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和劳动关系的转型
一
我是1996年接手冯同庆教授的工作，参与《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职工状况专题的写作，这一写就是22年。老冯当时是我的系主任，把这个工作让给我，有提携后学的意涵。对他的栽培，到今天我都心怀感激。
那个年代不似今天，互联网刚刚勃兴，反映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现状的即时信息，乃至供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和社会受众及时了解经济社会发展的可靠信息来源很少。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从1990年开始编写年度经济蓝皮书。两年以后，由时任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正副所长、我国社会学界的泰斗陆学艺和李培林领衔编写社会蓝皮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云集，纷纷为社会蓝皮书撰稿，使之成为本领域内最具权威性的智库报告荟萃。社会蓝皮书内容最广泛的时候，既包括经济、政治等专题，甚至还容纳民族、宗教等学门，在客观陈述各个领域年度发展进程之余，还有若干篇报告以社会调查统计分析的形式呈现，专叙社会公众是如何看待社会发展进程及各类热点话题的，故而，它是了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即时发展信息的必读书目。
社会蓝皮书社会影响的迅速扩大，与两位主编的高瞻远瞩和悉心指导密不可分。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每次开秋季编写工作会，陆老操着一口浓重的无锡方言，与我们讲经济和社会形势，特别是他更为关注的“三农”问题，音容笑貌，犹在耳旁。他力排众议，将课题组扩大到包括各个部委、高校及调查机构的研究人员，而非仅限于社会学所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使社会蓝皮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更贴近社会实际。这期间，适逢他主持的“中国社会十大阶层”理论面世，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都把它作为研究职工状况的主要指导理论。培林院长在那个年代还是意气风发、张扬外露，他担纲了很多年的主报告主笔，每次的工作会议照例都由他给我们布置任务，讲解研究方法，他也会很不客气地指出各个专题报告在学术规范方面存在的不足。2006年，培林院长参与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颁行。这个文件堪称新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保障人权和公民社会权利的政策文件，它第一次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论断，使我深受鼓舞。从那以后，我便将职工状况专题的写作重点转向了劳动关系。
时光荏苒，当今的全球化和网络化社会，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正规出版物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社会蓝皮书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了。这表现在我们的选题越来越窄化，不仅拿掉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专题，连社会治安和反腐败也封笔不写了。近年来蓝皮书新的领导团队也在酝酿改革和转型，如与有影响力的传媒结合，扩大社会知名度；重整写作团队，邀请著名学者和网络大咖加盟，等等。但无论如何变化，关注民生，仍然是社会蓝皮书的核心议题。
不知不觉地，我已经成为社会蓝皮书资格最老的作者，至今已参加22本的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蓝皮书培养了我研究职工状况和劳动关系的视野、议题和方法。以数据为例，社会蓝皮书撰写的是一个领域的年度发展报告，不是中长期发展报告，所需要的，主要是本年度内相关指标体系的季度统计数据、某些专题调研的统计数据以及一些典型案例的数据。这需要我从新年伊始，就要建立数据收集意识，不但要收集政劳资三方每个季度的记者会数据、人社部门和统计局发布的往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公报和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也要注意一些部门为某些重大活动进行的专题调研数据，比如，为准备工会十七大报告，全国总工会启动了第八次全国职工状况的调查，披露了一批新的数据。再如，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各地法院和仲裁院均已将全部审结案件判决书上网，这也大大方便了对相关议题特点的概括和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不知不觉地，就形成了我对劳动关系现状的整体把握和趋势分析。
二
我在社会蓝皮书承担的是“阶层篇·中职工阶层状况”的专题，最初几年依据的理论假设是工业化过程中的“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的理论。E. P. 汤普森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这样阐释这一理论：阶级是由亲身经历过自己的历史的人定义的。而且，他强调历史、文化和制度在形成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内外的“亲身体验”（lived experiences）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形成。这种历史主义的研究视角既适应职工状况年度报告的写作，也比较符合我个人的研究志趣。
以“阶级形成”理论作为基本研究框架，这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说至今仍未完成。在计划与市场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主导性的价值观、文化和制度等因素对阶级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且，伴随着近年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工人们的自主意识与集体行动相互交织，使“阶级形成”迈入新的阶段。在研究方法上，它综合了劳动关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对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制度、文化、历史等环境因素的研究，特别是对市场化改革以来工人阶级自身意识和行动的研究。在文献调查资料的使用上，主要以挖掘和重新解析现有文献和调查资料数据为主，此外也围绕着具有劳工意识和行动的个案进行深入剖析。
具体而论，我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经历了以下不同阶段：
1．“主人翁”工人阶级的形成（class making）。这一部分业已完成，它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由于执政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理念，工业化的现实要求，形成了统包统配的用工制度，塑造了主人翁工人阶级的特质。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和政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个理想决定现实的阶级形成过程，它与欧美工业化带动的工人阶级的自发形成发展截然不同。
2．“主人翁”工人阶级的利益受损（class de-making）。这恰恰是我接手蓝皮书写作的阶段。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为了体现效率原则，对工人阶级的雇佣、工资和保障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措施，以及对职工状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这一进程中，政府的政策亦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劳工阶层的反抗，以及工会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在相当程度上起了修补作用。但从总体上看，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完成，主人翁工人阶级已不复计划经济时期的存在状态。
