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经历》《患难余生记》两部分合编而成，是邹韬奋先生的个人回忆录。全书向我们展现出韬奋先生从一名穷学生，到优秀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和爱国民主战士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堪称现代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缩影。1936年11月，邹韬奋先生因参与领导救国会而被捕入狱。韬奋在狱中回顾撰写了自己二十年来的生活中就学就业的经历片段，以供青年朋友们参考。同时，还把一起被羁押的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等六位狱友的可贵经历生动地记录下来，为他人作小传。《经历》包括《二十年来的经历》《在香港的经历》和《附录》，共61篇文章。1944年，韬奋先生于病中着手写作《患难余生记》。这既是作者回顾数次流亡的颠沛生涯的自传，也是抗议当局文化统治举措的历史文献。第三章还没有完稿，韬奋先生即因病逝世，此书成为未完成的最后遗作。
★《经历》和《患难余生记》合编构成了较完整的韬奋先生自传：这里既有从勤奋刻苦的苦学生到新闻出版界文化名人的成长历程，接手《生活》周刊后艰难创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职业经验和事业历程，也有从个人奋斗到成为民主志士，献身国家民族进步文化事业的心路历程。韬奋先生的一生，是患难的一生，也是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正义，昂扬奋斗的一生。尤其是韬奋先生写于狱中的文字，即使在今天读来仍使我们感动、振奋。★韬奋先生作为新闻记者，将“真实性”和“文学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既有客观真实的叙述，也不乏对人物、事件形象性的描绘刻画，感情真挚，语言生动、风趣。★《经历》中记述救国会七君子从被捕到羁押的狱中生活，存录下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的第一手史料。书中还涉及近现代教育的情况、二十世纪上半叶报刊出版情况、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等多方面内容,且叙述详尽，具有珍贵的史料和文献价值。
写在前面
“韬略终须建新国，奋飞还得读良书”，郭沫若为韬奋图书馆拟写的嵌名联，今天仍挂在韬奋图书馆的门口。今年适值三联书店成立八十五周年，经邹嘉骊先生提议，我们合议出版一套“韬奋著译文丛”，以纪念三联书店创始人韬奋先生。
韬奋先生倡导的“竭诚为读者服务”宗旨，开创的书刊互动的事业格局、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既是当年生活书店的特色，也是三联书店延承至今的传统。我们相信，纪念韬奋先生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读他的作品，传承与弘扬韬奋精神，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能展现韬奋先生著译实绩和基本面相的代表作品。因此，我们精选其生前编订的别集，辑为这套文丛，希望既能反映韬奋先生文字生涯的基本面貌、韬奋思想的主要脉络，又适合普通读者购藏阅读。
本书收录韬奋《经历》和《患难余生记》两部作品。1936 年11 月22 日深夜，屈从于来自日本方面压力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勾结法租界巡捕房拘捕了邹韬奋。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救国会领导人，这就是引发国内各界抗议和舆论抨击的“七君子事件”。12 月4 日，“七君子”被转移关押到位于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后，才于1937 年7 月31 日获释。在此羁押期间，韬奋仍然勤奋写作，成果丰硕：自传性质的《经历》即自12 月14日开笔，到1937 年1 月22 日收篇。此外，他还在狱中补写完《萍踪忆语》的最后八篇，并整理旧作，编成《展望》一书。
《经历》包括《二十年来的经历》《在香港的经历》和一篇《附录》，共61篇文章。其中有15篇曾在《生活星期刊》发表，附录《我的母亲》曾在《妇女生活》发表。虽然作者自己在《开头的话》中自辩说，《经历》“并非什么自传，我也够不上有什么自传，只不过就我二十年来的生活过程中抽出一些关于就学就业的经历片段，和关心我的好友们谈谈，其中或者不无一些可供青年朋友们的参考，如此而已”，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经历》看作韬奋自传：这里既有从勤奋刻苦的苦学生到新闻出版界文化名人的成长历程，接手《生活》周刊后艰难创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职业经验和事业历程，也有从个人奋斗到成为民主志士，献身国家民族进步文化事业的心路历程。这其中记述救国会七君子从被捕到羁押的狱中生活的19节，约占《经历》三分之一篇幅的内容，最为值得关注。这段特殊经历的记述，不仅存录下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的第一手史料，而且为沈钧儒、史良等六位“难兄难弟”“难妹”立传，一一勾勒出他们鲜明的性格、鲜活的形象，无异于生动的素描。因为男女分开羁押，在一起的六位先生同心同德同甘共苦，约定“六个人是一个人”的宣言，决心“有罪大家有罪，无罪大家无罪；羁押大家羁押，释放大家释放”。
