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阅读卡夫卡：多余的十诫
“我若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犹太人如是说。
“我想，我若是一个中国人，而且马上要回家的话……”一个说德语的、布拉格的犹太人卡夫卡，以虚拟的语气写道。
面对眼前具有东方情调的森林风景，又是写给爱人的书信，并且处于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中，卡夫卡，于 1916 年 5 月， 在一封写给未婚妻菲莉斯的明信片上，似乎要彻底放弃自己犹太人身份的本源，回到大自然这个根源，回应某种更为本能的召唤，竟然如此这般写道：
“人们终究无须崇拜泉源而消瘦，但在这样的森林里只能就地巡游。而此刻良辰美景经由静寂与空无、经由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的感受力而升华；反之那灰暗、庄重的天气则几乎毫无影响。我想，我若是一个中国人，而且马上要回家的话（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并且正在回家），也肯定过会儿就忍不住，再来这里重游。”
【第一道阅读法则或第一诫就出现了：不要随意地附会与延伸，阅读卡夫卡的语词与语句一定要停留在它的字面书写上，此表面上的书写纹理已经具有某种中国版画的纹路。比如，这“若是”（wäre）虚拟语气的着重符号标记（ä）就表明了某种悖论，这到底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呢？总是有着某种“好像”或“似乎”，而且此“好像”还不可消除。】
与小说的枯燥与反讽不同，卡夫卡在这个温泉疗养处，写到了树木与森林，这封明信片上的文字，与一封1916年5月14日的书信大约同时， 而在那封长长的书信中，卡夫卡写到了正在发生的世界大战与自己的神经疼痛，还自我追问道：“生命枝！我的生命枝长在何处，谁锯开了它？”在这次孤独的旅行中，卡夫卡写出了自己诗人一般充满爱意与温情的即兴遐想，而且他再次强调，尽管是在括号里，以略带戏谑的口气，重复强调了这个语句：
“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并且正在回家。”
何谓“从根本上”？为什么卡夫卡要说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他的“生命枝”要长在何处？而且，只有成为一个中国人，犹太人卡夫卡才可能“回家”？
回家，对于犹太人卡夫卡，似乎只有通过成为一个中国人，才可能！？
是的，也就是说，一个犹太人，从根本上，要成为一个中国人，他才可能回家。就在随后的1917—1918年，在大量阅读老庄道家文本的同时，在写作成熟的时刻，围绕《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写作，以“我们的民族”（unser Volk）与“我们中国人”（wir Chinesen）的口吻与笔调，卡夫卡展开了小说的叙事。写着写着，说着说着，卡夫卡好像就变成了一个中国人似的，一个中国学者似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中国情结”（China Komplex）或“中国动机”（chinesische Motive）？它还与19世纪以来欧洲神学家与汉学家们，尤其是德国文学家们，对于中国的好奇与想象有所不同 ，只有卡夫卡这个犹太人，第一次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性命攸关的是，他的生命枝要嫁接在中国文化的生命树上——他只有“成为”一个中国人，才可能回家！文学史上最为惊人的时刻出现了。
【由此出现阅读与思考卡夫卡写作所必须面对的第二道法则：不再有根基，不再有生命树，但又必须从生命树的根据上思考生命书写的嫁接手法。】
