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加入了美国科学促进会旗下《科学》周刊的新闻部。我被安排写作有关科学事务的报道，我将要面对的，是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我要写的，并非关于科学的内容，而是科学中的政治。
这两者当然差别巨大，尽管它们不无关联。科学的内容存在于研究和实验的过程和结果中，而政治则存在于人、研究机构和研究过程当中，由他们来决定要研究什么，由谁、在何处、在何种情况下进行研究，以及研究结果将被用来做什么。科学的内容，集中在实验室里，而有关科学的政治，则在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科学的实质内容，是科学的根本。但是，政治除了被科学独特的传统所影响的部分则不是科学所独有。就像农业、军事、劳工、商业或民权运动一样，科学当中也存在既得利益、精英、受压迫者、同盟者、老板，以及爱恨情仇。科学政治与其他政治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倒是科学政治更隐蔽些，而且在我看来，通常更加斯文，也许从威廉·华兹华斯那里借用一句话来形容它会很合适：虽有充沛的力量去惩罚、去征服，但它不粗粝、不刺耳。
无论如何，这本书是有关科学政治的。不过，即使是这一点也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一下。它是关于科学的一个特定的部分纯科学（pure science）的，或者如它经常被称为的，是关于基础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的。本书只限于纯科学，原因有两个。首先，我在《科学》杂志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纯科学的政治上，这本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年我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其次，非纯科学即应用科学和技术的政治已经在报刊和各种大部头的研究著作中获得了很多有力的关注。空间、原子能和军事技术等不会缺少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虽然我在研究中也接触到了许多前人的研究，但我相信在纯科学的政治方面还有一些重要的领域迄今为止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一本关于科学与政府的书，擅自把它加入此类已经过于臃肿的书籍清单当中。
阅读这份清单的大部分内容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在科学和政府这个主题上占主导地位的有两个思想流派。第一个我称之为纯洁之孕主义（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ist），第二个我称之为腐败主义（the Corruptionist）。前者普遍看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科学与政府关系日益紧密中的智慧、精华和必然性，而后者则看到从内部对财政资金的掠夺和对民主程序的篡夺。
作为纯洁之孕主义的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物理学院院长哈维·布鲁克斯的话，他写道：在基础科学家中，在科学信誉和优先权的问题上，有一个受到整个科学界强力认可和约束的、严厉的道德准则。在向政府提供科学建议的客观性上，它提供了一个虽不成文、但受到类似认可和约束的准则榜样……如果说有任何有关科学问题的政策观点占主导地位的话，这也是由事件的逻辑而非由任何一群特定的顾问所强加的。①
另外一派的例子则是芝加哥大学前校长罗伯特·哈钦斯，他指出：基于长期痛苦的观察，我的观点是，教授们做得比其他人要更差一些，而科学家则比其他教授更差一些……很少有科学欺诈行为，这是因为科学家可以每天欺骗他的妻子、他的同事、大学校长和杂货商，再进行科学欺诈的话可就愚不可及了……一个科学家所受的教育有限。当他35岁时，他的学位论文为他赢得诺贝尔奖，他突然变得无所事事……除了耗尽余生变成自己所讨厌的人之外，他别无选择。②
我的目的不是采纳或探究上述任何一种观点，而是既不带尊敬的态度，也无玩世不恭心态，去研究纯科学的政治，以确定它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转的。
丹尼尔·S·格林伯格
1967年7月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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