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诗选(文津名家诗词赏析)_党圣元著，党圣元编_9787100158121

本书纵观六朝诗歌约四百年的发展历史，侧重于文学欣赏，兼顾各个时期、各种风格、流派和各种题材，多选重要诗人和名篇佳作，希望能让读者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有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了解。本书的注释借鉴、吸收、采用了前辈学者们的已有的注释、解说、研究成果，深入浅出介绍了每位诗人及每篇作品的背景和特色，并附有参考书目可供读者进一步了解、阅读六朝诗歌。

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从公元2世纪末建安时期到公元6世纪末隋灭周亡陈这四百余年的历史阶段，习惯上被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或六朝时期，其中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因相继建都于建康而被称为南朝六朝，曹魏、西晋、后魏、北齐、北周、隋，因建都于北方而被称为北朝六朝。一般所谓六朝，则兼指南北六朝而言。

六朝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分裂、大组合的历史阶段，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经历了一场不小的变化。在这一历史空间和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六朝诗歌，是六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时代风气的制约和文化传统的渗透影响下，六朝诗歌以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而展示出独特的美学风貌，从而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具魅力的发展变革阶段之一。

六朝时期，南北对峙，兵连祸结，动荡不定，门阀制度盛行，阶级鸿沟愈深，民族冲突空前加剧。由于中央政权崩溃，导致整个国家群龙无首，军阀拥兵自重，割据势力自行其是，天下鼎沸，生灵涂炭，死亡阴影追随着每一个人。又由于传统的维系着人心的社会共同理想的消失，导致思想上漫无所归；儒学衰颓，佛道大兴，玄风炽盛，形成了一代社会思潮，深刻地影响着上层社会一代人的精神风貌。时代风气和命运遭际塑造了包括六朝诗人主体在内的六朝文学主体，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六朝文人形态。置身于如此动荡不安的现实环境之中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的价值观念经历毁灭之后又得到了重新构建。汉代的文士们，在独崇的儒家教义的统摄下，一般都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自命清流，迂腐执拗。而六朝文士则有所不同，他们已经从汉代儒生曾经惨淡经营的经学中解脱出来，生活和观念不再受此束缚，并且受玄学本体论的影响，注重思考生与死、人生意义等问题。生命意识的萌醒，拓展了精神的视野，崇尚清峻通脱，看重人的精神风貌，以及崇尚自然，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返回自然、发现自然，希求获致个体人格的绝对自由与感性生命的无限享乐，等等，成为时代的风尚。与此紧密相关，消极悲观、颓废享乐的倾向也在日益滋长，士人阶层的生活准则由崇尚玄远而发展为追求狂放，最后沦为放荡不羁，沉湎仙药杯酒，遁入清谈禅道。生命视境的拓展，促进了主体意识的强化，由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便是人性的觉醒，且为文学艺术注入了主体生命的催化剂。于是一种抒情性更强、更注重感性生命表现的“纯”文学便产生了。由此而带来的文学创作的飞跃发展，主体意识的加强，个性色彩的突出，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艺术技巧的进步，文学风格的多样化，体裁形式的丰富，这些都是当时创作中出现的新的特点，成为“文学自觉时代”的主要标识，而在诗歌创作领域则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为六朝人精神样式之一的六朝诗歌，是诗人主体对于自己的时代和人生的吟唱。主体个性的成长，文学本身价值的被肯定，使得在时代的激荡下情感充溢的诗人们意欲通过写诗而构筑起一座属于自己的精神城堡，而阔大沉重的社会现实，苍凉哀怨的人生际遇，则为诗人们提供了坚实的表现内容。于是，兴会标举的诗人们便循着自然、时代、人生的三向维度而缘情体物，营造出一个浓缩了社会自然风貌、熔铸进生命情感体验、传达着时代哀乐的意象世界。如果我们把六朝诗歌看作是四百年民族心灵的展示，并且依循主体的生命历程、精神指向和情感脉络这一线索加以考察的话，便可以发现诸如青春悲欢、亲情友谊、婚恋情爱、家国乡邦、入世进取、求索抗争、困顿落魄、解脱超越、归趋自然、衰暮死亡等人生交响乐的各个曲部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并且形成了一个个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主题类型，由此而显示了六朝诗歌阔大的生命视境。