谁是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一个在布拉格说德语的现代犹太人，现在要成为“一个在布拉格的中国人”！他甚至认为，他的生命枝已经被切断，必须嫁接在中国文化的生命树上才可能余存。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在“卡夫卡式”（Kafkaesque）的书写中，乃是一种“余存”的关系（如同犹太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剩余者”［remainder］或“余外者”，在整体与部分的逻辑之外），犹太性与中国性本没有什么关系，这又是一种“多余”的关系（如同中国这个民族之为民族是一种“多余类”，在有余与无余的逻辑之外），但又是如此必不可少且无用的必然性关联，因为此余化的关联似乎并没有发生，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但这个现代犹太人卡夫卡还一直在悄悄改写着自己的身份，他要在写作中把自己“转化”为一个中国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冒险记与变形记？
从如此余存与多余的关联中，从如此无用的必然性关联中， 从如此不可能的关系中， 卡夫卡的写作也许从未完成，卡夫卡与中国，这将打开一个新的卡夫卡：未完成的卡夫卡式写作。
【于是出现了第三条阅读法则或第三根生命枝：如何在如此多余的关系中发现如此必需的余存？如何在看似如此无用的关联中找到不同生命彼此共存的必然性条件？】
甚至，卡夫卡在与密伦娜的交往中，认为自己是“最后的中国人”。此外，作为卡夫卡自己名字Kafka的一种变音式书写Kakanien（字面上省略了辅音f），是对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皇帝”的讽刺别名。这个王朝的官僚制度与中国儒家君主政权极为相似，可能这也导致了卡夫卡把《一道圣旨》中的中国帝王身份与自己名字以暗中重叠的方式书写出来—这就是一种从未写出之物，“最后的中国人”也是“最后的帝王”？诗人霍夫曼斯塔尔之前也写过《中国帝王说》，写到世界中心的天子被一道道围墙，即“长城”所围住，这也许暗示了卡夫卡对自己布拉格-犹太人身份的异质化。
对于熟悉犹太教喀巴拉神秘主义“生命树”隐秘复杂象征性意涵的卡夫卡而言，个体生命枝的折断与再生，需要嫁接在道家的生命树上？当然道教“太极图”的自身封闭性可能也不足以面对现代性的混沌冲击了，这需要什么样的魔法式纯语言书写？让喀巴拉充满天使灵知的“生命树”与中国老庄无何有之乡让人安眠的“无用之树”嫁接起来？如同卡夫卡自己写到的：“生命之树——生命的主人。”
【随之也出现了第四条戒律或第四道枝条：生命树在成为个体生命书写的主人时，其主权显露的时刻也必然是无用的。】
犹太人与中国人本不相关，甚至还是对立的。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指明了这个对立：“两者之中，哪一个才是更可相信的呢？是摩西呢，还是中国？”西方文化当然认为是摩西！
但现在，卡夫卡却要让犹太人转变为中国人，这是一次巧妙的“改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句子是被帕斯卡尔置于括号中的，随后的一句话也许更值得玩味：“这不是一个可以笼统看待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其中有些是蒙蔽人的，又有些是照亮人的。”甚至，帕斯卡尔还反对那种认为中国使人蒙昧不清的指控，认为中国也有明晰性与光亮可寻，值得去寻找。但这是什么光亮呢？对汉学和精神分析有过研究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娃也思考了这个问题，如何“细看”而不是笼统看中国，依然是巨大的挑战。中国人真的没有本质吗？西方人在欣赏中国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时如何看到其致命的缺陷？这难道不是一张“死皮”——“对生命过程既专制独裁又没能真正掌控”？对于卡夫卡，个体的书写，每日持久又无用的书写——不是为了发表，甚至是为了烧毁，如此在余烬上的书写，就是为了去除这层无处不在的“死皮”？
