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大国竞争:法意看世界（2018）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法意看世界”2018年卷是在2016年、2017年卷的基础上，对西方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的讨论进行持续的追踪和记录，并通过这种方式，形成记录西方舆论的“思想年鉴”。本卷的主题主要有：（1）反思当下世界秩序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呈现欧美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的危机与转变；（2）记录欧美主要思潮演变，主要包括自由主义的反思、保守主义的再造；（3）记录欧美政治制度的蜕化，主要包括民主的危机和精英政治的黄昏，民粹主义的挑战；（4）记录有关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的讨论，从文化和经济层面，展现欧美民主政治的内在紧张。对于当下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本书提供了一种观察视角，为我们理解大国竞争的逻辑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思想图景。
导言
在自传《无畏的希望》中，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曾指出，美国所处的世界已经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世界完全不同。彼时的世界秩序处于“大国竞争”的格局之下，当时的美国面临着来自纳粹德国和苏联强劲的军事和经济竞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相应地，世界秩序也进入了“美国时刻”，美式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通行全球，美国成为世界警察，美国规范的全球普及，意味着世界上主要大国及其人民“大都遵守一套全球通行的国际规则，这些规则规范了我们的贸易活动、经济政策，以及用于解决纠纷的法律和外交手段”。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世界秩序的主要矛盾，也从大国间的竞争和冲突，转向主要大国的竞争性合作，诸如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议题，成为了新的世界性议题。
奥巴马的论断有三层逻辑，其一，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全球治理是共同使命。其二，美国是全球化进程的领导者。其三，全球化是个由主要大国共同管理的多边主义进程。作为领导者，美国的任务是推动经济发展和自由民主体制、推广自由国际主义意识形态，而那些能够凭借强大的国家能力和有效的政府，分享这一体制红利的国家，则成为美式全球化的共同管理者；那些处于全球化边缘的失败国家，则成为全球治理的不稳定因素。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既是这一治理体系不断深化的八年，也是这一治理体系危机不断暴露的八年，全球化自身包含的悖论最终凸显出来。作为领跑者的美国，尽管其保持着全球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但却因为制造业的产业转移，导致了本土产业的空心化。随之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难题，最终成为美国国内阶级矛盾和种族冲突的导火索。处于全球治理体系最末端的那些国家，则要么因为对于美国体制的愤恨，成为恐怖主义的重要温床；要么由于国内政治动荡引发的难民迁徙，成为冲击欧美相对同质的社会结构的外来因素。那些美国体系的追赶者，尽管多数仍然安于在美国体制之内的优势位置，并借此获得跻身全球治理俱乐部的政治特权，却总不甘心处于附属性位置，因而在美国霸权松动的时候，便表现出蠢蠢欲动的扩张欲望。
在奥巴马执政接近末期的时候，美式全球化潜藏的矛盾集中暴露出来，美国体系到达了崩溃的临界点。由于全球化时代美国体制的内外同构性，这场危机既是美国的宪法危机，也是美国国际地位遭遇挑战的危机。对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而言，2018年的危机关键词是“经济不平等”和“认同割裂”。全球化在美国造就一个巨富阶层的同时，也剥夺了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对经济安全的渴望，由此引发的阶级矛盾，在政治结构上引发民主的危机，在公共话语上表现为自由主义和精英政治的危机。而全球化引发的跨国流动，又冲击了这些本土白人的文化认同，这在社会运动上引发了对于移民的抵制，在公共话语上表现为对于文化多元主义的抵抗。由于民主党同时吸引了巨富阶层和移民阶层的选票，从而在经济和文化事务上越来越迎合全球化的需要，传统白人中产阶级转而投向共和党，从而促使美国共和党背离了传统的政策路线，在经济和文化事务上走向了民族主义，成为这场危机的宣泄口。
美国政治的民族国家化，同时意味着美式全球化的倒退和重组，它迫使早先荫庇在美式全球化的经济繁荣和和平主义幻想中的主要国家，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经济发展、政治和战略自主问题。美国的退却，对作为次全球化代表的欧洲，则意味着抉择。在全球化发展的几十年，欧洲分享了美国发展的经济与和平红利，但也继承了美国发展带来的问题与危机。由于欧盟政治模式的特殊性，这场危机给欧洲带来了欧盟和各成员国的双重分裂。处于危机之中的欧洲，到底是选择将希望寄托在后特朗普时代美国的重新回归上，还是主动地勾画一个更加独立自主的欧洲，仍然举棋不定。它的抉择，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
对于中俄而言，美国的退却，构成一个新的政治机遇，但也会带来诸多挑战。在反对美式霸权主义行径方面，中俄分享着共同的立场，都主张维护多元世界格局。但由于与全球化的融合程度不同，中俄对于全球治理的诸多议题，也表现出差异性。中国同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意味着它更愿意与美国寻求共识，从而实现互惠互利式的和平发展。这种互补的经济结构，一度使得经贸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并保证了世界经济结构的稳定和繁荣。但由于与全球经济的互补性较弱，俄罗斯更愿意扮演地缘政治方面的“搅局者”，并从中获得更加切实的战略和安全利益。但随着美式民族主义的泛起，中美欧的三角关系也发生了转变。对于特朗普而言，经济议题不再是纯粹的利益衡量，而是变成了国家安全问题，这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彻底重组。
随着这种重组，中俄就变成了对于美国的全面安全威胁。这种认识很快就反映在美国官方文件中。在特朗普上台后不久，美国发布了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其中明确指出，中国和俄国开始寻求地区和全球影响力，作为20世纪突出现象的“大国竞争”已经回归。在紧随其后发布的《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中，这一判断得到进一步确认，它指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考虑”。由此看出，奥巴马对于世界局势的乐观判断已然消逝，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发生转变。不管这场转变带来的是逆全球化还是再全球化，它都必然伴随着大国间的剧烈冲突。
在此背景下，我们将“大国竞争”作为本书的关键词。在我们看来，从全球化向大国竞争的转变，肇始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危机，表现为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世界秩序的重组，它对内要求重建被全球化破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对外要求重新调整国家间秩序的边界。这双重的调整，意味着那个沉浸在自由主义价值观中的“和平、民主和繁荣的世界”将一去不返，再政治化将构成这个时代的主题，它在社会运动中吸收民众的各种夙愿，并通过政治化的手段来予以纠偏。世界主要大国的政治家，将不得不运用高超的政治和外交手腕，来操控这种纠偏行动的激烈程度。在一个被愤怒主导的时代，它必然引发对于失序和战争的担忧，但凭借对于人类善良本性的把握，理性的政治家，将背负起把对抗维持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政治责任，并通过对这场宣泄的适度引导，最终实现和平秩序的“软着陆”。
《法意看世界》编委会
2019年9月30日
孔元 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帝国与国际法译丛”主编、“法意看世界”丛书主编。
江涵 北京大学法学院2017级法律硕士，曾任“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编译栏目主编。
吴蔽余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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