六朝诗歌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首先，建安诗歌高唱发踪，带来了“五言腾跃”（《文心雕龙·明诗》）的诗歌发展的新时代。“建安”是汉代的末代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20）。汉末，黄巾起义爆发。这场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社会呈分崩离析的局面，天下变为一片兵火战乱的苦难之海。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拥兵自强、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他们之间连年混战，互相兼并，到了建安后期，汉代已名存实亡，逐渐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其中以曹魏的势力最强大。曹魏的政治中心是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后来又建都洛阳。文学史上所谓“建安文学”即指以邺城、洛阳为中心的魏国文学，吴、蜀很少作家参与创作。建安诗坛的代表人物有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等。由于曹氏父子对诗歌创作的爱好和鼓励，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多才之士，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序》）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进步。建安诗人大都经历战乱，饱尝流离之苦，对时代现实和人生命运有着非常直切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再加上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和“古诗”的优良传统，因此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方面是相当广阔的，除了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以及抒发建功立业、拯救世乱的理想抱负而外，表现游子思乡、思妇闺怨的主题的作品也非常多，从而多方位地反映了时代和人的命运。建安诗歌在风格上呈现出一种气盛力刚、生动劲健的特点，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建安风骨”或“慷慨之音”。这一特点的产生是以时代环境和诗人主体悲痛感伤、壮怀激烈的思想情感为基础的。刘勰在记述建安诗歌的特点时指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刘勰还指出这时的诗人的共同特点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这里，点出了产生建安诗风的时代机制和主体条件，无不精要。建安诗歌在推动我国诗歌艺术进步方面亦做出了贡献，其具体表现为既保持了质朴爽朗的民歌特点，即所谓“造怀诣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又增加了华丽壮大的因素，由于诗人们普遍注重表现技巧，崇尚文采，因而呈现出浑厚清新、情文兼具的新特点，超越了汉代文人诗的“质木无文”。这一艺术上的新变化促使了诵诗最终从歌诗中明确地分离出来，这在中国诗歌流变史上亦有进步的意义。此外，五言体发展得更加纯熟，七言体亦初步确立，而四言体则成强弩之末，这也是建安诗歌创作中出现的新变化。总之，讲求风骨，崇尚文采，歌诗划界，都是建安诗歌在“文学的自觉”这一时代前提下所确立的文人诗歌的新标识，其后的永明体和唐律都是在此基础上的革新发展。

魏晋之交的正始年间（240—249），诗歌创作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时，曹氏宗室势力日见衰微，司马氏集团当政专权，他们以残酷的手段排除异己，因此政治黑暗，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们内心都蕴藏着深深的恐惧，因此大都选择了远离现实、不闻世事的人生态度，以便能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身。这时，思想界的趋势是儒学衰微，玄学兴起。于是，蔑弃名教，企慕老庄，高谈玄理，纵酒狂放，寄情于竹林山水之乡，便成为一种风气，在诗人中间普遍流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诗人们力求韬光遁世，远祸全身，养性葆真，但是内心中并没有放弃对自由与解放的追求，满腹的牢骚毕竟按捺不住，因此不时地以“隐而不显”的曲折方式，对黑暗政治加以强烈的抨击，对苦难的人生发出哀怨痛楚的呼号。这些无不反映到了当时的诗歌创作中来。正始诗歌的风格与建安诗歌的“梗概多气”有所不同，一变而为远大遥深、清峻超迈，通常所说的“正始之音”即指此而言，这种风格的形成是以当时的诗人主体的愤世嫉俗、使气任性为基础的。刘勰在评论这一时期的诗歌时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文心雕龙·明诗》），所谓“仙心”，是指正始诗歌中体现的老庄超世脱俗、自然无为的生命哲学观念，其为不久玄言诗的兴起提供了温床。正始诗歌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在继承“建安风骨”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风格。阮籍继建安之后，进一步巩固奠定了五言体的地位；嵇康则承魏武帝曹操之绪，使四言体又一次放射出余晖。