从根本上，这是一个“无关之联”或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一种不可能的关系，一种不可能的逻辑！也许，整个现代性的生命关联都处于这种“没有关系的关系”或“无关之联”的悖论中，一种现代性才出现的“X without X”的绝对悖论中。如同布朗肖接续卡夫卡的写作，如同德里达使之更为明确化的悖论逻辑或“双重约束”：必然有着关系，但也必然没有关系，无关之联，这是现代性最为根本的逻辑或最为普遍性的生存情态。
【此第五道法则与戒律异常诡异：一切表达都富有逻辑的严格性，但一切逻辑“也许”都是无用的，悖论是可解的，但悖论也是不可能解决的。这是 pas sans pas（无步之伐，step without step）， 乃至于 sans sans sans（绝无之绝，without with-out without）的吊诡播散逻辑（对应庄子的“无无”），在法语中这两种语句的诡异多变与不可确定性，也将贯穿在我们对于卡夫卡与道家的吊诡思考中，无疑这也是现代性最为吊诡的书写“逻辑”之一。】
“无关之联”：来自卡夫卡对老庄道家文本的仔细阅读，在并不可靠的传记——年轻崇拜者古斯塔夫·雅诺施的《卡夫卡对话录》中，写到了卡夫卡对老庄的着迷。对于我们，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去再次阅读卡夫卡很多日记中的格言与片段，寻觅一个犹太人转化为中国人的方式或道路。这需要我们有着双重的听力与敏感，因为卡夫卡的很多语句其实都受到老子与庄子思想的影响，这是异常微妙与巧妙的改写。这些改写——因为西方学者不能阅读中文，而中国研究者也有着对于卡夫卡德语改写的盲目——迄今为止，还一直没有被发现出来。
【这是第六道法则：阅读只能开始于一种假借之力，一种看似无用的助力，开始于彼此的盲点。但只有如此的行动，才可能得到天使的帮助！寻找卡夫卡文本中的新天使，将是无用的文学之令人着迷的冲动。】
这些语句，这些残碎的语句，一直在那里，如同一节节断裂的铁丝，一直在冰冷地燃烧。 是的，冰冷地燃烧，很少有人感受到它们矛盾的激烈性。在德语中，依然被冷冻着，有待于思想的触动而得以解冻。
一个尚未完成的卡夫卡，在走向广义的无用文学写作时，成为无用的教义之助力时，将更为明显。
卡夫卡与中国，这是我们阅读卡夫卡文本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何卡夫卡要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何只是在20世纪，一个现代犹太人要把自己转变为一个中国人才可能回家？为何还要成为一个半吊子的或自我嘲讽的中国学者— 一个准汉学家？一个学习了一半希伯来语，从翻译作品中学习了一点点中国智慧的人，当然只能是一个不合格的助手，一个有些笨拙的助手，但正是这样的“助手”才至为关键，才可能施行某种意外的转变。
而如此的转化与变形，有着什么样的现代性意义？它只是犹太人的需要吗？也许与之相应，一个中国人也要转化为一个犹太人？或者，一个德国人也要转变为犹太人？
如同现代化的中国，就是不断把自己的思想德国化，无论是中国哲学的德国古典化与现象学化，还是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化，如此多重的转化与变异（吊诡的问题是：这真的让 中国人的生命与精神结构改变了吗？）， 中国人不就有了一个德国式的脑袋？但是，20世纪德国的第三帝国却在杀戮犹太人。也许因为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大屠杀，他才认为只有从犹太人转变为中国人，或者德国人也转变为中国人，才可能避免大屠杀的发生？同时，我们中国人只有转变为犹太人， 才可能避免“文化大革命”的暴力？但这也许只是个一厢情愿的梦想与愿望而已。又或许，这就是卡夫卡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期待。
卡夫卡与中国，犹太人成为中国人，中国人成为犹太人。如果犹太人是“他者性”的化身，那么中国人则是“自然性”的化身。如果在列维纳斯那里面容是他者的显现，那么在中国人那里，则并非人性，而是自然山水画与花鸟画，或者就是汉字在书写时的面相。现在，他者性与自然性将发生感通与转化，如同女权主义有所梦想的转化，但这是不可能的关系，这是不可能的转化。然而，这是现代性重写中最为惊人的梦想，它可能已经发生在卡夫卡的写作世界中，它需要再次被书写出来，它在卡夫卡的文本里，却从未成为研究的主题。如果有着所谓的阅读，它将如同本雅明所言：这是去发现从未写出之物，这是去发现一种生命转化的变形记，发现一种无用的文学。
