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本名著名译：一个世纪儿的忏悔_[法] 阿·德·缪塞著，梁均译_9787020151936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的主人翁沃达夫是巴黎的一位花花公子，当他发现情妇背叛了他，精神受到打击，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于是投身于放荡的生活中，染上了所谓的“世纪病”。直到他父亲去世，他回到乡间，认识了温柔善良的比埃松太太，不久他们就相爱了，然而这段爱情由于沃达夫的怀疑和悲观，最终以悲剧收场。小说富有戏剧性、结构巧妙、笔调轻盈、色彩鲜明、充满激情，心理描写细致入微，为创建法国浪漫主义心理小说和为法国近代小说开辟道路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部作品成功地勾勒出欧洲社会发展中的整整一个时代，“世纪病”一词即由此小说而来。

译者前记

一

阿尔弗莱·德·缪塞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一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诞生于巴黎的一个旧贵族家庭，一八五七年五月一日在巴黎逝世。缪塞在他短短的一生中，除了诗篇外，还写过不少成功的戏剧和小说，发表过一些引人注意的有关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的论文。

缪塞生活的时代，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的第一帝国的兴起和崩溃(1804—1815)，路易十八两次复辟(1814，1815)，查理第十登位(1824)，七月王朝(1830—1848)，以及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2)，而他的最后几年则是拿破仑第三的第二帝国时代。法国历史上这短短的几十年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充满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反复斗争，政局变化异常迅速，这一切不能不给敏感的诗人留下深刻的影响。

缪塞的文学活动，是从参加以雨果为首的进步浪漫主义团体“文社”开始的，而后来他在文学方面的活动则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浪漫主义派中富有才能的诗人，他的戏剧对促进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和运用散文写戏剧，对扩大戏剧的领域，都有不少的贡献；他的小说，在创建法国浪漫主义心理小说和为法国近代小说开辟道路上所起的作用，也是值得重视的。

缪塞的诗歌有着深刻动人的抒情风味和对内心生活的精确分析。他的戏剧和小说，尽管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不够全面，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也只提出了批评和讽刺，而没有触动到它的基础，但是通过个人情感的抒发，以及对法国社会某些阶层人物的生活和遭遇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貌，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特别是他所刻意描绘的所谓“世纪病”，在今天来看，还可以令人感觉到当时社会的某些人物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的彷徨和痛苦。

从创作过程来看，缪塞很早就接受了浪漫主义的美学观点，勇敢地打破了古典主义诗歌的陈规旧律，成为诗歌的革新者。他和雨果、戈蒂耶等著名诗人一起，给予当时的贵族思想和在文学上表现贵族观点的古典模仿者以猛烈的打击。一般说来，他初期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倾向和讽刺资产阶级现实的精神。但是，三十年代末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胜利和人民运动的衰落，对他起了消极的影响，使他的精神日益空虚，生活也越发不正常，他的创作也就越来越陷于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并且开始趋向于对现实妥协。到了四十年代末期，他的健康越来越坏，精神日见衰退，几乎再也写不出任何重要的作品。一八四八年及以后的事件，都没有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一八四七年，缪塞以前写的剧本突然流行起来，一八五二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但这时候已经接近他生命的黄昏了。

从缪塞的生活和思想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两者都是充满深刻的矛盾的。在生活上，他一方面谴责资产阶级的堕落腐化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自己又沉溺在这种生活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他曾经企图在其中找到所谓自由的爱情和个人的幸福，结果得到的却是无情的欺骗和冷酷的讥嘲。在思想上，他一方面反对旧的贵族社会道德，一方面又与当时已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现实格格不入。他既看不惯资产阶级社会充满庸俗、丑恶、自私和卑劣的风气，却又摆不脱这个现实。结果，便往往事与愿违，无法给自己找到光明的前途，徒然发出生不逢时的哀叹。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从反抗开始，其中免不了也有尖锐的个人矛盾和自我斗争，终于逐渐走上了和现实妥协的道路。他初期诗歌中明显的反封建思想和乐观精神，以及他后来作品中所表现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正是这种矛盾发展的真实反映。