司马炎于公元265 年代魏称帝，后又灭吴，建立了西晋王朝。西晋政权是世族门阀的专政，从一开始便极其腐朽荒淫，虽然也曾出现太康年间（280—289）的短暂的安定繁荣局面，但是各种社会矛盾却酝酿着一场更大的动乱，终于导致了延续十六年之久的统治阶级内部自相残杀、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不但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而且使得北方异族乘机入侵，最后晋室不得不南迁。当时，文士们的精神风貌也呈斑驳陆离之态，他们纷纷沉溺于虚幻的佛陀世界与浮诞的清谈玄学之中，既失去了建安文人们的那种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又缺乏正始知识分子的那种忧愤思广的思想境界。太康时期的短暂安定，带来了文学创作的一度繁荣，出现了许多诗人，但由于时代的变迁，诗歌创作也随之而产生了新的变化，其主要特点是建安诗歌的那种“梗概多气”的力度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却是词藻美赡、轻绮、靡丽，社会现实内容有所不足，显得较为空虚浮泛，因此刘勰认为这时的诗歌的特点是“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这便是通常所说的“太康诗风”。这一时期的诗人，经常被人称道的有“三张”（张协、张载、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钟嵘曾在《诗品》中赞誉他们的诗歌创作标志着“文章之中兴”。此外，张华、傅玄、郭璞、刘琨等也在创作方面取得了各自不同的成就。西晋诗人中，左思的成就最高，他的诗作，现实色彩颇为浓厚，笔力清拔雄迈，在风格上与上面所说的“太康诗风”有显著之不同，更接近建安风骨，代表了当时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永嘉之后，北方是地方割据的十六国时代，南方是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从西晋末年起，玄言诗开始盛行，到了东晋，其风更炽，统治诗坛竟达百年之久，建安风力荡然无存。这种创作潮流显然是“正始明道，诗杂仙心”的消极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本加厉，正如刘勰所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这就是说，那些玄言诗人们把诗歌充作了谈论老庄玄理的哲学讲义，因此其作比较缺乏生活情趣和艺术形象性，故被评家讥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我们现在除了可以通过这些作品了解到当时的贵族阶层沉溺于玄风的精神世界的种种情状这一点而外，实在是很难肯定它们的艺术品位。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玄言诗人们在写作中往往借自然景物来领略和表现玄趣，因此在一些作品中便包孕着山水诗的成分，这对于后来山水诗的兴起应该说是有所影响的。东晋玄言诗人的代表是孙绰和许询。玄言诗人们也留下了一些形象性较强、饶有意趣的篇什。

大诗人陶渊明的出现，真正打破了玄言诗弥漫诗坛的局面。陶渊明生当东晋末期、晋宋易代之际，他对中国诗歌史的重大贡献在于最早将田园生活作为诗歌的重要表现题材，为中国田园诗派的开山之祖；他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思想和艺术传统，将五言诗创作推入一个新的境界。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特点是描写农村自然景物，表现自己的隐逸情怀以及躬耕甘苦和丰收喜悦，抒吐对昏浊的时代不满，手法上多用白描，清新巧丽，质朴自然，实开唐代田园山水诗派之先河。但是在当时，陶渊明的价值却几乎被世人所忽略，钟嵘在《诗品》中仅把他列入中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根本没有提到他，这正说明当时文坛的风尚是崇尚雕琢，追求形式，骈俪盛行，因而以质朴、自然为风格标识的陶渊明便注定遭受冷落。

