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伤时代（童伟格首部长篇小说）_童伟格著_9787220113949

或许是一个无法具体标示的年代，只能在一座滨海山村中，辨清一对母子的身影。儿子，自弃，始终回忆已经离开的一切事物；母亲，染病，却不断努力地自我突围。两人各自独语或彼此对话，诉说过往或虚构故事；话语不断蔓延，原本只停留一次的时间也因此漫长成永恒，让许多“伤废”的事景自由地铺陈开来，弥漫在那段曾经美好的时光里。

　　【推荐序】“废人”存有论——读童伟格的《无伤时代》文∕杨照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察知童伟格与前行代曾经轰轰烈烈过的“乡土文学”之间的关系，一种逆转、颠倒了的系谱关系。
　　从《王考》到《无伤时代》，童伟格一贯选择海滨的荒村作为故事进行（或停滞）的背景，跳来跳去的叙述述说的也都是荒村里成长（或拒绝成长）的小人物们。他的小说里，使用大量乡土形象，反复召唤乡土记忆与祭仪、信仰，而且他的小说里，城市几乎总是毫无例外，以陌生的、敌对的、飘浮混乱的性质出现。这些特色，无疑是传袭来自“乡土文学”的。
　　不只如此浮面、表层的相似而已，从《王考》到《无伤时代》，童伟格小说里出现的人物，在性格上，也都和“乡土文学”里的典型角色高度亲和。他们都活在自己建构、想象的世界里。他们无能理解、更无法诠释，生活小世界以外，快速翻搅变动中的外界社会。黄春明、王祯和笔下的人物，都努力、挣扎着，用自己有限的知识，与更有限的能力，去跟庞大的社会变化力量周旋。《嫁妆一牛车》或《锣》的喜剧气氛，来自于他们如此笔拙、自以为是地企图掌握自己的生活遭遇；而《嫁妆一牛车》或《锣》的悲剧性，也来自于他们永远对操纵命运的外界力量，无能为力。
　　童伟格小说的角色，也是如此。然而在《王考》和《无伤时代》里，借由这样无知无能而封闭在狭小荒村环境里的人，童伟格却写出了完全异于王祯和与黄春明，既非喜剧亦无强烈悲剧的情境。
　　阅读童伟格的小说，让人一方面接近“乡土文学”，一方面却又快速远离。最关键的差别，在于童伟格既不像王祯和那样无情地嘲弄这些小人物，也不像黄春明那样多情地为这些小人物悲叹、义愤。悲叹与义愤，是“乡土文学”最核心的价值，写这些小人物的慌张、焦虑、茫然、抓瞎，像无头苍蝇般胡窜乱撞，为了要控诉害他们如此适应不良的那个时代变迁巨轮，也为了要唤起大家同情他们、帮助他们。王祯和常常写一写，过度着迷于这些乡人无知举措所制造的荒谬场景，忍不住跨越了悲叹与义愤的道德界线走到了戏谑作弄的那一边，其实是“乡土文学”的异数，也因而让他的杰作，如《小林在台北》《玫瑰玫瑰我爱你》长期被忽略或被误读。
　　然而不管是黄春明或王祯和，以及二十多年前热情投入“乡土文学”书写的众多作家们，他们看待“乡土”的眼光，毕竟是有着认识论上的绝对距离的。不管要同情，或要嘲讽，都必须预设着一个立场：作者比他笔下的乡土角色掌握更多的、不同的知识，所以作者才能回头用同情或嘲讽的态度，看这些在小圈圈、小笼子或甚至小粘蝇纸上奋力手忙脚乱的角色。
　　像是人与捕蝇纸上被粘住的苍蝇之间的关系。苍蝇感受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却感受不到危险处境的来龙去脉，更感受不到自己挣扎的徒劳。只有掌握了整个状况的人，才能选择或泪或笑的表情，来看待苍蝇。
　　童伟格却选择和他笔下的这些人物，一起活在无知与无能的手忙脚乱里。在只有一条柏油马路，只有不断脱班迟到的一班公车的海滨荒村里，人们不只没有办法与现代社会一起发展演化，他们甚至没有办法分辨真与假、生与死、贫与富、过去与现在等最基本的区别。他们的无知与无能，使得他们接受不到现代生活理性的感染，进而使得他们超越了真与假、生与死、贫与富、过去与现在的界限。
　　他们的存在，一塌糊涂。他们被荒村乡土的条件，隔绝在整理存在秩序所需的现代知识与现代概念之外。因而他们吊诡地取得了一种自由，活在一塌糊涂，超越真假、生死、贫富、过去与现在界限的存在中的自由。