二

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1836)，由五个部分构成。据说，作者当初原打算只写前三部，其余两部是在作者的哥哥保尔·德·缪塞的坚持下，才续写成的(事实上前三部可以独立成书，浪漫主义批评家圣伯夫也认为小说到此为止要好得多)。在小说的第一部，作为序幕的第一、二两章中，作者概括和分析了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波旁王朝复辟、封建反动势力重获胜利时法国的政治形势、思想动态和社会风习，指出了在这一时期内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现实。他们觉得过去光荣的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目前的社会充满庸俗、自私和黑暗，令人无法忍受，却又看不到未来的光明前途。因此在他们心中便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忧郁情绪。他们彷徨无主，怀疑一切，最后陷于悲观失望的深渊，只好染上当时社会的恶习，以颓废纵欲的荒唐行为来打发他们的青春。这便是作者所谓染上了“世纪病”的“世纪儿”所遭到的悲惨命运。作者在这里企图揭露“世纪病”的实质。所谓“世纪病”，它之所以产生，实际上是由于理想的丧失，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已成为对启蒙思想和大革命在人民心目中所引起的希望的辛辣讽刺，这就是造成这一代资产阶级有知识的青年悲观失望的根本原因。作者并企图说明所谓“世纪儿”是怎样一种人物，以及他们在人生中所遭受的是怎样一种痛苦。小说主人公沃达夫(一般认为他就是作者本人)便是作者要通过他来描写出自己的时代和所属阶级的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人物。这位青年主人公原是巴黎的一位花花公子，借父母的余荫过着悠闲的寄生生活，他在一次宴会上无意中发现他所热爱的情妇对他并不忠实，精神受到莫大打击，于是对一切都采取了怀疑的态度。为了摆脱失恋的痛苦，他投身于放荡生活的漩涡中，这便是他所谓染上“世纪病”的开始。

书中主要人物除沃达夫外，还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寡妇比莉斯·比埃松太太。一般认为她就是乔治·桑的化身。大家知道缪塞和乔治·桑的恋爱是一场悲剧，但是它对缪塞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比莉斯性情温柔，心地纯良，是一个具有宗教情操和稍微带有宗法思想的知识妇女。她爱好音乐、歌唱，喜欢花儿、鸟儿，和她的老姑母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在僻静的乡间，遇到了这样温静文雅的人物，曾经在热闹的欢乐场中遭到失恋痛苦的沃达夫，不久便对她发生了爱情。最初她装作不知道他的心事，后来却有意回避他，也许是借此来考验他的真诚。最后在一次林中散步时，她终于对他泄露了自己的爱情。

在第三部的末尾一章，作者以无上的热情和最大的欢乐心情，歌颂了爱情的胜利，表现爱情的无比威力，它使得一对相爱的恋人“对一切不相干的事物第一次予以关怀”，使他们从此“只以快乐的心情去看待一切”。在这部小说的第一、二两部里还有若干生活插曲，作者对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荒淫无耻和醉生梦死的生活，作了无情的揭露，例如戴尚奈和他的朋友们终日寻欢取乐，狂饮纵欲，并把自己的情妇当作物品般拿来任意赠送朋友。同时作者对当时下层社会的可怜人物的悲惨生活和不幸遭遇则寄予同情，例如作者描写了沃达夫对一个沦为娼妓的裁缝姑娘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至于小说主人公沃达夫和他的亲密朋友戴尚奈的两次长篇对话，更充分显示了在当时社会矛盾影响下所形成的犬儒主义人生观、怀疑主义以及悲观主义思想。这些人物在那时候的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中间确是具有典型性的。

三

从本书序幕部分，我们还可以看出缪塞对于他所处时代的感觉非常敏锐，对于事物的观察也十分深刻，他能够看出那时代的某些特征，而且具有概括和分析历史事件的才能。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也能作出冷静而正确的评价。例如他对拿破仑本人有时很向往，把他比做恺撒，但对他的穷兵黩武政策却加以谴责，他指出这位皇帝为了要做“全世界的主人，或只是半个世界的主人”，竟让欧洲七个民族互相厮杀，使千百万人民遭受浩劫。他还指出拿破仑“为了能够横行世界”，要“法国每年……贡献三十万青年”，“而最后他本人也不免在一个荒凉的孤岛上，在一个小山谷中的一株垂柳下，走到了自己的末路”。

