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风》是关于温州的人文丛书，书名沿用民国时期由刘绍宽、夏承焘等人编辑出版的文化读物。一年两本，秉承可读可靠、新史料新史观、地方角度全国视野的编辑理念。这本为第十七集，分专题、记忆、笔记、档案等几个栏目。

籀园百年 


二〇一九年，温州市图书馆迎来百年华诞。我们谨刊出一组纪念文章，以表感恩之心、庆贺之情。 
一百年来，温图不仅在地方文献收集整理方面居功至伟，而且为文化惠民作出了应有贡献。 
百年籀园，是这座城市的文脉所在，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家园。 
百年籀园，是这座城市的智慧之灯，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 
从另一个层面而言，我更赞同德宝兄文章所论，温图的创办表明了地方意识的兴起，实为用现代方式构想永嘉文脉。在省内，仅绍兴图书馆创办时间比温图要早，这或可佐证温州在开放进程中的文化先行。 
一座城市常见有几个百年商号，但难得有一个文化老字号。如何接续这一股文脉，亮起这一盏明灯，呵护，善待，更要有担当和作为，读者、主政者各负其责。

方韶毅，一九七〇年代生人。资深媒体人、爱书人。现任《温州人》杂志副总编。近年来致力于研究民国人物及地方文化，著有《民国文化隐者录》，编有《伍叔傥集》《吴鹭山集》《曼髯三论》《过来人言》等，策划主编《瓯风》已十六集，在读书界略有影响。

专题 永嘉文脉的建构者 潘德宝 01 籀缘 陈光熙 09 馆缘?人缘 金柏东 18 那些年的那些人和那些书 ——中华书局版温图日记出版琐忆 张玉亮 25 乐为他人做嫁衣 马斗全 31 感恩温图 邵余安34 记忆 新闻记者工作十二年 陈则之 40 苏步青先生为平阳中学题写校名（外一篇） 陈旭光 82 奇人高人俞龙孙 刘文起 93 乘鹤归飞真淡宕 健言犹在最书生 ——怀念张乘健先生 陈　意 107 忆沙老话剑丹 徐宗帅 116 我家旧事 黄令嬿 124 我的如诗时光 陈　纬 128 人物 旷怀淡定的不倦智者 陆　坚 140 夏承焘与上海古籍出版社 高克勤 163 想起次恺 方韶毅 183 笔记 《黄体芳集》增订余渖 德　宝 201 序跋 民国不幸雁荡幸 ——序《民国雁荡山游记》 傅国涌 209 档案 一九一一年《温州事情上海领事报告》 孙　孺 216 编后 籀园百年 附：众筹名单