从刘裕建宋（420），到隋灭陈（589），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在这169 年的历史空间之中，世族门阀统治的各代政权偏安江左，苟且偷生，一天天荒淫腐朽下去。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宋初诗坛，诗歌创作的内容由玄言转向山水，恰如刘勰所言：“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与此同时，诗歌在风格上更趋于华美，刘勰曾经评价这种艺术追求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山水诗的兴起，与江南秀丽的山水以及偏安此间的世族门阀的悠游享乐生活密切有关，一定程度上说是他们登临山水、肆意遨游生活的产物，不但开创了刘宋一代新的诗风，而且充实了中国诗歌的历史。其时山水诗人的代表是谢灵运，他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尽管其诗作常被人讥为拖有一条“玄言的尾巴”，但他毕竟以自己的创作完成了诗歌发展由玄言向山水的过渡，而且他的这种在描绘自然山水美景、表现大自然的蕴含之美的同时体悟玄趣佛理的特点，正体现了当时追求人与自然合一的生命境界的时代审美风尚，所以无愧为山水诗派之祖。与谢灵运齐名的诗人还有颜延之，他的诗“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南史·颜延之传》），为当时华丽藻绘诗风的典型代表。在当时的诗人中，为诗歌发展贡献最大的当首推鲍照。鲍照“才秀人微”，不为时人所重，但他能在继承汉魏诗歌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发挥主体独创性，写出了大量思想蕴含深厚、情感充沛的优秀篇章，代表了当时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鲍照对诗体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除了大量使用五言体外，还发展了七言体，创造了歌行体，对唐代七言歌行的成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齐梁时代，声律说兴起，诗歌在体格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便是“永明体”的出现。齐永明年间（483—493），周颙发现汉字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同时的诗人沈约则将四声运用于诗的格律，制定了作诗应避免的八种音律上的毛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要求做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即所谓“四声八病”说。“四声八病”说对诗歌创作提出了严格的声律要求，再加上晋宋以来诗歌普遍讲求对偶之工，遂导致了“永明体”诗歌的形成。永明体是我国古典格律诗的发端，其明显地体现出诗歌从比较自由的形式向格律化发展的趋势，这确实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而始，一种讲究平仄韵律的新诗体即“近体诗”逐渐形成。在“永明体”诗人中，谢朓的成就最为突出，他在促进永明新诗体的形成以及推动谢灵运以来山水诗的发展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永明体”的其他诗人，如沈约、王融、范云等，亦各有不同的成就，但总的说来由于生活范围之狭窄，他们的作品较缺乏深度，加之“八病”之限制过于严格，即使沈约本人也难以完全避免，使得他们只能把注意力过度地放在追求声律和辞藻的完美方面，风格更趋绮靡华艳，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成就。

自梁朝后期至陈朝，诗歌发展中出现了一股新的写作风尚，并且演化成一种时尚，这便是号称“宫体”的艳情诗的泛滥。梁陈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君臣上下都沉溺于醉生梦死的生活之中，宫体诗正是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下。梁武帝父子（萧衍、萧纲）以君主身份带头作“宫体诗”，庾肩吾、徐摛等近臣以及其他帮闲狎客竭力奉承唱和，他们使诗歌完全成为描写宫廷贵族堕落生活和腐朽感情的工具，格调低下，极尽淫媚之能事。宫体诗较之于永明体诗更趋格律化，对律诗的成熟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是应予肯定的。在梁陈宫体诗风炽盛之时，能够冲破这种靡靡之音的诗人是江淹、吴均、何逊、阴铿等人，他们创作了不少内容健康、感情真挚、诗语隽美、意境清新的诗篇，发展了诗歌的音律，推动了新体诗向唐人近体诗的过渡。另外，南朝时期五、七言小诗的勃兴和长短体的产生，亦值得特别加以注意。五、七言小诗的创格，乃是当时诗人受吴歌的影响，对偶尔出现在汉魏以来乐府诗中的五言四句的形式的创造性的运用，遂成为绝句的滥觞。长短体的产生，如《江南弄》、《下云乐》等，每句字数不等，错落不齐，一字一句，按谱填词，均有严格的韵律，实开唐宋倚声填词之先河，故可视为词之起源。所以，可以说南朝的诗歌虽然在思想和情感力度方面比不上建安诗歌，但在诗体和技巧两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从而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同南朝相比，北朝的诗坛一直相当冷寂，直到南朝诗人庾信、王褒等入北以后，才出现了新的转机。作为南北朝最后一个优秀诗人的庾信，早年曾是梁朝宫廷中的文学侍臣，亦是宫体诗的重要作家，出使北朝而被羁留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同时也改变了他早年绮靡浮艳的诗风，转而抒写内心的爱国隐痛和思乡愁怨。他的望乡诗在艺术表现方面融合了南北诗风，讲究形象、声色，长于骈俪用典，并染以北地色彩，所以表现出一种清新刚健、悲壮瑰丽的风格。在诗体方面，庾信发展了“永明体”，使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在体制上更趋于成熟，同时还进一步发展了七言体，他的一些诗已初步具备了七律、七绝的规模。总之，庾信是集六朝诗歌之大成的杰出诗人，可视为唐诗的先驱者。