　　是了，童伟格最特殊的文学视野，就是把“乡土文学”当中应该被同情、被嘲讽、被解救的封闭、荒谬的“乡人存在”，逆转改写成了自由。在那个理性渗透不到的空间里，人们大剌剌地，既无奈又骄傲地活在既真又假、生死无别，完全可以无视于时间存在、无视于时间线性淌流的世界里。
　　《无伤时代》书写的，正就是荒村荒人无伤的自由。从现代理性角度看，小说里的每一个角色，都过着虚无败坏的生活，整本小说简直就是对于种种败坏（decay）的执迷探索。村子在败坏、人在败坏、记忆在败坏。祖母的故事是败坏的故事，大母亲的故事是败坏的故事，整个家族每一个人的故事，都环绕着同样的败坏主题。
　　乍看下，童伟格似乎是用那座海滨荒村当作绝对败坏的象征，然后恣意地实验、尝试书写生命的种种败坏可能。从物质的败坏到肉体的败坏到行为的败坏到记忆的败坏到想象的败坏，而贯串其间的，又是一种意义的败坏，败坏的高度传染性甚至如癌细胞般自体反噬败坏掉败坏的意义。
　　如果败坏全然不带任何意义，那童伟格为什么要堆砌、开发那么多败坏的情节？让整本小说成为某种“败坏的壮观展示”呢？藏在背后的，我们怀疑，是作者的耽溺，还是作者扭曲的炫耀？是童伟格无法自拔于反复书写种种可能的败坏、种种败坏的可能；还是童伟格沾沾自喜地仿佛在说：“看，你们还有谁能够想象，书写这么多败坏情节呢？”
　　还好童伟格的书名，以及出现“无伤”的那一段话：“那一刻，他明白自己已经成功说服母亲了——在她眼里，他已经是个无伤无碍的废人了。他已经被原谅了。”（页181）提供了我们不一样的线索。原来，童伟格透过小说建构的，是一种“废人”的逻辑、一种“废人”的伦理学。
　　就像骆以军到目前为止所有作品，都在摸索着一套“人渣伦理学”或“人渣存有论”一般，童伟格也以“废人伦理学”“废人存有论”作为统合小说叙述的根本策略。骆以军的“人渣存有论”低调却坚持地要说服读者，一种永远无法融入社会主流，只能远远欣羡嫉妒、诅咒社会主流，并且在每次与社会主流相遇时就倒霉带衰的“人渣”，有他们自己的“人渣观点”，而“人渣观点”其实饱含着自创一个光怪陆离世界的巨大能量。相对地，童伟格的“废人存有论”，用滚滚滔滔的“败坏描写”，铺陈着一套价值——“废人”是“无伤无碍”的，“废人”不可能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伤害、什么妨碍，因为他们根本不活在这个世界里。他们的“废人”身份，是以在自我想象世界里自由决定的。“废人”活在循环的败坏里，他们的败坏甚至不带一点颓废（decadence），单纯只是败坏（decay），败坏到底，连颓废或虚无那样文明的范畴都消失时，“废人”就自由了，他们不再需要在意真假、生死、时间、空间，那是一种空洞却新鲜的自由，唯有透过“废人”、穿越败坏，我们才能看到、呼吸到的空洞却新鲜的自由。
　　童伟格放弃了对于乡土人物的关怀、同情，如实地接受他们作为与现实脱节的“废人”存在，如实地接受“废人”存在中一切荒谬无常，他打破了“乡土文学”的核心人道立场，从这点上看，他无疑是“乡土文学”的叛徒。然而背叛“乡土文学”的人道温情，走自己的“废人”路线，童伟格让作为叙述者的自我也一并“废人化”，弥合了“乡土文学”中作者与角色的知识论落差，最终却赋予了这些荒村乡人们，一种史无前例的自由。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漫长的等车与怪诞的杂货店，于是超脱了可怜可鄙的地位，成为独立独特的、自由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那童伟格似乎又回到了“乡土文学”的路子上，绕了路给予乡土与乡土人物，更高的尊严与尊重，他不再像其他乡土作家般，希冀透过文学来帮乡土争取社会正义（socialjustice），他直截了当地，就在文学里，只在文学里，给了乡土诗学正义（poetic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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