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发“粮本”的是秦始皇
    什么叫票证？据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的“票证”条目解释，票证就是：“由有关部门发的购买某些物品等的凭证，如我国曾经使用过的粮票、油票、布票等。”
    票证不是现代才有，也不是共和国成立后才出现，而是古已有之。因为过去没有专门的记载和研究，今天人们只能从历史相关资料中追寻其踪迹。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历代王朝对此一向重视。中国□早是在秦朝出现了票证，这就是类似于粮本的“食者籍”。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载：“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应是太字）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雠食者籍。”这段话大意是：各县太仓（粮库）上报领取口粮人员的名籍和其他费用，就与每年的账簿同时缴送，都官应在每年结账时核对领取口粮人员的名籍。
    这就说明了秦朝统一中国后，人民（至少一部分人）的粮食由国家分配，发给食者籍，并凭此到粮库领取粮食。这“食者籍”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计口给粮的粮本。
    历代王朝对有功之臣“赐金（即铜）百斤，粮千石”，这些赏赐都不是当场发给实物，而是皇帝下旨由户部出具凭证交给受赏者，向国库领取。这些凭证就是领物票证。
    说到粮食票证，无论是本子（籍）形式或单片票、券形式，□初发放、使用的对象主要是上层社会的贵族、权臣，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流通的扩大，发放、使用票证不断从上层社会向民间演变。到了宋朝，所发放和使用的“粮票”可以说□典型□广泛，它的性质和功能基本上已接近现代粮票。
    我国古代粮食的生产和需求，地区之间很不平衡，南方地区盛产谷物稻米，粮食富庶，北方地区产粮不多，有的地区甚至不产粮食。北宋，为了鼓励商人南粮北运，政府招募一些商人贩运粮食，并在边境地区设站收购粮食。按市价收购，但结算不付现金，而是发给等额的一种叫“要券”、又称“交引”的代金券，贩粮商人拿到“要券”，可以到京师开封或东南各地换取食盐、缗钱（金属铸钱）或其他如药材、香料等物品。另外在军队中也发行“要券”。军队的“要券”分两种：一种是对内地军士发放的叫“熟券”；另一种发给边境卫戍军士使用的叫“生券”。这两种券都是定额领粮券，所不同的是“熟券”所领到的粮要比“生券”所拿到的粮多一些。“要券”的发放起到了三个作用：一是促进了商品特别是粮食的流通，平衡了粮食产需矛盾；二是稳定了粮价，有利于安定民心；三是方便了商人，保障了经商安全。过去，大批量粮食交售，换来的是大量现金（铸钱），沉重、显眼，途中携带很不安全，如今采用要券，便于携带，具有上述三个作用的优点，故而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从此，“要券”的发行和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从边区扩大到其他地区和其他商贸活动。
    根据文字记载，中国自秦代以来，历代政府都建立粮库（太仓），逢到灾荒之年，就开仓赈济。不过在手续上并不是一听到饥荒，就立即把粮食送下去，直接发到饥民手里，而是要经过报灾、勘灾、审户（确定受灾程度、受灾范围、划定灾情等级、地区和受灾人口）作出决定后才核定放粮总额，开仓拨粮，调运到受灾地区，这中间要经过很多手续环节。就是粮食到了灾区也不是见人就给，要多少给多少，而是按照户籍计口发票，凭票给粮。宋朝赈灾发放的票证有两种，一种是谷票，另一种是粥票。粥票是临时急赈，面对的灾区已是饿殍遍野，很多人都是奄奄一息，于是采取临时施粥急救，排队发票，一人一票，一张票一勺（或一碗）粥。“谷票”刚县按户计口发给定量票证。
    赈济施粮还见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有施粥，就像《锁麟囊》中卢府施粥的场景一样，施舍米粥，直接发给饥民。这是一种情况。也有发放赈灾米票，票上注明使用时间和领米地点。如图，图中米票印有“凭票给白米贰升正，在无锡周新镇慎余堂本仓厅领取，期至明年二月底为限，宣统二年十二月日给”，下具“慎余堂周”。很明显，这是地方民间富户发出的一张赈济定额粮票。
    二、“官酱园”的由来
    解放前，无论城市或者乡镇，街上的油酱店或者酿造坊，门墙上都有一个大大的“官”字，有的在石库门粉墙上写着“官酱园”三个字，白底黑字，字体大得占满了整个粉墙，每个字足有一人多高。像20世纪30年代，曾被称为上海酱油大王的张云逸开设在福建路张崇新、新闸路酱园弄（在今黄河路）张振新和南市张鼎新酱园，“官酱园”三个字其面积要超过招牌字好几倍。西藏中路芝罘路（近北京路）转角处有一家万康宏酱园（也是张云逸开），“万康宏”三个招牌字写在门楣上字体不大，并不醒目，“官酱园”三个字顶天立地占了整个石库门墙，东西南北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的顾客，里许之外都能看到。