【卡夫卡与中国，只有同时带着双重的目光—中国道家的神秘主义与犹太教喀巴拉的神秘主义，且带着中国人与犹太人“无关之联”的吊诡关系，我们才可能发现这些语句的奇特之处，才能进入卡夫卡神奇的书写世界，成为一个勉强合格的书写备忘录的“助手”。】
这些片段主要来自卡夫卡 1917 年左右的日记。 从 1916 年冬天开始，卡夫卡就在约 80 页的八开笔记本上写作（中文见《卡夫卡全集》第 5 卷），其中的格言被友人勃罗德编辑出来，大约作于1917年10月19日至1918年2月26日，有近百条是卡夫卡自己选择出来的（这些条目是卡夫卡自己编写的，但标题《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则是勃罗德所加）。这些语句一直在那里，因为我们缺乏准确的问题与视角，它们在那里却并没有显出自己的峥嵘——“不可摧毁之物”的信仰及其存在的解放：
“理论上存在一种完美的幸福可能性：相信心中的不可摧毁性，但不去追求它。”
——没有此不可摧毁之物的信念，不会有真正的信仰，如果有着弥赛亚，那是对此不可摧毁之物的见证。但是，如此的弥赛亚又是多余与无用的，因为有此信仰，却不去追求它。不去追求，乃是让此信念不去试图成为夸耀，也不去外在实现，以免导致破坏，去摧毁其他事物。这是弥赛亚信仰的彻底个体内在化？这是弥赛亚的无用，这是无用的神学。
【由此出现阅读的第七道法则：阅读卡夫卡的著作，乃是对此不可摧毁之物信念的唤醒，但不要去运用此信念，否则会成为偶像崇拜。无论是文学的还是神学的偶像崇拜，甚至连荒诞与虚妄的崇拜也不允许。】
1917 年，也许可以被称为卡夫卡的“成熟之年”或“创伤年代”，甚至是“转折之年”，其格言体的写作方式，严峻自我反思的准确提炼与提纯，让卡夫卡在语言表达与思想悖论上达到了极端的自觉。而其转折的标记，也许还来自《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写作，也许就来自中国老庄的激发。
如此断片化与日记式的写作方式，看起来就如同德国浪漫派所要求的断片式写作，以日记的笔记本方式，也便于日常携带。卡夫卡随时写下这些短句与长句，断断续续，有的如同散文，有的还是对话，甚至就是小说的片段与雏形，形成了一种个体化的“杂文式”写作，就如同“浪漫”这个词的原意本来应该是混杂多样的总汇诗，作为潜能的有机体，只是萌芽的种子，甚至一直处于某种拒绝成为作品的原则，即写作本身以无作与无用为条件。这些笔记本上还有：涂鸦，谜一样的姓名、地址，信件草稿，已经完成的作品的关键词清单，撕下与调换的页面，粘贴上去的纸条……以至于根本无法整理，或者按照德国研究者的洞见：这其实也是暗示“分段修建的体系”的不可能成功，或者说此种工作方式的“无用”——也许如此的断片写作方式，就来自卡夫卡臆想中国长城建造的方式，卡夫卡似乎把一种中国式的总体生存运作模式转化成了一种普遍化的文本写作方式，即，卡夫卡以一种道家无用论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整个写作，无论是文体还是问题，卡夫卡以此针对自己玻璃球游戏方法的不适当，而如此拼贴的方法当然也好似一个笨拙助手的拼凑了。直到最后，承认自己的失败，烧毁自己的手稿，使其不成为作品，以见证一种无用的书写，为了无用的文学，卡夫卡式的写作已经在灰烬或余灰上完成。也许1920年代的鲁迅也有着同样的“混杂式书写”的痕迹（这也是“杂文”式书写的现代性文体特征？）。
而且，在刚刚开始写这些笔记时，卡夫卡还写了一个梦或者一个不是小说的小说，即一个中国人来访，这个中国人说着不被听懂的语言，引起好奇，他还逃避梦中的“我”，“我”抓住他的丝绸腰才把他抓回来。这是一个小个子的“学者”，这个开始时的梦似乎预示了整个卡夫卡写作的“中国梦”—— 期待得到一个中国神秘学者（也许就是一个笨拙助手）帮助的梦。
【这是阅读的第八道法则：只能以“断片式”或“分段修建”的方式去阅读，一切需要重新裁剪与拼贴，并没有现存已经完成的文本，一切有待于到来的阅读者以自己的问题去重组。】