缪塞指出法国王朝的复辟是欧洲反动势力最猖獗的时期，当时所有欧洲最反动的势力都集合起来，组成了“神圣同盟”以镇压和奴役欧洲人民：“听到他跌倒的声音，那些垂死的国家便从它们的病床上再度站起来，并且伸出了它们的钩形的巨爪，所有的大蜘蛛都一起走来宰割欧洲，把恺撒的红袍给自己改成小丑的戏装”。他还指出王政复辟不但未给人民带来自由，而是适得其反。当人民在听一个“手里拿着一张国王同人民双方签订的契约”的人在讲台上高呼自由的时候，竟然“感动得发抖；但在回家的途中，他们看见有人带着三只装有人头的筐子到克拉马墓场去：那是把自由这两个字说得太响亮了的三个青年人的脑袋”。

缪塞还察觉到人民是怎样痛恨和蔑视当时的统治阶级：“在这以前，人们已经看见不少人在憎恨贵族，痛斥教士，密谋反对国王；人们大声疾呼反对恶习和偏见；但是，看见人民对这一切予以嘲笑，却是件大新闻。如果有人看见一个贵族，或者一个教士，或者一个国王，从路上走过，那些从前曾参加过战争的农民，就会轻蔑地摇摇头说：‘啊!这个家伙吗，我们曾在某时某处看见过他，他从前是另一副嘴脸的。’当有人谈起王座和祭坛的时候，他们就答道：‘那不过是四块木板做成的东西；是我们把它钉起来，也是我们把它拆掉了的。’”

缪塞也深知人民对复辟政权的反动统治只是暂时忍耐，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并未收效；而且随时有爆发为反抗行动的可能。当有人对他们说：“人民，忘记过去吧，紧要的是耕种和服从，他们就会立即从他们的座位上站起来，接着人们就会听到一种钝重的响声。那是一把生了锈和缺了口的军刀，在一间茅屋的角落里被挪动时发出的声音。”

缪塞还预感到反动的专制统治终将被人民所推翻，人民必将获得解放和自由。但这是要付出重大的代价的，因此他向生活在未来的幸福社会的人民呼吁，要他们不忘记并同情曾经为他们幸福的未来而付出代价的人们。他说：“未来世纪的人民呵!当夏季炎热的日子，在祖国的绿色的田野上，你们扶着耕犁在劳动；……当你们揩拭你们安详的前额，用汗水举行神圣的洗礼的时候，你们将会举目远瞩你们那广阔的地平线，在那里，在人类的庄稼中，你们将不会看到有一茎比其它一茎更高的麦穗，而只看见在黄熟的麦穗中的车矢菊和雏菊。啊，自由的人们!……请回忆回忆我们这些将不在人世了的人吧；你们会说你们将要享受的安息，是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买来的；请你们比之哀怜你们的父辈，更多一点地哀怜我们吧”。

这是缪塞思想具有积极因素的一面，但是，我们知道缪塞的思想是充满矛盾的，他虽然预感到人民不会永远甘受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自由幸福的社会必将到来，但是，面临着王政复辟的现实他却感到迷惘，他说：“当时的局面是如此混乱，究竟何去何从?这就是那些充满活力和胆量的帝国的儿子、大革命的孙子们所面临的难题。”他又说：“过去的一切已不值得留恋，因为信心已经丧尽了；未来嘛，他们是喜爱的，但是，怎样的未来呢!就像毕马利翁·加拉特那样：对他们来说，未来像是一个大理石雕的情妇，他们在等候它的苏醒，盼望热血在它的血管里奔流。”未来既杳不可期，“最后，给他们留下的就只有现在了，而所谓世纪精神，黄昏的天使，它既不是黑夜也不是白天；他们看见它坐在一只装满骸骨的石灰囊上，把自己紧紧裹在利己主义者的大衣里，在可怕的严寒中发抖。”面对着如此阴森的现实，他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本世纪的一切毛病都来自两个原因，人民经过一七九三年和一八一四年，在心头上留下了两个创伤。过去所曾经存在的已不复存在，将来总要到来的尚未到来。”

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他感到彷徨无主，既看不惯资产阶级的丑恶现实，又不愿进一步像乔治·桑那样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这是缪塞在思想上发生无法克服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思想上消极性的一面。