3．劳工阶层的重构（class remaking）。这一阶段主要反映21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所代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农民工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其生活境况和劳动关系状况。这一进程也是政府的市场化、全球化政策主导的，新兴雇主阶层参与了作用。总体上可概括为职工队伍雇佣劳动者化。但在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政府的劳工政策更加强调社会公正。特别是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针对劳动者权益受损的现状，建立农民工工作机构，推动颁行《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劳动立法，这种自上而下劳动关系法制化的进程，与劳工自发行动相汇合，共同构成了劳工阶层重构的历史进程。
在年度报告的写作中，除了按历史进程的上述划分外，还做了研究范畴的安排，包括社会分层与劳工内部结构的进展；职工的经济状况；职工的政治地位；劳工意识；劳工组织化和工会角色；劳工的集体行动；等等。
从当今的角度看，关于中国职工队伍的形成、利益受损和重构的历史变迁观点，既可以作为本书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也可以作为作者活用“阶级形成”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但历史变迁的路径呈现更为多样化、非线性化甚至反向运动的特点。比如从2008年以来，经济所有制出现“国进民退”现象，国有经济雇佣职工人数仍呈上升态势。不过，垄断性国企的市场化雇佣主要是通过增量用工的劳务派遣化、外包工化等灵活用工完成的。另一方面，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渗透，第三产业用工已超过第二产业，且雇佣方式与传统从属性劳动关系正在发生相当大的改变，对这部分新型劳动者的地位、特点和权益保障方式都亟待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
从21世纪开始，我把社会蓝皮书职工状况报告的写作重点转向了劳动关系。这是因为，无论从国企改制过程中职工利益的受损，还是新的产业工人队伍——农民工群体在更大范围的权利无保障，都需要对其劳动关系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在高校，劳动关系从一个研究领域开始形成专业和学科。2005年，我奉命在学院组建一个新的学系——劳动关系系，并于当年经教育部新设专业专家委员会批准，举办了全国第一个劳动关系本科专业。
劳动关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当时，我对中国劳动关系转型的理论假设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多重转变：其一，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向工业国，劳动关系在数量上大幅增长，将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其二，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劳动关系形态及其协调机制出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其三，推动自上而下立法规制与自下而上劳资自治相结合的劳动关系治理模式形成，在企业层面将主体独立、劳资平等、协商竞争规则作为处理劳动关系的关键因素。
在以劳动关系为中心的年度报告中，第一部分通常是结合职工状况的劳动关系主要指标的现状，包括职工的就业状况、职工的收入分配状况、职工的社会保障现状、职工的职业安全与卫生现状、职工的劳动争议现状。第二部分主要叙述工会和集体劳动关系协调的进展。第三部分介绍当年度有影响力的劳动关系政策或事件，或某类劳动争议与群体性事件案例。
然而，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中国劳动关系并不完全是循着笔者的理论预设演进的。第一个判断基本得到了验证，经过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的城镇人口实际已然超过农村人口，二、三产业从业人员超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劳动关系已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第二个判断不尽符合实际情况。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所有制经济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国企雇佣人数亦有明显增加；私营经济一直是解决职工就业和上缴国家税收的主力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对其发展定位却存在着若明若暗的争论，且相当多的私营企业没有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不少企业“法外运行”；由于近年中国人工成本不断增高，加之原有的招商优惠政策相应减少，外资及港台投资企业频频呈现“撤资潮”，外资经济不仅用工人数下降，且劳动关系协调的示范效应也在减弱。第三个判断也在很大程度上打了折扣。一方面，自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以来，开启了大规模进行劳动立法的进程，其中特别是《劳动合同法》的颁行，奠定了劳动关系法制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2010年以后的劳动者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多，出于维护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需要，自下而上的企业劳资关系协调机制，特别是工会的集体劳动关系机制未能建立完善并有效发挥作用，而是更多地诉诸地方政府的应急管控机制和争议调解机制，协调劳动关系的中国模式仍在探索之中。
此外，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正在由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向以高技术产业为先导、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支撑、以技术创新和业态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活动，创造的新就业形式主要有电商平台就业、分享经济就业、创业式就业等模式。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劳动关系的冲击，莫过于电商平台与劳动者的关系一时间难以界定，从而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抛离传统劳动法律所保护的范围。
我们经常讲，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对中国职工队伍的历史变迁和劳动关系的转型发展，我们仍能得出几个规律性的判断：第一，职工队伍的历史变迁及劳动关系的转型发展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密切相关；第二，在中国，劳动关系的协调机制更容易受到政治体制和维护社会稳定要求的影响和约束，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与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模式存在差异的原因；第三，由于全球化、数字经济和发展的不确定性，当前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面临着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与劳动者社会保护不足的矛盾。
本书的总体安排是，第一部分为总报告，对22年来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演进做出总体概述；第二部分为年度报告，基本保持了报告的原始面貌，按照出版要求，作者做了部分文字的压缩调整。中国市场出版社的宋涛编辑对本书出版助益良多，她的提醒和悉心修改，使本书更加符合学术规范，在此谨致谢忱。
乔健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
新书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