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长编(外10种)/明清野史丛书_[清] 佚名著_9787805547008

《全吴纪略》，杨廷枢著，记天启末苏州人民抗击阉党爪牙的斗争后，徐如珂从中调解，使苏州未兴大狱的事件过程，苏州旧为吴郡，故以保全苏州为“全吴”。《东阳兵变》，佚名著，记崇祯末年浙江东阳人民反抗县令横征暴敛，拥县人许都为主，抵抗明军事。《崇祯长编》，不署撰人名氏，仅存两卷，记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至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事，或即清人汪辑所著《崇祯长编》的末尾部分。但汪书仅存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五年十二月的部分，共六十六卷，与此本无法缀合，故亦未能定为一书。《北使纪略》，陈洪范著，述其于南明建立后使清及返回的全过程，意在为己声辩，但记与己有关之事多虚美矫诬。《青磷屑》，应廷吉撰，记从史可法视师扬州事。《浙东纪略》，徐芳烈著，记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明朝孑遗在浙东抗清、殉难事迹，起南京陷落、潞王监国于浙江，至金华、衢州陷落而止。《庚寅始安事略》，瞿玄锡著，述其父瞿式耜死节事。《也是录》，邓凯著，述南明永历帝为吴三桂所追，南逃缅甸，最终为缅人出卖，死于吴三桂之手的全过程。《求野录》，题邓凯著，述永历帝南逃后经历，与《也是录》有重复之处，但述李定国之事较详，学者或指为托名而作。《永历纪年》，黄宗羲著，述永历帝自监国至败亡之简史，可与《也是录》《天南野史》等书相参照。《明亡述略》，锁绿山人著，上卷述明思宗朱由检在位期间事，下卷述南明事，至永历帝死于昆明而止。

出版前言
1925年12月10日、12日、25日，鲁迅在北京的《国民新报副刊》上分三次发表了《这个与那个》（后收入《华盖集》），在第一节《读经与读史》中，鲁迅说：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倘其咿唔日久，对于旧书有些上瘾了，那么，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
1935年2月，鲁迅在《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上又发表了《病后杂谈》（发表时被删去第二、三、四节，后全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文末也提到野史：
……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鲁迅一向看重野史、笔记之类非“官书”的史籍，盖因官修正史常是“里面也不敢说什么”的，而通过野史的记载，却往往能提供官书有意无意漏略不言的细节，也就是前引文中所说的“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而明清两代的野史记述了大量官书所不载的人物和事迹，其中还有不少是时人亲见、亲闻，乃至亲历的，其重要性不言可知。这些史料早已为学界所利用，但对大众读者来说，往往还是陌生的。编纂出版《明清野史丛书》，想来还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
当然，作为史料，野史杂说也有其不足之处。鲁迅说它“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这在明末清初的一些史料中尤其明显。例如，《蜀碧》等书将明末清初四川人民遭遇的兵燹之灾一概归罪于张献忠，《汴围湿襟录》将决河淹没开封的责任推在李自成头上，《三湘从事录》作者蒙正发粉饰自己和恩主章旷、李元胤的所作所为，敌视由大顺军余部改编而成的“忠贞营”等，经过现当代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是不可靠的。由于本系列主要面向大众读者，我们不可能对书中记载一一进行核实和考辩，只能提请读者注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明清时期的野史，成书之后多通过抄录流传，不但鲁鱼亥豕在所难免，即残损佚亡，也不在少数。我们在编辑本丛书的过程中，尽量依据不同版本进行校勘，纠正了书中一些错字，特别是错误的人名、地名。但是，有一些人物在不同历史记载中的名字、行迹甚至最终下落都有不同，无法强求一致。如南明武将陈邦傅，一些史料写作“陈邦传”，由于没有第一手史料可供确认，在编辑本系列所收野史时，也只能各从其原书写法。至于明显由于避讳改写的字，如改“丘”为“邱”、易“胤”为“允”、书“弘”为“宏”，则径自回改，以存历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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