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为民到大众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1937-1949）_候欣一著_9787108067098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司法制度的建设上抛弃了清末、北京政府所推崇的西方式新型司法制度，开始了大众化的尝试，给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开创了中国司法现代的一种新类型、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阶段。
　　陕甘宁边区所尝试的大众化司法，不仅没有现成的理论，更与源自西方的现代法治学说背道而驰，也没有可资仿效的对象，在人类司法制度的发展史上极为独特。就是因为其“极为独特”，因而，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对它的评价就聚讼纷纭。
　　《从司法为民到大众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1937-1949）》认为，大众化司法的形成和确立，既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环境压力的现实应对，又是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自觉的理论选择——从政治上讲，是为了获取民众的拥护，夺取政权；从法律上讲，是为了解决公共权力与社会、民众的脱离问题，但司法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导致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出现了争论和曲折。

　　本书第一版《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研究》刊行于2007年，距离这次增订再版已有11年的历史。那时，大学文科教师的科研经费还不像今天这般宽裕，出版社体制改革又刚刚开始，学术著作的出版，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社长李传敢先生接到本书书稿后第一时间便拍板把书稿放到该社着力打造的经典书系“中青年法学文库”之中出版，按标准支付最高稿费，且不收一分赞助费，令笔者感动不已。书稿出版后受到了学界的好评，首印后很快售罄，验证了李传敢先生的眼光。
　　最近几年，不断有出版社与我联系希望能够再版此书。按数量或种类统计，当今的中国早已进入了世界出版大国行列，但绝大多数出版物都难逃速生速死的命运。一本极小众的学术书出版十多年后还有人想阅读，还有出版社希望再版，无疑是对作者和原出版单位的最大肯定。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交由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版。选定三联书店，一是源自个人对三联书店的敬重。作为一名文史学者，自己从不掩饰对三联书店出版物的喜爱，因而，能在三联书店出版个人的学术专著，对于我这种产量不多的作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二是希望扩大读者面。本书讨论的问题对于思考当下中国的司法制度还有价值，这才是笔者和出版社愿意再版本书之缘由。如果说，十几年前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对法学界来说还较为新鲜，首先需要获得法学界的认同，现在这一状况正在逐步实现。令人遗憾的是，法学学术作品却仍然没能吸引更多读者的关注，法律书籍依然无法引起其他行业读者的阅读兴趣。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事关国家治理的良善和每一个国民的切身利益。一国的司法制度既是掌权者极力塑造的产物，更是全体国民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笔者奢望能有更多的读者阅读此书，从各自角度思考中国司法制度的前世今生。作为专业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法学界的口碑极佳，但其读者群却主要限于法学界，而以出版文化类作品见长的三联书店的读者覆盖面则更广。
　　本次增订尽管对原书的框架和结论没有做大的调整，但增订的工作量依然较大。最核心的工作是尽可能地将一篇博士论文变成一部专书，即学术专著。本书的基础是笔者的博士论文，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虽然博士论文的篇幅也不短，但它和一本专书，即真正意义上的专著差异较大。本次增订，一是增加了许多新的史料。博士论文出于篇幅的考虑对史料进行了删减，这次利用再版的机会，把那些删掉的史料补了回来，同时增添了一些新发现的史料，力求史料更为翔实。二是强化了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删掉了一些重复的内容。论证更为细致，结论更为严谨和可信。三是增添了新的视角。如突出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强调法律史和党史的结合，不断拓展问题的思考空间，适应更多读者阅读的需要。四是对文字进行必要的修饰。不知是因为我年龄的变化还是时代的差异，增订本对字句的斟酌把握与十年前完全不同。五是对脚注做了必要的完善，以适应学术发展的新要求。这些工作较为烦琐，几乎等于重写。仅就字数而言，本次增订新增字数近10万字，篇幅占原书的三分之一左右。
　　希望能够给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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