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惊奇》（精装插图本）是“中国古典小说藏本（精装插图本）”中的一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即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整理与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陆续出版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古典小说作品。这些作品的整理者，均为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如聂绀弩、张友鸾、张友鹤、张慧剑、黄肃秋、顾学颉、陈迩冬、戴鸿森、启功、冯其庸、袁世硕、朱其铠、李伯齐等，他们精心的校勘、标点、注释使这些读本成为影响几代读者的经典。“中国古典小说藏本（精装插图本）”丛书将这些优秀的经典之作集结在一起，再次进行全面细致的修订和编校，以期更加完善；所选插图为名家绘画或精美绣像，如孙温绘《红楼梦》、孙继芳绘《镜花缘》、金协中绘《三国演义》、程十髮绘《儒林外史》等，以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前言
凌濛初所撰《二刻拍案惊奇》，是继《拍案惊奇》之后的又一部拟话本短篇小说集。这两部书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均相同，故人们习惯上常合称之为“二拍”。“二拍”与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齐名，但二者也有所不同。“三言”基本上是宋、元、明已有话本的总集，文字上虽也经过润饰加工，而着力在编。“二拍”则是拟话本的专集，着力在撰，正如孙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所云：“凌氏的拟话本小说，得力处在于选择话题，借一事而构设意象。往往本事在原书中不过数十字，记叙旧闻，了无意趣。在小说则清谈娓娓，文逾数千。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化神奇于臭腐，易阴惨为阳舒，其功力亦实等于创作。”
“三言”与“二拍”的先后出现，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明代中叶以后，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开始萌芽，农业生产有了商品化的趋向，而冶炼、铸造、船舶、纺织、印染、刺绣、陶瓷、造纸、印刷等等诸行业的手工业作坊大量涌现，导致城镇人口的急剧增加，市民阶层空前壮大。“三言”“二拍”的出现，正是适应了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而产生的，并且带有明显的商品性质。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又于《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说：“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前言二刻拍案惊奇”可见在“二拍”的撰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书贾的怂恿、鼓励和支持，书贾与作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密切而稳定的合作关系。书贾自然要讲究盈利，他们发现，除了应试时文以瞄准士子群外，还有一个广大的市民阶层，也需要精神的食粮。市民中不乏识字的人，文化程度不高，诗词文赋看不懂，却又不满足于只是听书看戏，倒是这种通俗而又富有故事情节的话本、拟话本小说很适合他们的口味。于是书贾们积极寻觅编撰者以合作，“三言”“二拍”相继推出，“行世颇捷”，“一试之而效”，可谓炮炮打响，走俏市场。这似乎也可以称作是一种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如何将文学作品推向市场，“三言”“二拍”的有意识编撰，作了可贵的尝试，直接影响了明末清初此类小说的大量流通。仅此一点，不就很有意义么!
为适应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二刻拍案惊奇》的内容也有所侧重。
首先是对人欲的充分肯定。我们知道，城市的基本运作模式，是以交换为原则的商品经济。在当时，经商已成为热门，如卷三十七所云：“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囤积居奇，待价而售以牟取暴利，被认为是正当的资本积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欲望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这种欲望，有世俗的一面，例如卷十五云：“元来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不争银子，其馀诸事悭吝了。”与官府勾结，过宿娼的糜烂生活，追求这种人欲显然不足取。但“二刻”中表现最多的是维护自身价值、争取个性独立的一面。卷二写村童周国能精通棋道后，就对父母说：“儿既有此绝艺，便当挟此出游江湖间，料不须带着盘费走。”于是走南闯北，赢得了声誉。卷十七少女蜚娥“一向妆做男子”，为洗刷父亲的冤屈，京师也敢闯，“虽是路途遥远，孩儿弓矢可以防身。倘有甚么人盘问，凭着胸中见识，也支持得他过”。她对自己充满信心，以我为主，去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卷三十九中的神偷懒龙，“虽是个贼，煞是有义气”，戏弄官府，劫富济贫，总是独来独往，具有极大的自由性。在妇女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卷十一作者评论男女关系时有一段话：“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这种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批判，主张男女平等，表现人欲的思想，无疑具有民主性、进步性。
另外，市民阶层大多为农村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者，与农民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社会地位大抵相同，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奴役和压迫。揭露官府的黑暗，抨击贪官污吏的罪行，是“二刻”的又一大主题，约占三分之一的篇目。卷十有一句话：“衙门中没有一个肯不要赚钱的。”贪赃枉法成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通例。卷一的常州柳太守，就是个“极贪的性子”，为把洞庭山某寺所藏的白居易手抄《金刚经》弄到手，不惜唆使盗贼栽赃诬陷。卷四中的杨佥宪受了张廪生的贿赂，为绝后患，竟将张廪生及其四个仆人统统杀死。卷十二更对大儒朱熹的假公济私行为作了严厉批判，“为着成心上边，硬断一事，屈了一个下贱妇人”。在官与民的对立中，作者是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对不法官吏予以警告，对被压迫者寄予同情，这在本书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今日所见《二刻拍案惊奇》最早的刊行本，为崇祯五年(1632)尚友堂刻本。此刻本国内仅存残卷，所幸日本内阁文库尚藏有一部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予以影印，我们此次整理，即以这个影印本作为底本。但这个本子是否就是原刻本，还有疑问。因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说“聊复缀为四十则”，当为四十卷，均新编拟话本小说。而此本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与《拍案惊奇》重出，卷四十《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又非小说，实仅存小说三十八卷，与作者之说不符。在没有新的发现之前，这个本子尚属最完整的本子。
这次整理本书的原则，一如我们校注的《拍案惊奇》，尽量保持原刻的面貌，除明显的错夺予以订正外，一些虽有不畅却勉强可通的地方，一律不作改动。文中露骨的个别淫秽文字，则酌予删节。繁体字、异体字均改排为相应的简化字和通行字，而对一些明人小说中的习惯用字则不加改动。如“那”，有时通“哪”，有时通“挪”；“总然”即今之“纵然”；“持疑”即今之“迟疑”。必要时在注解中加以说明。
本书校释，初由岳翁陈迩冬先生担任，殊料不久便一病不起，校释工作只好由我来接替。翁在病中一直关注着本书的整理工作，但最终也未能看到出版，谨以此书作为对他的纪念。
在《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校注过程中，吸收了王古鲁先生和章培恒先生不少研究成果，在此说明并致谢。另外也得到了顾学颉先生和王利器先生的指教，人民文学出版社戴鸿森、陈新、弥松颐诸先生均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别是责任编辑陈建根先生逐字逐句地正错夺，修订错误，查寻资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郭隽杰
1993年11月于北京西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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