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是当今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巨大推手，它作为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分界，仿佛是一个促成急剧变化的瞬间。然而，工业革命仅是这一漫长转变过程的最后阶段，在它发生之前的那七百年间，欧洲社会与经济是在无数因子的轻微碰撞中向着这一时刻缓慢前进的。
卡洛·M.奇波拉跨越当前经济理论与经济史之间的鸿沟，在一个连贯的分析框架内探讨了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的瘟疫与经济动荡、工业发展与职业病、工薪变动与人口迁移、小作坊的没落与流水线的兴起等社会与经济问题，并在大量文献的佐证下，对人类发展做出了可靠的总结。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正是由此而来的，伴随着所有的幸福和苦难。
在1780年到1850年期间，一场空前深远的革命使英国的面貌得到改变。从那时以来，世界就再不是从前的模样。历史学家经常使用或滥用“革命”一词，用其指代彻底的变化，但是没有任何革命像工业革命那样具有一种剧烈的革命性。工业革命打开了一扇大门，呈现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有着待开发能源（如煤炭、石油、电力和原子等）的新世界、一个人类发现自己能够处理大量能源的世界，而这在从前的乡村世界中是不可想象的。从狭义的技术和经济角度来看，工业革命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社会获得对大量无生命能源的控制的过程。但是这样的一种定义对于工业革命现象而言并不公正，无论从其遥远的起源，还是从其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影响上来讲都是如此。
13世纪的克雷森齐（Crescenzi）和15、16世纪的农学家仍然可以查阅古罗马人撰写的农业论文，从中获益。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思想一直到18世纪——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抗议的两个世纪之后——还依然是官方医学的基础。马基雅维利为其时代筹划建设一支军队时，参考过罗马的军事布局，这看起来并不荒唐。18世纪末，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把一块巨大的石头从芬兰运到圣彼得堡，将其作为献给彼得大帝的纪念碑的奠基石。运输这块巨石的方法与几千年前埃及人建造金字塔时使用的方法大体相同。正如塞德纳（Antonio Cederna）所写：从法老到男爵奥斯曼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法国城市规划师，因主持了1852年至1870年的巴黎城市规划而闻名。罗马斗兽场的石灰华在16世纪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建设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前工业化世界尽管历经了诸如罗马的兴衰、伊斯兰教的胜败、中国王朝的更迭这类宏伟的变化，但还是保持着一种基本的连续不变。正如康德拉·哈尔·沃丁顿（C. H. Waddington）所见：如果罗马帝国的一个人能通过时光隧道向后穿越约18个世纪，他会感到不用费太大力气就能理解他所在的世界。贺拉斯作为霍勒斯·沃波尔的客人会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舒适；卡图卢斯很快就会适应伦敦街头的轿子、化着浓妆的美人和燃烧着的火炬。这种连续性在1780年到1850年间被打破。如果一位将军在19世纪中叶研究罗马军队的组织，如果一位内科医生重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思想，如果一位农学家读科鲁迈拉，他们则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或者是纯粹将其作为一种学术考证。甚至在遥远的、不变的中国，天朝士大夫中最开明的人也正痛苦地发现，经过入侵和改朝换代依然保持着连续性的古代经典文本及其价值，在这一时期的世界里，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到1850年，过去不仅仅是过去了——它已经死了。
然而，如果说在三代人的时间里，工业革命已经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具有戏剧性的分水岭，那么其根源还是深深地埋在上一个世纪里。我在第四章中力图说明，工业革命的起源可上溯至11和13世纪伴随着城市公社兴起的思想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我在第六章中强调，我们所认定的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是西方中世纪技术创新的外延。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因为在那里，一系列历史环境带来了——如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 S. Jevons）曾经写下的那样——“某些幸福的思想素养与具有完全独特性质的物质资源的结合”。工业革命很快就从英国传播到了欧洲其他地区。迄今为止，判断任何一个国家工业革命开始的日期，就如同判断中世纪或摩登时代开始的日期一样，具有主观随意性。在同一个国家内，地理区域、社会群体和经济部门按不同速度运行；新的活动和新的生活方式得到发展，而一些传统活动和旧的制度千方百计地想生存下来。但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到1850年，工业革命已经渗透到比利时、法国、德国和瑞士；到1900年，它延伸到了意大利北部、俄国和瑞典。
当我们考虑到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那些在文化和社会方面与英国最相似的国家时，工业革命在本质上主要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现象，这一点就变得非常明显。
工业革命使欧洲在技术和经济方面，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具有一种极大的优越性，19世纪见证了欧洲自豪地维护了这种全球性的优越地位。
如果一个人驻足沉思欧洲在其崛起的9个世纪中所取得的全部成就，那就不禁会感到惊奇和羡慕。无疑其中有黑暗和血腥的夜晚，但更重要的是，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都有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就的白昼。中世纪的大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莫扎特、贝多芬和巴赫的音乐，但丁的诗歌，薄伽丘和乔叟的散文，莎士比亚的悲剧，阿奎纳、笛卡儿和康德的哲学，蒙田和伏尔泰的智慧，中世纪的钟表，达·芬奇的绘画，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无数技术创新，蒸汽机，显微镜，微生物学的发现——化学的奇迹，苏伊士运河，从支票到证券交易的商业技术，对酷刑的谴责，对人类自由和权利原则的主张，议会制度：公元1000~1900年，欧洲取得的成就数不胜数。此外，欧洲的技术和工业革命使历史进程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不仅在欧洲自己的领土上，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如果不考虑欧洲文化、经济和技术的影响，就不可能正确理解1500年之后世界任何遥远角落的历史。亨利·皮雷纳曾写道：“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可以套用他的说法这么说：“没有欧洲，现代历史是难以想象的。”
“美好年代”是欧洲传奇的巅峰。在伦敦、巴黎和维也纳举办的大型国际博览会是对欧洲成功的自豪和乐观的庆祝。埃菲尔铁塔是欧洲经济和技术成就的丰碑。但是蛀虫已经在内部深处开始了破坏活动。卢梭已经发出了反对理性主义的呼声，这种呼声在19世纪得到普及，它支持民族主义和一系列其他“主义”。潜在的危机终于以一场战争的残酷形式爆发，这就是西方人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一位敏锐的亚洲历史学家看来，这场战争更像是“欧洲内战”，这是一个迅速完结的开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受到致命一击（coup de grce）。人们对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这一观点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20世纪初，大不列颠统治着海洋，而英国和欧洲大陆共同统治着世界。“20世纪初，世界列强有六个，而且都在欧洲。如果有人提到美国或日本，那只不过是为了显摆地理知识。”而20世纪末，欧洲似乎在为生存挣扎。
矛盾的是，在欧洲开创的工业生活方式主宰全世界之际，它自己却在退缩。欧洲的剧痛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很多反响。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的乐观主义之后，大多国家都发现了许多焦虑存在的证据。一种不安的感觉和不祥之兆笼罩着人类。由于欧洲的前途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一个问题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由欧洲开创并随之传播到世界各地的那种文明还有希望吗？
卡洛·M.奇波拉（Carlo M. Cipolla），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哲学学会成员，英国皇家历史学会、意大利猞猁之眼国家科学院研究员，著有《两种文化之间》（Between Two Cultures）、《时钟与文化》（Clocks and Culture）等。
译者简介
苏世军，北京印刷学院教授、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英语专业研究生、瑞典北欧公共卫生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多年来从事英语和西方文化教学与研究，在国内外发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爱情的肖像》及“西方编辑出版理论与实务”系列教材等论著、译著、教材、词典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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