民国不幸雁荡幸 
——序《民国雁荡山游记》 
傅国涌 
 
        故乡雁荡山傲然屹立在帝国的漫漫长夜中，有记忆痕迹的也至少在一千年，甚至一千五百年以上，自我少年时代起，我就不断地读到雁荡到底是晋代发现、唐代发现还是宋代发现的讨论文章，而与我挨得最近的并不是帝国雁荡，而是民国雁荡，虽然我生时，民国在大陆谢幕已有十八年，但民国的气息仍充满了整座山，民国短暂的数十年间，雁荡才真正广为人知，不仅因为晚清时就进了小学国文教科书，更是因为解甲归来的蒋叔南，近二十年致力于雁荡的建设，大量的文人名流、显贵名将入山游览，雁荡开始为世人瞩目，学生的足迹也多有抵达，我家所在的谢公岭脚、东石梁洞、迎客僧那时也是人们必到之处。出现在许多作家、画家的笔下。自清康熙年间，我的祖先从福建长汀移居此地，二百多年过去了。故乡依然贫瘠而荒凉，唯有青山秀水、石头绿树，年复一年滋养着一代代山民。我是石头之子、雁荡山之子，我与民国的对话，其实早在少年时就已开启，只是当时没有自觉的意识而已。 
        卓永君是一九八一年生人，比我年轻多，我们同在一山却方言不通，他是芙蓉岭底人，对雁荡山有着深厚情感，筚路蓝缕，用力多年，收集了大量民国时期的雁荡山游记，搜罗之广，在我有限的视野中，似乎尚无人可及。他嘱我写几句话，我想到的即是雁荡山之子与民国的对话。我生于雁荡山，长于雁荡山，又在民国史中浸了二十多年，民国和雁荡几乎都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虽然如此，我读民国时代那么多游山客写下的游记，依然心存感念，如果不是他们的莅临，将山外大世界的气息带进来，也将雁荡山水之间的呼吸带回去，或化为笔下的文字，山中的小世界将是何等寂寞，仿佛一年年寂寞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的踯躅花，或是秋天里会开放的桃花，那些花为元代文学家、与我邻村的李孝光见过，也被明代大臣章纶见过，写下了《牡丹亭》的汤显祖见过，或许徐霞客他们也见过。 
        令我感到亲切的是，我笔下的人物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这些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人，都曾来过我的故乡，蔡元培、李书华，先后两任北大校长来过，晚清民国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阮元、傅增湘、康有为、林纾、屈映光、吴稚晖、莫德惠、孙科、邵元冲……陈诚、顾祝同、罗卓英等将军，还有植物学家胡先骕、教育家黄炎培、作家郁达夫、《大公报》记者萧乾、画家黄宾虹、张大千、潘天寿他们都来过。我小时候盘桓在山中，常常在石头上摸到他们刻下的字，或大或小，仿佛岁月都磨损不了他们的字迹。 
        一九二四年，康有为经过我出生的山村，为东石梁洞留下了“天然第一”四个字，与他同行的屈映光写了“石虹洞”三个隶书大字，就刻在洞口，是我自幼就熟悉的。以翻译西方小说名噪一时的林纾林琴南，为东石梁洞留下了一幅美好的青绿山水画。我为此还专门去买了一巨册大开本的《林纾书画集》，可是并没有这一幅，只有灵峰的北斗洞。 
        丝丝缕缕，所有的一切都慢慢连在了一起，我生于斯的小世界、石头世界是与外面无比辽阔的大世界连在一起的，我活在一九六七年以后的时空中，我也活在未曾亲历过的民国，甚至更遥远的农耕帝国时代，一如沈括来时、徐霞客来时，或者李孝光、章纶在世的时空也是我所拥有的。爱默生说历史，有一神来之笔，心灵为“一”，同为人类，我与古人、近人心意相通。当我读他们的文字、触摸他们的石刻，时间从来不是障碍。我读林纾、黄炎培、萧乾、陈适等人的文字，他们笔下的迎客僧、石梁洞、二灵一龙都与我童年、少年的轨迹几乎重合。他们走过的石子路，登过的谢公岭、马鞍岭，他们抚摸过的石头，注视过的奇峰秀水，对于我都是生命中与生俱来的。 
        他们是游山客，而我是山中所生，山中长大，山中的日月星辰、风云雨雾都与我同在。郁达夫笔下天柱峰头的月亮，岂不是我千百次浸在其中的山中月亮，一次次照亮过我夜行路的月亮。日兵犯境时，一代词学家夏承焘先生和他的学生陈适曾在山中长住，体验更深，他们是温州人、乐清人，与雁荡近在咫尺，也沾了山的灵气，如同南宋状元、诗人王十朋和“永嘉四灵”之一的翁卷也算半个雁荡山人。可惜了，朱自清到温州不足一年，向慕瓯江的潮、雁山的云，也只能在温州中学校歌的开头写一句“雁山云影”。他只到过瑞安的梅雨潭和永嘉的白水漈，未能亲睹雁山云影。而我自幼时起，朝朝暮暮与雁山的云影为伴二十来年。即使出生在温州瞿溪的琦君，雁荡山对于她也一直只是一个名词，她念念不忘恩师夏承焘先生对她念叨过的“春游天台，秋游雁荡”。直到晚年，她才悄悄地来了一趟雁荡，她对陪同的人说，她想在雁荡住上半年，写出已构思好的一部小说。这个意愿也太奢侈了。 
        与他们相比，我又何幸，将近五十二年前那个隐晦、寒冷的冬天，我在山中降生。离蒋叔南殁于石门潭已三十三年，那一年我父亲六岁，我母亲要到次年才出生。那也是郁达夫、黄炎培他们进山的年份，离抗日战争的爆发仅仅三年，离民国的花在老大陆的历史舞台上凋谢不足十五年。 
        雁山宕水之间，到处是民国留下的刻痕，摸一摸石头就知道。我小时候，深恨生在石头丛中，什么也没有，满眼都是石头。雁荡，是就水而言。如果就石而言，则可称雁宕。宕者，石也。与其称为大雁的故乡，不如说是石头的故乡。现在我才明白，有了石头就够了。 