    酱园前面为什么要写个“官”字，“官酱园”三个字为什么要写得特别大呢？说来话长，这就牵涉盐的经营问题。
    盐，仅次于粮食，同样是人人要用，在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用必需品，盐的生产和交易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早在春秋时期，管仲相齐桓公，兴盐铁之利，国家对食盐的生产、销售和买卖加以管理，开中国食盐税法之始。齐国于是富强，称霸诸侯。秦统一中国后，盐税均由诸侯王国征收。到了西汉，汉武帝为了北部边疆的防御，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全部官运官销。
    宋神宗时，东南地区实行盐钞法，商人向官府进货购买盐，先要拿现钱向官府购买“盐钞”，凭钞向盐仓领取盐。“盐钞”就是凭以领取食盐的“票证”。为什么不用现钱直接购买食盐而先要买钞，凭钞取盐？原来，国家向老百姓销售的食盐，要收取“盐税”，为了保证这项税收不漏，规定商人购盐贩盐先要购钞，凭钞领盐，这样，在盐还未到消费者手中，税就全部收缴了。盐钞既包含盐的“价款”又包含盐税。□初，盐钞的印发数量是同盐产量衔接平衡的。但是商贩购买盐钞与提领盐有一个时间差，这就是说在同时间卖出的盐钞数量大大地大于提走的食盐数量，这就给官方提供了一个聚敛的门道，增发盐钞，逐步发展到滥发盐钞，使钞与盐严重地失衡，盐商买进盐钞往往提不到食盐。结果便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政府发行的盐钞在盐商中失去了信用，盐商贩盐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二是盐价提高，官方在盐的经营中可以获得极为丰厚的利润（即暴利），这就鼓励了盐民（制盐者）私卖（卖私）、消费者买私（盐）。所谓私盐，就是盐民煮就的食盐不缴官府，直接流人市场销售。这招致朝廷采取更严厉的手段管理食盐流通。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蔡京创行“盐引法”，用官袋装盐，限定斤重，封印为记，一袋为一引，编立引目号簿。商人缴纳包括税款在内的盐价款领（买）“引”，凭“引”核对号簿支盐运销。这“引”是固定重量，印明官府标签，并有封口印记。不是这种袋（引）装的盐，不是官方卖出的，就属于私盐，官方就要缉私。这项措施推行之初确实大大限制了私盐的流通，但为时不久就受到破坏，因为大量的“走私”食盐都是官商勾结，由管理盐场的盐官流出来的。朝廷推出办法限制“卖私”、“私卖”，人们总有办法来破坏这种限制。譬如原来盐引法规定：“引分长引短引。长引行销外路，限期一年；短引行销本路，限期一季。到期盐未售完，即行毁引，盐没于官。”盐官同商贩勾结，就会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搞提前售完，把“引袋”的盐分散到油酱酿坊（大的酿坊多数由盐商开设），让大量“引袋”腾出来，回到盐场再装散盐，打上封口、日期，又可大大方方运输出来。“引袋”反而成为“私盐”的护身符。这时，官方又想出了一条控制零售渠道的办法，即卖盐的商店必须申请政府批准允许卖盐的执照。于是，食盐的流通全部为官方所控制，形成官买官销（类似现代的统购统销）的体制。盐民生产的盐，全部官买，商人贩卖先要向官方购买包括税款在内的代价证券（盐钞、“交引”），凭票证提货、流通。凭专卖执照销售，没有票、证、执照，贩运、销售的盐一律被视为私盐，买卖双方，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因此，一些得到执照获准经营的商店，为招徕生意，消除顾客疑虑，就在门墙上刷上“官酱园”三个字，其意思就是告诉顾客，我们这爿酱园是官办、官营或者是官方允准，出售的是官盐不是私盐。油、盐、酱、醋是开门七件事中的四大件，天天要用，每餐必备，属于家庭主妇当家之物。因此日常需要到酱园零拷、零买油盐酱醋者大都是家庭妇女或由她派遣的孩童。在旧社会，劳动妇女、孩童多数都未读过书或者读书不多，识字很少，他们上街购物往往认的是商店门前的标记。这就是在油酱店作为店标的“官酱园”三个字特别大的重要原因。
    由于盐的经营管理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官买、官营、官销，买券（钞）购盐，凭证运销，不同的年代，看似有些变化，实际上也只有形式和叫法上的不同。譬如，官销有时被称作“专卖”，那么谁在专卖，进一步了解，原来是国家专卖，这就与官营在性质上并无不同。由于官买、官营、官销这个根本性的购销体制未变，所以“官酱园”三个大字也长期留存，一直到建国后的1956年，经社会主义改造，私营企业都已公私合营，这三个字才失去意义，从此油酱店门前再也见不到它们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