战虽艰苦卓绝，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最终赢得了彻底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迷梦，并成为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由沉沦走向崛起，由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