道家的方法只是“助力”，道家化的解读只是“助手式”或“协助式”的备忘录准备，如同柏拉图的纯粹哲学真理其实需要帮助，不可能直接传达，现代人也不可能从古代直接获取真理。在卡夫卡与雅诺施的对话涉及老庄的段落中，卡夫卡明确指出了只有在此时此地，人们才能获得真理或者失去真理，而且并没有任何现存的指导原则，通向真理的道路并没有时刻表，任何开方子的行为本身就是倒退，就是怀疑，因而是歧路的开始；唯一的出发点，就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需要被帮助。就如同卡夫卡异常彻底地认定：“在你与世界的争斗中，你要为世界充当帮手。”
中国学界的卡夫卡研究不是没有注意到卡夫卡与中国文化以及老庄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深入分析这些语句中隐含的个人化“经验改写”（卡夫卡如何面对个体的虚无经验？），也没有将其展开为一种根本的“解读原则”（道家的无用论如何改写犹太教塔木德的解经学？）， 更没有提高为一种普遍性的现代性问题及其“原理变异”（在彼此的变形记中是否可以化解现代性的暴力？）。卡夫卡式的道家或犹太的道家化在于：经验改写——解读原则——原理变异，都集中于对“无用”的重新思考。当然，这只是助力而已，只是某种隐含着的默化力量。 一切都要变异，但一切还是无用。如同英国汉学家亚瑟·威利曾经对伽内蒂所言的， 卡夫卡有着“自然化的道家主义”倾向。
我们这些研究者，如同卡夫卡很多日记中即兴书写的断片故事都在描绘的一些苦苦研究的学生与经师，仅仅是助手，我们的所有解读，也总是显得笨拙无比，甚至显得愚蠢，只是尽量不让自己的鼻子挡住自己前行之路的视线，不让自己的脚绊住自己的上路。
【阅读的第九道法则出现了：看似笨拙的助手，也许最能带来助力，也只有承认自身的愚蠢，智慧的交流才可能发生，反讽就成为杂文书写的先在条件。】
在一个丧失了真理的世界，有着无数的真实，甚至是残酷的现实处境，但如此残酷的“真实”处境，甚至是个体不可治愈的痛苦，却并不通向“真理”。即，即便是巨大的灾难，就 如同卡夫卡已经预感到的即将来临的大屠杀，如此可怕的灾难事件，也并不具有真理性的内涵。
这就是现代性生存的悖论：有着切身的受难，但这是无用的受难，此受难无法通向真理；真实并不意味着真理，连痛苦的真实都无法通向真理。卡夫卡的写作乃是对此处境最为彻底的揭示，那文学写作的真理性内涵何在？任何寓意写作也只是教义的残骸或者剩余物，但此最后的剩余物则是那不可摧毁的信念，在真实与真理之间，只有一点点差别，如同那要来临的救赎世界与这个丑恶世界之间的那一点点差异，就是此“不可摧毁”的信念。
【这里的任一解释学原则，尽管有时候声音稍微显得刺耳响亮，但只是个体苦思后的某种发泄，仅仅是道路上的临时停顿与持久踌躇，只是表明某种探路的路标而已。卡夫卡唯一害怕的是不耐烦与懒惰，如同布朗肖敏锐感受到的生存情调。文学的写作与阅读并没有道与路可走，只有在路上足够的踌躇与犹豫，足够的停留与停顿，切莫着急与不耐烦，阅读的耐心是唯一的标准。】
“我想，我若是一个中国人，而且马上要回家的话。”卡夫卡锤打着自己的内心如是说。
在德里达式书写《明信片》的意义上，写在这张明信片上的话语，可能从未抵达过西方思想界的领地，当然它的信息可能也从未被“我们中国人”接收到，它一直还在漂浮与传递之中，它可能已经字迹模糊了，几乎不可读了。
这个写在明信片上的“卡夫卡与中国”的关联是否真的存在过？所有看到的读者一扫而过，可能都读得太快了，它不得不等待一场“新的诉讼”，不得不接受新的空无之锤打。
【这是阅读的第十条法则：不可能成为作品，写作一开始就以拒绝作品为条件。这些文字在那里，却从未被以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或不可读之读的方式去解读，无用之为大用，“用无用”，乃是一种新的阅读方式。】
那在卡夫卡生前尚未完成的写作，将继续保持其未完成性，将走向一种无用的文学；而无用的文学并不存在，它只是隐藏在断片被重新连接的时刻；无用的文学并不存在，只是在重写中，在死灰或余烬点燃的时刻；阅读，不过是去发现这从未写出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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