        呜呼，石头。石头可以建造金字塔、石头城，石头可以铺就通向罗马的条条大道。更重要的当然是石头可以补天，石头可以释放出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石头可以孕育出足以传世的文学和哲学作品《西游记》《红楼梦》，以及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 
        雁荡的石头不一样，雁荡山的石头可以刻下沈括的名字，可以刻下康有为、张元济、蔡元培他们的名字，也刻着许多我不知道的人名，即使未能刻上名字的贩夫走卒，与王侯将相、文人墨客在石头的面前也是一律平等。有的人只是用身体和心灵触摸过这些石头。陈诚将军一九三七年春天从故乡青田来到雁荡，只是匆匆一瞥，这些石头并未在他日记中留下神奇的记载。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则给雁荡留下了一段极高的评价：  
  奇峰怪石，不可胜数，散布于平畴杂岭之间，占广大之区域者，雁荡是也。 
  奇峰怪石，不可胜数，高下矗布，翕聚而为崇高之大山者，黄山与华岳是也。 
  奇峰怪石，不可胜数，夹江列阵，亘数百里，如岳家军之不可撼者，三峡是也。 
  奇峰怪石，不可胜数，如泰西人之象戏，植高蹲之子棋，布局于郊原者，桂林阳翔是也。 
  关以外与滇之边不与焉，域中山岳之至奇者，尽于此五矣。古人所谓此实造化小儿糖担中之玩物，非寻常丘陵峰峦比也。 
  若夫号称名山者，自皆各有其一得之奇：如天台之石梁崩泻，匡庐之五老屹峙，峨眉之蛇倒退，方山之云水洞，诸如此类，亦竟他山无两；然未尝能称奇峰怪石，不可胜数也。 
  雁荡多数以二灵为最胜；灵岩区域之上折瀑，以余所目击，似在大小龙湫以上。 
  雁山旅社居二灵之间，去上折瀑又仅隔尺咫，可谓居一山之胜矣；而起居之适，食饮之美，
  取值之廉，尤令人快意，真不负雁荡而足为东道主矣。 
 这番话写在李书华的笔记本上，与德国人毕士敦所言几乎吻合。 
 民国三十八年，确乎太短了。 
 于民国十四年谢世的孙文未及来，不过他儿子孙科来了，同行的有傅秉常、梁寒操这些人，在灵峰真际寺前，孙科种了一片桂花在石头之间，石头中开不出桂花，人心中总是能开出花来。蒋中正没有来过，却在戎马倥偬中将昔日袍泽蒋叔南的游记作为枕边书。他们在辛亥革命时同在上海陈英士的麾下。 
 民国不幸雁荡幸。 
 民国雁荡，鼎盛时期是在一九三四年前的十七八年，那是蒋叔南建设雁荡、从事名山事业的时代。在他身后延续到一九三七年，雁荡道上，各界名流、画家、作家、教育家依然络绎不绝。年轻的诗人卞之琳和小说家师陀也曾到山里写作。《大公报》年轻记者萧乾的雁荡行，可以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奉胡政之之命，悄悄以普通游山客的身份进山，为《大公报》上海版采写长篇山水通讯。 
 民族不幸名山幸。 
 因雁荡山高谷深、地瘠民贫，在日寇兵锋未临前，这里成了世外桃源，杭州、温州、乐清等地的学校，以此为避寇之处，夏承焘先生本来在浙大龙泉校区执教，也来山中避寇，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雁荡山意外地迎来了一个教育的黄金时代。夏承焘日记和吴鹭山的《雁荡诗话》，特别是陈适的长篇散文《雁荡十月》留下的痕迹皆足以证明。战争曾让雁荡山的游客几乎绝迹，接待过许多名流贵人的雁山旅社因此关门，却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是莘莘学子，读书声响彻山间，从此旅社做了学校。宗文中学从杭州搬来，瓯海中学分部、乐清师范学校等也相继搬来，夏承焘、陈适以及年轻的王伯敏，在山水之间读书填词、作文弹奏，我的历史老师盛笃周先生一生不忘他是宗文中学的学生，在他的旧体诗词中不断回望战时雁荡岁月，他的少年读书时光。抗战岁月的盛况随胜利而消失，而我少年的生命却因老师的缘故直接与那个时代连接在一起。 
 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有一篇《雁荡兵气》，则因我高二的语文老师滕万林先生是他当时的学生，而多了几分亲近感。他的《山河岁月》初稿油印本即在此问世，就是梁漱溟、邓子琴他们读过的那个版本。从一九四八年的春天到秋天，他在私立淮南中学（我的母校雁荡中学前身）教国文。其时，三五支队时有出没，淮南中学也因“赤化”嫌疑遭到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解散。胡兰成目睹了异样的风景。那已是民国时光的尾巴。巴黎大学留学归来，曾任浙江省民政厅长、浙大法学院院长的阮毅成，一九四九年七月离开大陆前留下的《浙江名山纪游：雁荡山》，似乎就是为了告别——  
 我第一次在雁荡，适逢月半。秋高气爽，月光圆满。坐在小龙湫前面，听瀑布的水声。那时正值东南半壁，陷于敌手。兄弟朋友，散处四方。因月思人，独多怀想。第二次在雁荡，则适逢大风大雨。我从灵峰走往灵岩，因为是春天，雨淋在身上，并不难受。雨后看大龙湫，水势特大，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概。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初稿， 
十一月十四日改于杭州国语书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