无论是穷困艰难的苦学时期，还是身陷囹圄失却自由的时段，从这些文字中流露出来的，既不是叹苦嗟贫，更没有消沉抑郁，却随处可见作者昂扬上进的乐观精神和弘毅坚强的性格，正如那篇《前途》所言：“我所仅有的一点微薄的能力，只是提着这枝秃笔和黑暗势力作坚苦的抗斗，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
同样可作回忆录看待的还有《患难余生记》。1943年耳疾发作的韬奋，从苏北解放区潜回到上海，被诊断为中耳癌。5月进行手术治疗后，7月病情恶化加重，到1944年春季，病情稍有缓解，韬奋即坐于病榻，开始撰写《患难余生记》。按照作者的构想，计划写四章，到7月24日逝世时，第三章还没有完稿，因此这部书稿成为韬奋最后的未完成的遗著。纵观韬奋短暂的一生，可谓是颠沛流离的一生，也可说是忧患不断的一生，这部遗作的书名是否寄寓了这种自为墓志性的断语？从现存的五万多字来看，作者选择流亡作为关键词来梳理回顾自己的来时路，计划书写自己的六次流亡。第一章径名为《流亡》，主题鲜明；第一句“这本书是在流亡的病苦中写的”，开宗明义；接下来记述了自己的前三次流亡。第二章《离渝前的政治形势》，记录的是他第四次流亡前对国内政治生态的鸟瞰式观察，重点评论的是抗战进入1939年后，随着政治“曲线”下降，“军事摩擦”“人事摩擦”“文化摩擦”这“三擦”更形紧张、残酷、普遍化。第三章《进步文化的遭难》，抨击“国民党的顽固派反动派老爷们，忍心将中山先生所留给中国最可宝贵的遗产三民主义抛诸九霄云外，而独津津有味于祸国殃民的‘三擦主义’的横冲直撞”：“在军事摩擦中，他们所要消灭的是进步的军队；在人事摩擦中，他们所要消灭的是进步的人才；在文化摩擦中，他们所要消灭的是进步的文化。”韬奋以自己投身的进步文化事业和代表进步文化的生活书店为例，界定了当时的进步文化和倒退文化：“拥护团结、抗战和民主的文化是进步文化，反对或破坏团结、抗战和民主的文化是倒退文化。”在顽固派反动派的压迫和摧残下，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的五十余处分店蒙难，分店负责人被无辜逮捕的达四十余人之多，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经过艰苦经营而建立起来的56家分支店，仅剩下7家，所以韬奋愤怒地说：“我现在尽管在流离颠沛，病体危殆，九死一生之中，我只须一息尚存，必须秉笔直书，将顽固派反动派违法摧残进步文化的残酷而卑鄙的手段呈诉于海内外公正同胞之前，并把他们的罪状宣告于天下后世。”
按照他原来的计划，第四章以后要写他在1941年春又一次被迫流亡，这次流亡到香港，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在1941年底再次化装逃出香港，但是这时他已不可能重回重庆，只得继续过流亡生活……韬奋的一生，是患难的一生，《患难余生记》不妨看作浸透他忧患意识的遗书。不过，在这里我们依然看不到自怨自艾自伤自怜的“小我”，读到的只有他献身国家民族命运和进步文化事业的“大我”。他概括的“生活书店最可宝贵的八种传统精神”——“一曰坚定，二曰虚心，三曰公正，四曰负责，五曰刻苦，六曰耐劳，七曰服务精神，八曰同志爱”，其实正是韬奋精神的内涵。令人痛惜的是，文稿在论述到“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似的‘服务精神’——生活最可宝贵的传统精神之一”时戛然而止。
《经历》由生活书店1937年4月初版于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49年10月出版过单行本；《患难余生记》由生活书店1946年5月初版于上海，同年7月再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7月印行了新版，同年11月再版。此次二书合集重排出版，均选用1949年版为底本。为呈现韬奋原作的完整面貌，按照文丛的体例设计，保留当年的语言特色和韬奋的书写风格，同时参校以《韬奋文集》和《韬奋全集》，有所变通处理时，酌加以编者注。
本文丛和本集的编选成书，得到了韬奋先生的亲属，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邹家华、资深编辑家邹嘉骊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上海韬奋纪念馆、出版博物馆慷慨援手提供图片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邹韬奋（1895—1944），中国现代著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和翻译家。
原名邹恩润，祖籍江西余江。192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26年10月接办《生活》周刊，七年间周刊成为行销超过15万份的极有影响刊物。1932年7月，创立生活书店，由《生活》周刊“书报代办处”，发展到遍布全国五十余家分店。后又创办《大众生活》、《全民抗战》和《生活日报》等刊物。邹韬奋一生六次流亡，一次入狱，1936年因参与救国会与沈均儒、章乃器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是为“七君子”之一。著作有《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经历 患难余生记》等，他的新闻性散文堪称典范之作。翻译作品有《韬奋译述爱情小说三种》等。
新书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