从小说的第三部起，作者开始描写沃达夫和比莉斯的恋爱生活，特别是在最后两部更集中描写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细节；书中主人公沃达夫一方面热爱他的情人比莉斯，同时又怀疑她对自己不忠实；他一方面向她要求纯洁的爱情，但又不满足于这种爱情，反而责备比莉斯不能像他过去接触过的放荡女人那样来爱他，这都是他无力摆脱过去从放纵生活中受到的不良影响的结果，终于在他身上发展为一种变态的恋爱心理，从而使两人的爱情生活充满风波，他折磨了情人，也折磨了自己，使彼此都陷于痛苦的深渊，他既不能正常地爱她，又不愿意失掉她，因此企图以杀死爱人来摆脱痛苦，但是他终于在现实面前退却了。

四

缪塞的文学活动是多方面的，并且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成就，他不但在法国文学史上发生影响，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当他的戏剧《任性》在法国首次上演获得成功时，戈蒂耶曾著文加以颂扬。巴尔扎克在他的《论文学、戏剧和艺术的信》中评论缪塞的小说时，也曾指出缪塞作品的优点，承认他是确有才的作家，尽管他同时也指出了缪塞反映社会的面貌不够全面。左拉在谈到缪塞的文学活动时，则指出缪塞是法国伟大作家的继承人，认为他继承了拉伯雷、蒙田、拉封丹的遗产。在俄国，普希金曾经对他的初期诗歌集《西班牙与意大利故事》表示欣赏。普列汉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书中曾引《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中的段落作为说明法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最生动的文献。

缪塞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处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的生活和思想都有矛盾，那是不足为怪的。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冲突的结果，产生了缪塞的恋爱悲剧和人生悲剧。就他和乔治·桑的恋爱悲剧来说，其首要原因，无疑是由于思想分歧，两人性格的不同还是其次。事实上，尽管在反对资产阶级现实方面，尤其是在反对资产阶级婚姻制度上，他和乔治·桑有着共通之点，但乔治·桑却由于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进步力量的必然胜利具有信心，而缪塞则由于他的怀疑主义、悲观主义日益严重，不但对于改革社会的理想缺乏热情，甚至在现实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此两人爱情的破裂，乃是无可避免的。至于缪塞的人生悲剧，主要是由于他面对资产阶级的丑恶现实时，无力迈步前进，这是他对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现实发生幻灭的结果。他没有看出，变革社会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任务已落在当时业已登上历史舞台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肩上，相反，他对劳动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行动却显得畏惧。他甚至对劳动人民反抗暴政的正义行为有错误的看法。因此，这就阻塞了他通向新生活的道路，从而注定了他那悲剧性的一生。

缪塞的这部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名著的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除了思想方面的价值以外，在艺术上的高度成就也是应该肯定的。与他同时代的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圣伯夫曾在《两世界杂志》上著文说：“这本相当富有戏剧性的小说，结构很艺术，笔调轻盈，色彩鲜明，并且充满了激情”。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极其深刻的心理描写，尤其是对主人公在当时社会矛盾影响下形成的变态心理刻画入微，忠实地反映了主人公内心的矛盾、痛苦和激情，因此能够深入地表现沃达夫和比莉斯这类人物的悲剧关系，使作品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但是，沃达夫的恋爱心理，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变态的恋爱心理，他的多疑善妒、忧伤痛苦，又是与他的资产阶级个人占有欲分不开的。尽管他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中的虚伪和欺骗，但他把恋爱生活当作人生惟一的目的，实际上和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沃达夫无疑地是一个典型，但也只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没落的贵族子弟和放荡的资产阶级青年中的一个典型。历史证明，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当时法国先进阶级的青年，是走着不同的道路的。沃达夫感到生活没有前途，那是很自然的。他的从叛逆到妥协的发展过程，正是作者本人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影子。

欧洲十九世纪作家中有不少人的思想和作品是颇为复杂的，而缪塞也正是其中的一个。高尔基在论述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进步浪漫主义作家的时候，曾经指出：“他们都是自己阶级的叛逆者，自己阶级的‘浪子’，被资产阶级毁灭了的贵族，或者是从自己阶级窒人的氛围里突破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子弟，这一派欧洲文学家的著作对于我们有着双重的、无可争辩的价值。第一，是技术上的模范的文学作品；第二，是说明资产阶级的发展和瓦解的过程的文献，是这个阶级的叛逆者所创造的然而又批判地阐明它的生活、传统和行为的文献。”这一段话对于我们正确地了解缪塞和他的作品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梁均

一九六二年八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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