南北朝时期，民歌创作也出现了一个高潮，使得我国民歌发展继两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大放异彩。“艳曲兴于南朝，胡言生于北俗”（《乐府诗集》序），由于南北两地在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民族心理、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所以导致了南北民歌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两方面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色。南方民歌大都篇幅短小，内容比较单一，几乎都是描写男女爱恋之情的。在表现形式上，南朝民歌以五言四句为主，并且多用比喻、隐语、双关语，格调清新活泼，无不自然绚丽。南朝民歌又可分为产生于江南的吴歌和产生于荆楚的西曲两类，俱属于清商曲，前者艳丽而柔弱，后者浪漫而热情。北方民歌在数量上比留传下来的南方民歌少得多，但内容却较广泛，诸如战争徭役、民生疾苦、地理风光、骑射生活等均有所反映。北朝民歌的总的特点是粗犷豪爽、明朗朴质，在风格上与委婉含蓄的南朝情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公元577 年，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公元581 年，杨坚代周称帝，立国号隋，是为隋朝开国。589 年，隋军南下，江东陈朝覆灭，至此南北分裂的局面结束，中华民族又重新统一起来。由于隋朝存在时间不长，所以隋朝的诗歌没有形成一代特色，总的说来成就不高。隋朝的诗歌创作基本上承梁、陈余绪，风格仍以华艳、绮靡为主，但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从北周过渡来的诗人，能承续庾信、王褒之风格，写有一些边塞题材的诗作，在体制上与风格方面已接近唐初的边塞诗了。

以上对六朝诗歌产生的人文背景以及发展历程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纵观六朝诗歌约四百年的发展历史，其间虽然多有曲折反复，但其主流却始终不断地汇集扩大、向前运行，体现出了强大的变革创化精神，深刻而广泛地表现了时代与人生主题，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美学的角度来考察，都可以说六朝时期是我国诗歌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所取得的成就是极其辉煌的，并为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唐诗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所选，比较侧重于文学欣赏，兼顾各个时期、各种风格、流派和各种题材。对于重要诗人，我们尽量加以多选。务求不漏掉名篇佳作。目的在于使读者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全面的了解。在注释中我们借鉴、吸收、采用了前辈学者们的一些已有的注释、解说、研究成果，但因本书系面向大众的普及性古典名篇选注评性质的读物，而非笺注性质的专著，故不能一一标明出处；对一些向来存在着不同解释意见的诗句，我们一般只取其中之一，恕不一一注明和论列。本书最后所列参考书目，一来可供读者进一步了解、阅读六朝诗歌，扩展对于六朝诗歌史的知识，同时亦具有向吸收了这些典籍、著作的研究成果、学术见解的前辈学者们致敬、致谢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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