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叙事与地方记忆：鲁中地区的颜文姜传说_张帅著_9787533342517

　　《个人叙事与地方记忆：鲁中地区的颜文姜传说》关注的是鲁中乡村地区的老人群体如何以地方社会历史记忆为资源，通过对民间叙事的建构与跨村落民俗仪式的组织，试图整肃社区秩序，从而体现出基于当下现实生活的文化创造精神。“历史记忆”既是该书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该书重点观照的研究对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从历史与文本之间关系的角度对“历史”进行重新定义之后，“回忆历史就是重塑历史”的观点已经在学术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也引发了历史学、文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的学术转向以及多学科的融合。尤其在历史学与民俗学领域，“传说”作为历史记忆的一种记录形式被纳入历史学的研究范畴，而“历史记忆”则作为一种概念与方法被引入了民俗学的研究之中，民间记忆、民间叙事的虚构与真实成为两个学科共同讨论的对象。

　　近年来学界劲吹“田野风”，行走田野成为时尚。田野调查并不专属于哪一学科，讲究的是深人民间，以参与式观察获得实证材料，当下能有红火气象，诚然可喜。田野调查在我国有着悠久传统，西周时期就已有“问俗知政”制度，专设负责采风的官员即“行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供当政者了解民情风俗，考察政治得失。据说《诗经》中《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篇，其由来便与此有关。“礼失求诸野”这句话是否真为孔子所说，一直存有争议，但它赋予“田野”的那种沉甸甸的神圣感，至今还能感受到。
　　不过，“田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我一直萦绕于心的问题。
　　我所理解的“田野”，就是我等众生于其中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世界。田野是人类知识的本原，是人类总体行为的发生场所。套用柯林武德的话来说，即生活是“自我一授权”①的。如果仅依据书面材料分析人性乃至人类，就既高估了人类的理性能力，也低估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复杂程度。
　　日常生活是琐碎、模糊的，它当然也会受到国家制度的巨大影响，虽然后者并不见得总是直接发挥作用。①我们都在日常生活中，视听言行皆为日常，但常被选择性地赋予不同价值，导致我们身在其中却忘了我们在学术视野中的“日常”之理。田野研究作为方法，首要之义就是需要警觉与反思人之常情的缺失。
　　在现代西方文化研究转向中，日常生活被提升到空前高度予以关注。胡塞尔强调的对“生活世界”的回归，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在”观念，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分析，福柯关于“规训”的微观性权力的分析等，都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晚近的布迪厄则以人的“习性”为关键性概念，通过对其历史养成与现实运用的观察，试图理解日常生活实践。②在他看来，“习性”研究的特别意义，在于它代表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在日常生活与社会运行之间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阐释路径。
　　许多著名思想家都惊叹于日常生活力量的不可低估，如黄遵宪说：
　　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然，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夫事有是有非，有美有恶，旁观者或一览而知之，而彼国称之为礼，沿之为俗，乃至举国之人，展转沉锢于其中，而莫能少越，则习之囿人也大矣！①詹姆斯·C．斯科特也说：
　　正如成千上万的珊瑚虫杂乱无章地形成的珊瑚礁一样，成千上万的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不服从与逃避行动构建了其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屏障……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这些礁石上时，人们的注意力被典型地吸引到船只失事本身，而不会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②
　　黄遵宪认为民众“习俗”是自行其是的，因此以“习之囿人也大”推导变法维新思想的合法性，而斯科特则关注“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对于国家权力的侵蚀，认为应从日常生活政治理解社会变迁。二人的共同之处，则是都将日常生活与国家命运相提并论。类似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史记》中即有表达：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 “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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