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二王著作疑案考实_虞万里著_9787544472920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著《高邮王氏四种》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名著。上世纪初，王国维从罗振玉所购得之王氏遗稿中发现“念孙案”涂改为“家大人曰”，遂致疑《经义述闻》引之说为念孙归美，由此引起《述闻》乃至《王氏四种》著作权纷争。本书从存世二王残稿入手，揭示其创稿时原始形式；统计、分析《王氏四种》著作中父子“案”、“曰”用语之形成与比例，以见父子分工与合作细节；抉发《王氏四种》著作中互相关联条目，以证明父子之说厘然不紊。更从王念孙疏证《广雅》，发明就古音以求古义之规律，并欲推而广之实施其周秦经典正譌计划，与引之共著《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著述过程始终以王念孙为主，父子分头由校勘而考证，撰成初稿、定稿，而后各司一书，汇总两人之说。凡己说用“案”（“念孙案”和“引之谨案”），他说用“曰”（“引之曰”和“家大人曰”）。二王著作之精义在以古音求古义，就此意义立论，王念孙既有发明权又有著作权，王引之则仅有著作权，父子之间并不存在归美与攘窃。通过对六七千条考订文字之梳理，使一百年来王氏著作之疑案得以彻底澄清。

《述闻》非引之所著之疑，啓于王国维。一九三○年刘盼遂撰《高邮王氏父子著述考》，于《述闻》一书下云乃师在天津见王石臞手稿中有将“念孙案”改为“家大人曰”者，刘氏遂推衍《述闻》中凡有“家大人曰”者皆石臞札记原稿，而为引之所改。复引王念孙《与宋小城书》自云“于公余之暇，惟耽小学，《经义述闻》而外，拟作《读书杂记》”云云，遂谓“此《经义述闻》为石臞所着，伯申则略入己说而名为己作之切证也”。刘说一出，时在校释《吕氏春秋》之许维遹，即关注于此，意有同感，乃藉《郝兰皋夫妇年谱》中于郝懿行为王照圆赴白云观借校《道藏》本《列仙传》事云：《吕氏春秋杂志》中“引之曰”者多为念孙所校，声援刘说，以为“其痕迹不可掩矣”。四五十年后，台湾张文彬博士论文为《高邮王氏父子学记》，曾著文归纳刘盼遂之说为七条，并一一驳之，谓“《经义述闻》者，述闻经义于父之谓也”，“属王引之所撰，本无疑义”。世纪之交，李宗焜整理《高邮王氏父子手稿》时，对此观点略有涉及，并不以刘说为然。二○○五年，陈鸿森更校覈《经义杂志》与《经义述闻》“家大人曰”文字差别，《述闻》初刻、二刻、三刻异同，王引之出仕行历等，综合考虑，乃谓“《述闻》三刻本较二刻本所增诸条，其实多出王念孙之手”[1]。二○○八年，张锦少首先关注史语所所藏王念孙《吕氏春秋》校本，李宗焜因撰《王念孙批校本〈吕氏春秋〉后案》，复就王引之在《王氏四种》中著作权予以申论。近年张锦少以“新见王念孙古籍校本研究计划”为题，对存世所见王念孙校本展开细密研究，陆续撰写出多篇论文，重新肯定《述闻》与《经传释词》为王引之所撰。

观诸家所论所辨，皆以刊刻成文之文献对照校覈，就其异同而定从违，即由果而溯因，宜其歧出纷纭，难有决断。若能由因而果，即由校勘典籍始，而后摘录可申发之字词或短语以成条目，而后引据疏证，而后合成全书，则认识或许会改观。唯作者谢世二百年，原稿散佚，尠有存者，此一过程难以复原。幸有罗振玉所购残稿，略存鳞爪，可窥一斑。

[1]陈鸿森《阮元刊刻古韵廿一部相关故实辨正——兼论〈经义述闻〉作者疑案》，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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